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青春女性在心理上有依恋母亲的心理需求，同时也自然地有留恋童心、关心儿童世界的倾向。古代女性文学创作有不少都是青春女性的作品，其中却少有对自我童心的抒写、少有对儿童世界的描述。这是因为在封建父权文化中，儿童没有独立于封建家长之外的人格价值，有别于成年世故的童真世界都被当作应该以三纲五常迅速替代的荒蛮领地。生长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性作家，受主流思想意识的引导，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会极力压抑自己的童心，在文学创作中更是尽量隐匿起成长过程中未曾完全消失的童真。她们对儿童的关心往往也会转化成以礼教规范约束儿童，而很少去体察、表现儿童不同于成年人的内心活动。

“五四”时代的“儿童的发现”，扫除了阻隔在青春女性与童真世界之间的文化障碍。“五四”女作家首先从成年人的身份反顾儿童世界，从哲理和诗意的角度发出了深深的赞美之词。冰心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哲理诗《繁星》、《春水》与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爱的实现》中，她用混沌无知、纯净光明的儿童世界否定、感染精细复杂的成人世界。这显然受到老子、李贽、泰戈尔等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在哲理思考中，冰心的童心范围要比老子的婴儿境界、李贽的“童心”世界窄。它是纯粹属于儿童的真性情，并不包括成年人身上的童真之心。而且，冰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与他们不同。老子思考的主要是统治策略问题，李贽考虑的主要是人格修养问题，而冰心关怀的则主要是青年的精神解救问题。冰心认为拒绝知识、智慧可以摒弃烦恼，显然又更接近庄子的思维方式。所不同的是冰心把摒弃知识、智慧的态度确实地限定在儿童身上，在儿童总归要长成大人的客观规律面前就显得比推崇“坐忘”、“见独”的庄子更为无力了。冰心与泰戈尔的不同则在于，泰戈尔赞美儿童纯粹出于成年人对儿童的喜爱之心，并没有为成年人寻找精神解脱的直接功利性。思想上，冰心是综合继承东方文化传统而面对“五四”现实进行独立思考的。艺术上，冰心对儿童的哲理赞美又更多地受到《圣经》文学的影响。在哲理性的领悟中，她总赋予儿童以宗教般圣洁的气息，虽然她赞扬的并非上帝之子的自我牺牲精神。

“五四”女作家不仅从哲理和诗意的角度肯定儿童世界的纯净美好，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去深入探究儿童拙稚的内心世界、捕捉儿童生活中的天真童趣。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主要有冰心的短篇小说《离家的一年》、《寂寞》，散文《寄小读者》、《山中杂记》，陈衡哲的短篇小说《孟哥哥》。

这一类创作中，冰心、陈衡哲并不带多少教育儿童的功利目的，而是把儿童心灵看作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特世界，在细腻的描述中体验着儿童那一颗颗小小的心灵中的波澜。她们并未设置激烈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儿童心理，而是通过揭示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心理反应来展示儿童性格。她们把握儿童心理的独到之处也不在于对其某一特点作深入挖掘，而在于对儿童心态整体把握上的适度、逼真。显然，冰心更擅长于在相对单纯的背景上以清灵的笔触捕捉儿童生活中的诗意美，从而创造出清朗纯净的艺术境界；陈衡哲则并不回避儿童世界中的阴影，她更擅长于把儿童心理放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考察，进而创造出悠远深邃的意境。冰心的儿童小说是诗化小说，陈衡哲的儿童小说则是散文化的小说。

“五四”女作家尊重儿童天真的思维，同时也不忘教育儿童的职责。她们不是“拿‘圣贤经传’尽量的灌下去”[7]，去制造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而侧重于爱的启迪、美的熏陶，智力的开发，着力于把他们培养成为心灵健康、学识丰富的现代文明人。着意于这方面创作的“五四”女作家仍然是冰心、陈衡哲。

在散文《寄小读者》、《山中杂记》中，冰心以平等的态度、热情诚恳的心，把自己感受到的母爱、童真、自然美这些美好的东西叙说出来与小朋友共享，也推心置腹地向小朋友忏悔自己的过失，在对儿童的叙说中净化、升华自己的灵魂，满足自己渴望人类同情友爱、真诚相处的心灵渴求。其爱的教育、美的启迪点点滴滴都化作作者的真性情，通过打动儿童的情感而产生作用，与各种以师长面目出现的教训文字有天壤之别。

