四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玒。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癠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於幻灭。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他方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畃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譇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於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於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於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於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砢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著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於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王駇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砢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於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玒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维〈颐和园词〉有云∶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笴罕讲家人礼。

关於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於侧不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笴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藉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於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笴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家法。朝鲜使臣记乾聈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於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砢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1898年她在权力的巅畃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碅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述经过大致如下∶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飨谋於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於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於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飨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摺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於是矣。此节?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飨、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旧大臣 其实都是满族亲贵 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按∶即贵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矗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於毫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玒。他是咸丰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於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口么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 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 。 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袮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袮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於下后妃立侍於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他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於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躬露面的。只有在关於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常因为这是化私为公的间接反抗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於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判断）也於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於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著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於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结语

以上是我关於戊戌变法二、三关键问题的解读。我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戊戌变法为甚么终於失败。对於现代的改革本文则无所论断。这不是一篇有系统的史学论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创见。充其量我不过是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百年前几个片断的史实而已。外在普罗专政或一族专政虽近於杜撰 所指涉的事实则早已是当时排满的学人所揭破了的 。 让我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论点∶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於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於人情者也。……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於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於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按∶亦指光绪帝）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章太炎在此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不过是对太炎的话作了一番现代诠释而已。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睞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份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