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中国的自身经验与儒家天下思想的新开展

毫无疑问，现代中国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建构起来的实在。这个建构过程本身就孕育了现代中国的自身经验，这个经验本身其实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既存的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历史状况下的新的运用与展开。

所谓现代中国，区别于传统中国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一个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权性的范畴，它要求将领土、主权和人民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物”来理解。所谓的不可侵略、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语词，都是这种法权意识的表达。

五四运动之前的陈独秀尚不知中国是众多国家之一国这一在今日连三岁小孩都耳熟能详的现象， 说明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巨大差异。严格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是通过天下思想而得以矗立起来的一个文化形态与文明形态，而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理解。与今日不同，国家不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也不是人们政治想象的依托所在。从荀子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分辨国与天下的思想传统，相对于国家，天下展示了一个更为宏阔的政治文化境域，这与希腊的邦国以及由邦国空间扩展而形成的帝国都不太一样。在这个大的脉络来看，可以说，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是一个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一点，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已经有所论述，他的论述后来成为一个支配着现代中国兴起的主导性想象图景。

在《从民族国家到天下：天下思想的未来遗产》一文中，我对这个图景展开了质疑。

当然，并不能说这个描述不正确，而是指这一线性的历史演进描述或者两个阶段的替代性描述虽然揭示了历史过程的主导性面向，但同时也掩盖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被描述为从天下所代表的文明形态向着民族国家的主权中国的演进过程中，天下并没有完全，也不可能、不应该消失，或者被替代，而是作为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背景域”或者“边缘域”而存在，以至于这个动态的边缘域与处在中心的民族国家也时时处在动态的交互过程之中，并不时地进入到中心事物的自身规定性之中，从而深刻地影响化育了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征。这个特殊性征在很多现象上有所表现，例如与天下相关的大同思想进入到社会主义论说中，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朝向后国家时代的思想形态，不期然地被运用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去，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被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推动，以非民族国家的话语动员进行民族国家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话语，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的话语，等等，都是如此。在它们之中，隐藏着儒家传统的天下思想意识的参与。由于天下思想意识在背景视域中的推动，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自身内部发生的革命（民族国家内部的革命），而同时包含着世界革命的内容。按照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协定，社会主义中国与社会主义苏联有个世界革命的分工，欧洲的革命由斯大林主管，而毛泽东则主要领导亚洲的革命。中国革命没有像欧洲的现代兴起那样，将自身之外的世界降低为自由经济的猎取肥料与殖民对象。这与近年来“民族复兴”的论调相比，似乎显示了更宏大的抱负。

可以从思想的维度审视中国的现代革命历程。在中国现代革命话语中，有两大基本话语系统，一方面是共产国家的革命话语系统，一方面中华民国的革命话语系统。在这两大话语系统中，出现了两条关于中国道路的构想：一条是国民党的新民本主义道路，它在孙中山及其后继者戴季陶的三民主义论说中得到了成熟的表达；一条是由毛泽东所建立并得以表达的延安道路。这两条道路中都包含着儒学思想的质素。三民主义的道路可以说是民本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扩展，民本被作了扩展性的理解，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戴季陶否认共产主义理论家对中国革命的阶级性理解，相反，他认为三民主义是接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孙中山的道统，其责任是“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戴季陶强调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连续性，应该是接续道统而不是断裂、放弃道统的活动，这是个很重要的意识，它与五四运动中的断裂性的新旧观有着极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因素在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中的核心位置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能因此说戴季陶的理论就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事实上，在瞿秋白对他的批评中，我们看到了如下的表述：“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中国的帝国主义”，特别注意如下的批评：

“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是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以上批评，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戴季陶在建设民族国家思路中的天下思想元素。戴季陶问题意识在于，他看到世界的经济问题与文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其对世界的承担也就是与天下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作为大国的中国在进行民族建国时必不能回避的问题，而民族建国的最终问题不是瞿秋白所谓的经济问题，而是中华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普遍化的建构问题，也就是其从地方性知识上升转化为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的问题，只有如此，作为“世界的中国”，才能在“中国的世界”中加以确立。这一思想与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所积极追求的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意识是一脉相通的。