冰心以现代思想陶冶儿童的性情，陈衡哲的知识童话《小雨点》则把着重点放在开发儿童智力、帮助儿童认识客观世界上。《小雨点》是中国第一篇由作家创作的童话[8]。生动曲折的情节与心理描写相结合，知识性、趣味性与拟人化主人公形象的生动性相统一，显示了《小雨点》艺术上的成熟。这表明中国由作家创作的艺术童话虽然起步很晚，却是从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发展的。

“五四”女作家不仅怀着真挚的爱心歌唱儿童、表现儿童世界、教育引导儿童；而且还刻意捕捉成年女性心灵中不曾泯灭的童真，着意表现点缀、渗透着童心的女性世界。致力于表现这一内容的女作家主要有冰心、苏雪林、凌叔华。

冰心在创作中回味自己童心来复时的所感所行，表露的是心灵健康的青春少女在成长过程中也会眷恋童年生活的内心隐秘。童年在冰心的心灵中，代表着超越性别限制、超越社会俗规的率性而行。自我童心的流露表明冰心端庄静穆的少女情怀中原也蕴含着激越豪爽的性情。苏雪林的童心则表现为以童话思维改造女性世界。在散文集《绿天》中，她把一对青年夫妻比拟成相互逗趣、闹气的猫、鸽儿、蝴蝶、蜜蜂等，既保留了夫妻生活中和谐相爱的内涵，又滤去了性的色彩，显得纯真无邪。这并非从礼教出发否定人的食色本性，而是青春女性羞涩心理的自然体现。自叙性主人公恰是通过向童话世界的逃遁，否定了封建礼教对夫妻关系的限定、保留了女性的生命热忱。以童心渗透女性世界，也造成其散文情感单纯而任性的特点，由此产生特别丰富的想象，使得文章跌荡起伏、摇曳生姿，铸就了一种活泼单纯的艺术风格。

“五四”女作家和新文学的第一代男作家一起，第一次在超越家族传宗接代的意义上赞美、关怀、表现儿童世界，有力地反叛了封建父权文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创工作和最初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四”女性文学第一次在创作中大量展示女性的童真之心，则展示了青春女性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心灵真实，反抗了封建女性规范。无论是表现儿童世界，还是展示女性童真，“五四”女性文学都侧重于表现其美好纯洁的一面，而很少去揭示儿童心灵中丑恶的东西，很少去表现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障碍，更没有用阶级概念来侵蚀童真世界。这使得“五四”女性文学独具纯净美。“五四”女作家敏锐感受美好事物、热情憧憬未来的本真性情是令人羡慕的，虽然在洞察黑暗的深度上，她们难以与同时期的男作家、后代的女作家相比。

四

中国古代，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在实际生活中是被否定的，在文学创作中是被隐匿的。这是因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中，没有男人介入的女性生活侧面是没有意义的。“五四”女作家第一次在创作中大量抒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情谊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二是女性同性恋；三是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相互同情。

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在冰心与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笔下具有迥然相异的内质和表现形态。获益于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冰心明朗健全的心灵中没有受过封建男权的伤害，她对女性友情的呼唤不是旧营垒里的反戈一击，而是女性健康人性的自然流露，所以既没有由于周遭荒芜而产生的苍凉、孤寂，也没有清算历史、批判现实的冷峻、犀利，而具有令人羡慕的单纯、明亮。在小说《最后的安息》、散文《六一姊》中，冰心歌咏超越贫富界限的女性友谊，表现出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在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散文《好梦》、《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中，冰心又赋予女学生之间的友谊以“服务社会”、维系国际和平的理想基础。冰心正面发掘女性美好品格、表现女性之间真挚友情的热忱，压倒了展现女性与封建男权肉搏的热忱。即使是怀想与闰土处境相似的童年伙伴六一姊，冰心仍是侧重于赞美劳动妇女受礼教残害之余仍然保留着的人性美，而不是对受害者的精神病痛进行剖析、疗救。这种偏好固然使冰心对女性情谊的书写难以获得历史的纵深感，但那一道没有阴影的青春光彩却充分昭示了女性人性中的真善美，将永远滋润人心。

