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五四”女作家虽然广泛关注社会现实，但其创作中表现最深刻、艺术创造最成功的，则是她们自己作为现代最先觉醒的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本文以中国女性文学和“五四”文学为背景，从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母女亲情、童心世界、女性情谊、性爱意识五个方面考察“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怀及其审美表现，从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学开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思想、艺术价值。认为“五四”女性文学虽然并非自觉的女性主义创作，但第一次全面展示现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权藩篱时的独特心声，却烛照出女性生活中许多始终不被注意的侧面，开启了女性文学的许多崭新话题，激烈否定了封建男权传统，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珍贵源头。
“五四”女作家主要有陈衡哲、冰心、冯沅君、庐隐、凌叔华、石评梅、苏雪林、陈学昭、陆晶清、白薇、濮舜卿以及丁玲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她们在理性观念上有自觉的妇女解放意识；而在深层心理上，其人生体验又呈丰富复杂的状态。她们虽然广泛关注“五四”社会现实，但其表现最深刻、艺术创造最成功的，则是她们自己作为现代最先觉醒的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本文从创作实践入手，着重考察“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怀及其审美表现，从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学开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思想、艺术价值。
一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决定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的妇女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绝大多数都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只有到“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成为先进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后，女性文学才第一次大量表现了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思考，使妇女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母题。
“五四”女作家大多数是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作家的生活视野决定了“五四”女性文学更着重于抒写女性初步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时的心路历程，而较为忽略她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现实情形。“五四”女作家在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时，首先表达了觉醒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表达了她们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同时也真实地袒露了她们追寻这个理想过程中的种种精神困惑。
女性要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收回自己把握命运的权利。第一位以昂扬的气度高唱把握命运之歌的现代女作家，是陈衡哲。“……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2]“造命”相对于“安命”和“怨命”而言，是主体对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的主动把握。这种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使陈衡哲的创作获得了刚健豪迈的力度，有别于偏重婉约的传统女性文学。在诗歌《鸟》、散文诗《老柏与野蔷薇》、《运河与扬子江》以及童话《小雨点》中，陈衡哲通过童话思维和象征手法的普遍运用，把激扬的浪漫主义情感外化为一系列具有高度生命自觉的拟人化动植物形象，达到了艺术地表现情感的审美基本要求。但简单的类比对照和随意的拟人化处理，也使其中多数艺术形象仍然跳不出作者思想情感传声筒的窠臼，显得单一、平面化。因而陈衡哲高唱“造命”之歌的创作难免质胜于文。
重新建构主动把握命运的现代心理范式，女性才可能以人的自觉去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五四”女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冰心将青年“牺牲自己服务社会”[3]的崇高理想凝聚成“灯台守”[4]的诗意形象，并由此升华出一种普泛的人生追求，认为“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
无论是冰心的形象化表达还是石评梅、陈学昭的直抒胸臆，“五四”女性文学对妇女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思考大都偏于诗意和空泛。她们以女性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激情关注社会，但对女性应该如何投身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与人民革命的时代主潮还无法作出任何具体的设想。与此相应，她们表达理想的创作往往向抒情、议论文体倾斜，在激情、议论的自由表达中回避事件、细节的描摹、想象。这点与后来“左联”和解放区文学对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描写形成鲜明对比。
“五四”女性一旦把服务社会的满腔热忱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往往陷入无法摆脱的苦闷。“五四”女性文学真实地袒露了觉醒女性的这一精神困境。这种困境首先是“五四”女性生存处境对其人生理想的抑制。初步觉醒的女性环顾周遭世界，发现至少有两道难以逾越的关坎阻止女性踏上社会公共领域。一道关坎是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另一道关坎是黑暗的社会现实。
集中思考女性由于不合理的家庭生活方式而陷入社会困境的女作家是冰心、庐隐、陈衡哲、凌叔华。冰心是站在觉醒男女相一致的立场上质问封建旧家庭的。巴金、曹禺、路翎等在揭露旧家庭中所倾泻的青春的热情和苦痛，均可在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中找到其最初的现代源头。庐隐、陈衡哲、凌叔华则更多地单独从女性角度，思考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事业的矛盾。由于缺少究根寻底的深层理性批判，她们都和笔下主人公一样，无力进一步溯本探源去质疑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只能或于痛苦的旋涡中渐渐憔悴下去，或在有所回避中寻找慰藉。但正是她们这不免幼稚的思考开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崭新传统，为新时期文学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深入探寻奠定了基础。