就延安道路及作为其表述形式的共产主义革命话语而言，天下思想的置换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将天下思想中的天命范畴转化为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将天下转换为具有神圣意味的人民或者群众。就后一方面而言，替天行道就具体落实在为人民服务。人民作为不朽的神圣道德共同体，是所有事业与道德的终极尺度，与此相应，传统社会中的“天子”在延安道路与共产国家话语中演化为“人民的儿子”。中国革命的某些经验在人民的观念意识中一再被唤起，几千年的天道－天下的文化记忆与思想经验也得以一次次再现。与这一切相适应的是，天命的倾听与敬畏被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民就是天命的现实经验形态，群众又是人民的位格形式，这样就不难理解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身是依靠什么力量得以上升为大纲*法的。单单通过行政权力，它是并不能确立其正当性的。因为，这里蕴含着某种宗教性与道德性的力量，它远非行政权力所可比。在中国古代，自古就有一个“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传统，民心作为天命传达自身的载体，因而具有与天同样神圣的意义，在政治生活层面上的“知天命”，意味着了解民心民意民情。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群众路线，在骨子里传达了一个古老思想传统的久远回声，而儒家思想曾经是这个传统的最有力的表达者。值得注意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话语的制作与扩展过程，在新中国建国后，并没有导致两个对抗性的阶级集团及其冲突的加剧，相反，却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人民的一体性。这与阶级性的欧洲市民社会，将自身以外的斯拉夫社会和亚洲社会，或者欧洲之内的贱民和下等人排除在外的现象很不一样。正如韩毓海所指出的那样，早在孙文、李大钊那里，将“全体贱民”和“下等人”作为共同分享天下而生存的“人人”，包容在同一地平线上，就已经出现，以至于他们由此而得以从共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而从更为深远的脉络来看，这一现代现象与清代戴震的无个体的“天下一体”性的观念遥相呼应，连贯地显示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现代性之路。

天下思想的另一方面与个人有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以天下为己任”等，都传达了天下思想经验的个人因素，这就是个体生命中的天下责任或世界承担意识。古代既有将圣王称作天子的传统，也有将一切个人命名为“天之子”（《庄子?人间世》）、“天之徒”的传统，后一传统，把人从一个特定社会与国家的“臣民”、共同体成员提升到孟子所谓的“天民”层次上，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宇宙之子”。宇宙之子所承担的责任更大，也更为具体而微，可以在日用生活的瞬间得以展现，我曾经将这一责任形式，以全息的宇宙论为背景，概括为“个体地展现全体、当下地沟通天下”。

正是这一儒家的传统，导致了中国士大夫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那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虽然，在现代中国面临着传统的士大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意识在现代中国并没有消失，而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现代中国的知识人个体的心性结构中，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积淀与惯性而自身延续。所以，在民族建国的现代，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并没有受到民族国家框架的完全性宰制，而是形成了与一般性的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不同的心态景观。例如，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无论是失败还是胜利，韩国都显现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人们在心态反映上的单一性，而这在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位韩国教授看到世界杯足球赛的中国反映后，感叹地说，中国与韩国真的不一样，在这个时候，中国显示了大国的气象。

总而言之，我个人的看法是，现代中国决不仅仅是单一的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儒家思想的因素使得其更为复杂。近代主权性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诞生，是历史综合之势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必然发展；另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却不能作为现代中国完成自身、走向成熟状态的终点。主权性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自我保存的最低要求。尽管如此，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却是通过非民族国家话语实现的。无论是三民主义（新民本思想），还是延安道路（天下或大同话语的共产主义解释），其中都是在儒家思想这个背景视域中展开的。古典的天下思想并没有完全撤退，仍以某种方式进入中国的规定性。当然，这一切是以隐性的方式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