与此相对，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笔下的女性友谊却总弥漫着浓重的悲哀。这是因为“五四”初期，大学校园这个允许女性与男性一样求学、结友的地方还只是男权汪洋中的孤岛。觉醒的“五四”女性不能不强烈感受到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孤独。她们年轻稚嫩的心还无力与强大的男权力量相抗衡，同性友情，除体现女性摆脱女奴地位后的健康心理需求外，还是她们借以抵御周遭寒气的弱者同盟。而异性爱和婚姻又时时威胁着这个紧紧相抱的弱者同盟，使得这些代表历史正面力量、但暂时还处于弱势的女子面临着今后可能更加孤单无援的险恶处境。弱者面对无物之阵的怯惧使她们无力以更深的理性内省自己的心态、分析自己的处境，只能把情绪宣泄到女性弱者同盟的表面障碍上。这样，哀叹异性情爱、婚姻对女性友谊的侵害就成为庐隐等女作家反复咏叹的固定话题，使《海滨故人》等一系列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成为典型的宣泄性文本。这里，同性情谊实际上承载了“五四”女儿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压力。

女性弱者同盟发展的极端便是女性同性恋。“五四”时代，多数第一批冲出家庭牢笼的女性只是走到女子学校中，并没有立即走到一个男女可以完全自然交往的社会里，由于异性交往的相对匮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对自由，再加上对女性事业与婚姻难以两全处境的恐惧，有一部分女性的青春冲动就可能指向同性伙伴。庐隐的中篇小说《丽石的日记》、石评梅的散文《玉薇》、凌叔华的短篇小说《说有这么一回事》均以细腻的感情描写宽容地表现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情。她们固然把女性同性恋摆在不为社会所容的位置上，但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变态心理来揭示，而是把它作为青春女性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一种正常的特殊心态来表现，写出它在异性爱面前的无力，并把它的最终失败当作女性的一种人生痛苦来同情。它的不为社会所容是异性情爱、婚姻对它的自然瓦解，而不是新旧道德舆论的谴责、强制。这种宽容的态度既源于价值重建时代的思想自由，也源于作家对特定时代生活真相的忠实。此前、此后的中国文学中都没有对该主题作如此集中的表现。女性同性恋是“五四”女性文学中的一道特殊景观。它从一个层面表现了女性刚刚踏上解放之途时的特殊心态，同时也在对她们精神痛苦的理解中批判了从现实处境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压抑女性的不合理社会。

女性弱者同盟的另一种形式是受男性侮弄的女子之间的精神同盟。在庐隐的小说《兰田的怅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中，受男子朝三暮四行为侮弄的女性兰田、李秀贞、何仁夫人等，以人的眼光审视其他女子与自己恋人、丈夫的关系，已经不会再把自己的苦难迁怒于女性同类，而是自觉地与同受伤害的女性同胞结成精神同盟，相互慰藉。尽管这种受害女性间的弱者同盟，相对于猖獗的男权势力来说，还显得十分无力，根本不足以形成改变女性处境的现实力量。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思想内涵却是以往女性文学所不可能达到的。妻妾相安、共同服侍一个男子是女性的彻底奴化；妻对丈夫其他配偶的妒嫉是女性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未曾泯灭的自然反映；而受害女性之间相互同情则是女性人的意识完全觉醒之后的自觉行为，其中包含着对女性受男权奴役处境的明晰观照、包含着对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共同维护。受害女性同盟的软弱无力状态并不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的妥协，而是由于社会总体思想意识的落后，它包含着对把女性作为人的新时代的急切呼唤。作者无以慰藉作为悲剧角色的女性，只能说“唉，你诚然是时代的牺牲者，但是你不要忘了悲哀有更大的意义呵”[9]，并且把悲哀升华为最高形式的美。这实际上是作者面对女性人生困境时的无奈。

“五四”女作家表现女性同性情谊，是出于创作主体健全的爱心，出于对现代女性共同人生追求、共同尴尬处境的确认，她们的悲哀也是对现实和历史不合理性的否定，不是对人性本身的失望，因而总蕴含着理想和青春的热度，并没有世纪末的颓废、绝望。她们常常把对女性情谊的书写作为宣泄情绪、慰藉心灵的手段，由此造成创作总体上浓郁的抒情倾向，也带来概念化、人物性格模糊等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缺点，只有《六一姊》等少数篇章能克服这种缺憾。这使得她们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难以达到一个更深的审美层次。尽管有种种不足，“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现代眼光集中表现女性之间的相互情谊，开创了现代文学、女性文学中的一个崭新传统，其历史功绩仍然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