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主要是作为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和泄欲的玩物而存在。古代女性在暂时作稳女奴时，只能小心翼翼地用“三从四德”规范自己，做诗属文往往总是单方面向夫主频频传递爱意；在作不成女奴时，她们的创作一般也只限于在低徊中哀叹命运，不可能以平视乃至于俯视的姿态对男子作出道德审判。女奴的女性生存真相决定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根本无力从平等的人的立场出发来审视两性关系，不可能产生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爱意识。“五四”女性觉醒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

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自身性爱权利的确认上。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庐隐的《海滨故人》、白薇的《苏斐》等“五四”早期作品中，作为女主人公恋爱对象的男子，往往都是感伤忧郁的同学师友，而被否定的都是父母指定的权贵、富家子弟。在对小姐违抗父母之命、与书生私订终身这个古典恋爱模式的套用、改写中，“五四”早期女性文学通过直接的议论抒情，通过对大团圆结局的突破，从理性层面确立了爱情的神圣性，把它升华到追求生命自由意志的高度上来认识，由此超越了以往才子佳人对性爱的自发向往，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性爱权力的剥夺，表现出可贵的人的自觉。

除白薇外，早期的“五四”女作家一般并未着力去表现作为自由恋爱对象的书生与作为婚姻对象的权贵、富家子弟在思想气质方面的对峙，没有凸现书生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先进特质，同时也对恋爱男女内部的精神差异视而不见。与新时期女性文学寻找男子汉的倾向相反，冯沅君、庐隐没有让笔下女主人公隽华、露沙等对恋爱对象值不值得爱展开思考，一旦确立爱情，就让她们义无返顾地以母性情怀慰藉爱人。这一方面既表明“五四”早期女作家在初步确立现代女性特质时，首先是从传统母性的坚定顽强中汲取灵感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早期“五四”女性文学中的神圣爱情是带着一定的盲目性的。爱情内部可能有的种种危机，男子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下可能掩藏着的佳人慰藉才子的封建遗毒，都没有引起早期“五四”女作家的警觉。新式婚姻生活的具体模式也不在她们的思辨范围中。早期“五四”女作家在反抗父权、确立爱情神圣性的激情中，还无暇顾及爱情的内部问题。由于对恋爱男女的个性缺少具体构设，这一类文学往往存在人物形象模糊的缺点。

与确认爱情的神圣性相对，早期的“五四”女性文学还认同地表现了女性对异性求爱行为的恐惧。在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等作品中，女主人公面对自己不爱的男子，总把他们的求爱理解为算计，认为“他们是要抢着钓我的渔夫”[10]，由此感到生存之不易，而无法以每一个人都有爱、被爱和不爱的权利坦然相对。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仍有许多男子视女性为猎物的社会景况，也折射出女性刚刚挣脱男权镣铐、仍然惧怕受到伤害的弱者心态。这表明早期的“五四”女作家实际上还无力完全从平等的人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两性关系。

到“五四”后期，随着对爱情问题的深入辨析，凌叔华的短篇小说《再见》把书生—权贵相对立的性爱标准，从对子辈—父辈矛盾的附属关系中独立出来，赋予人格气质方面的具体内涵。超越知识分子与官僚的粗线条对立，从心灵、外表多方面综合思考女性性爱标准的是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既否定了徒有仪表美的凌吉士，也否定了一味忠厚可靠的苇弟。这二人都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但现代书生的名分已经不具备“五四”早期女性文学所赋予的神圣光环了。“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莎菲的这一段内心独白表明，现代女性对精神共鸣的要求也已经由恋爱立场的一致而发展为整个心灵的相知。女性呼唤男性的理解，只有在女性真正摆脱女奴的心灵阴影时才成为可能。它彻底改变了女性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历史，充分高扬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

清晰地审视异性对象，必然会瓦解爱情永恒的神话。“五四”后期的女性文学开始思考爱情保持的问题。凌叔华在小说《花之寺》中以温婉轻灵的笔墨对男子“同外边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的现象表示忧虑。《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通过蕴姊的死，对爱情不能持久的男子表示厌憎。白薇的诗剧《琳丽》则以丰富奇特的想象抒写女性爱情受挫时的心灵哀痛，鞭挞了“泛爱”的男子。尽管初次涉及这个问题，“五四”女作家还无法去作深入的人性探寻，却为后来的女性文学开启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性爱意识包含对性爱权利的确认，对异性对象的审视，还包含对爱情中灵与肉关系的思考。受封建“性不洁”观念的影响，“五四”初期的现代女作家，把爱情中灵的因素高扬到无比神圣的位置上，却不敢确认女性的感性欲望。甚至在郁达夫勇敢地叫出“性的苦闷”后，冯沅君的小说《隔绝》、《旅行》等，仍然把恋爱双方的禁欲视为爱情高尚纯洁的要素而引以为自豪。丁玲是第一个大胆正视女性的感性欲望、把灵与肉的统一确认为女性合理的性爱要求的女作家。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理直气壮地表现了女性内心灵、肉相冲突的情形。主人公莎菲在精神上鄙夷凌吉士，又为凌吉士的美丰仪所吸引，渴望他的红唇。莎菲最后离开俊美的凌吉士并不包含对女性感性欲望的排斥，而只是拒绝了灵、肉相分裂的的残缺的性爱。对女性感性欲望与深层精神共鸣要求的大胆张扬，从性爱意识的角度说明，现代女性只有到丁玲笔下才真正成长为成熟、完整的女人。中国女性文学至此才真正颠覆了封建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性的异化。基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多方位观照，莎菲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物典型。

从大胆肯定爱情的合理性，到逐步展开性爱标准的思考；从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女性文学在发展中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以此健全的性爱心理为基础，后来的女性文学才可能进一步去烛照女性性爱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异化现象。



“五四”女性怀着“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11]的理想，走向社会。封建男权传统、黑暗的社会现实阻碍着她们的脚步。她们以初步觉醒的青春女性情怀，关注社会人生，感受母女亲情，观照童心世界，体会同性情谊，追求现代爱情。她们歌唱理想，憧憬未来，也抚摸自身伤痛。对女性情怀的忠实抒写，使得“五四”女性文学别具纯真、热烈、柔美的青春特质，也时时弥漫着悲哀的时代气息。执著于青春女性情怀的自我表现，固然使它不具备深刻的理性力度，但第一次全面展示女性心迹，却是对封建男权传统的激烈否定，是对女性价值的热忱肯定，具有同时代男作家创作无法替代的思想、艺术价值。它总属于“五四”人的文学的范畴，具有鲜明的女性特色，但并非自觉的女性主义创作。在此基础上，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对女性人性的进一步探讨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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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71页。

[2] 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见《衡哲散文集?下》，开明书店1938年第一版。

[3] 冰心：《秋风秋雨愁煞人》，原载北京《晨报》1919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第七版，转摘自《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39页。

[4] 冰心：《往事（二）之八》，原载《小说月报》1924年7月第15卷第七号，转摘自《冰心全集?第二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77－180页。

[5] 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原载北京《晨报》1920年4月30日，见《冰心全集?第二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93页。

[6] 冰心：《繁星?一五九》，见《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279页。

[7]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载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

[8] 《小雨点》载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8号，而一般被误认为是中国第一篇作家创作的童话《小白船》（叶圣陶著）首次发表于1922年3月4日《儿童世界》周刊第1卷第9期上。

[9] 庐隐：《时代的牺牲者》，《庐隐选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324页。

[10] 庐隐：《或人的悲哀》，《庐隐选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176页。

[11] 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庐隐选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