“五四”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阻碍女性踏上社会公共领域，也表明了黑暗的“五四”社会现实根本没有提供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可能。庐隐、石评梅、陈学昭、丁玲等都以大量的书信体、日记体创作倾诉对社会黑暗的痛切感受。她们笔下受挫青年─无论男女─的心态都明显地倾向于柔弱忧郁，而没有鲁迅、郁达夫等同时期男作家笔下主人公─如魏连殳、于质夫—的绝望、冷峻。这是因为，无论从觉醒者成长的历史看，还是从个人成长的历史看，这些女作家都不免年轻稚嫩。
觉醒女性在现实中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围困，难以踏上社会公共生活领地。现实中的不自由感必然会更深一层引起女性对生命不自由的形而上感受。“五四”女作家常常借描述人物心理在作品中展开大段的人生哲理讨论，这进一步形成了“五四”女性文学普遍的议论化、抒情化倾向。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便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大量抒写生命不自由的形而上感受，充分证明了中国女性在受封建男权压抑数千年后已经渐渐苏醒，并初步获得了独立的主体人格，能够以人的自觉来审视自身存在了。但另一方面，初步觉醒时期的青春稚嫩往往又限制了“五四”女作家的思想力度，使她们和笔下主人公普遍都无法将充满灵性的生命感悟当作理性思辨的起点，由此出发建构起自己的人生哲学。无论在正视绝望的深度上还是在反抗绝望的力度上，这些女作家都没能达到鲁迅等优秀思想家的理性高度。
在面对人生哲理的困惑上，冰心是女作家中的例外，也是“五四”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她接受了东方哲学的影响，从宇宙万物—无论其形态如何变化—精神上都是相结合的的感悟中寻找到了心灵归宿，认为“万全的爱”[5]是世界的本质。冰心把精神看作是超时空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她作品中所流露的广博爱心和乐观精神却默默地温暖了在黑暗中上下求索的青年的心，她庄严静穆的诗性情感和优美纯净的语言风格也使其创作在艺术提炼上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女作家。
从把握命运自我意识的觉醒到满怀豪情地要为社会服务，再到受困于家庭和社会的层层阻碍，以至于感受到生命不自由的苦痛，而去探寻人生的哲理，现代女性初次踏上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这一征程中的豪情与怯惧、觉悟与沉迷在“五四”女性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女性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过程中内心经历的抒写可谓源远流长。
二
“五四”女性要争回做人的权利，还必须必须摆脱父权专制，向父母要回自己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力。这样，父母作为压制青年爱情幸福的力量，必然处于被审问的位置。但由于天然的亲情联系，和初步觉醒者的稚嫩心态，父母同时又是“五四”青年无法割舍的心灵依靠。两类矛盾对立的情感互相牵扯，“五四”女作家暂时还无力从中整合出完整统一而又复杂多层的父亲形象，一般总是对青年与父亲的关系保持沉默，从而回避自己反叛父权与渴望父爱的心理矛盾。
与此相反，母亲形象、母女深情频频出现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成为创作的一个聚焦点。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五四”女性与母亲之间的事务联系和情感联系都远远大于她们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她们对女性处境的认识最初更是通过对母亲生存境遇的观照而产生。“五四”女作家虽然同样难以在心中整合出富有典型意义的母亲形象，但这并没有造成创作中母亲形象的失落，而是使得她们把创作的重心放在表现“五四”青年──尤其是女儿──对母亲的复杂情感上。
在冰心、冯沅君、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眼里，母亲首先是养育女儿、挚爱女儿的恩者。这些女作家很少去设置人生的紧要关头让母亲在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儿女的利益之间作出抉择，她们年轻的心也还未曾注意到母亲在孕育、分娩这些特殊时刻的艰辛困苦，而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中细腻地体察母亲对女儿的关怀。她们固然也通过描写聚散离合中的一些典型细节来表现母爱，但她们对母爱激荡自己心灵的抒写远远多于对母亲具体行为的描述。冰心创作在这点上最为典型。在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作品中，除悼亡散文《南归》一篇外，冰心极少涉及体现母亲爱心的生活细节，却在别后的思念中恣情歌唱母爱的超功利性和永恒性。
“五四”女作家不仅歌唱了母女之间诚挚的天然亲情，还把这种质朴的情感升华为抵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6]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一般都习惯于在精神苦闷的时候直接向母亲倾诉痛苦。尽管作为传统女性的母亲们一般都无法真正理解女儿的内心世界，更不具备引导女儿人生之路的思想素质，但亲密无私的母女之情遮盖过了思想上的巨大鸿沟，使慈母襟怀成为“五四”女儿最安全的心灵港湾。这与后来革命文学中，母女亲情常常通向人物思想觉悟的提高截然不同。由于思想上的差距，“五四”女作家向慈母倾诉痛苦的创作表面上是对话，实际上往往是独语。
冰心感受到母爱对女儿的心灵庇护，还推而广之把母爱看作是整个世界走向光明的精神动力。其推理逻辑虽然幼稚勉强，但把照耀历史的神圣光辉奉献给只有女性才具有的母爱上，却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胆反拨，是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热忱肯定。对母爱执著不倦的讴歌使冰心成为最富有代表性的母爱作家。
作为长期被困于旧家庭的传统女性，母亲不仅是女儿的庇护者，同时又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是无法反抗命运的弱者。“五四”女作家还以现代女性的觉悟去审视母亲作为家庭女奴的人生境遇，悲悯母辈的苦难。在苏雪林的小说《棘心》中，婆婆的外部压迫和自己的内心蒙昧把母亲钉在形同奴隶的位置上不得动弹，也不想动弹。对母亲苦难的认识，在苏雪林的创作中并没有指向对男权力量的直接抨击，没有指向对女性觉醒的热切呼唤，而是与同情、敬爱母亲的情感紧密相连。这说明此时苏雪林对封建男权的否定主要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凌叔华的短篇小说《一件喜事》则从一个六岁小女孩的视角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相：男权绞索勒在母亲辈女性的脖子上，逼迫她们在受伤害的时候还要作出欣喜的姿态，以掩饰一夫多妻制度的罪恶。另一篇小说《八月节》中，凌叔华则从家族传宗接代的角度再次揭示了母亲辈女性生命贬值的状况和女性人格异化的现象。
母辈女性在男权桎梏中含辛茹苦地过着家庭女奴的生活，她们从小就在礼教规范的熏陶中成长，很容易把这种奴隶教条视为天经地义。当“五四”女儿要摆脱“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自行处理恋爱婚姻问题时，多数母亲，无论她们怎么挚爱女儿，常常会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当作不可违逆的原则，以父权代言人的身份来反对女儿争取幸福的举动。觉醒的“五四”女儿由此常常陷入反叛封建父权与维护母女亲情的矛盾痛苦中。
冯沅君笔下争取婚姻自由的女青年，往往无法将母爱与母亲所坚持的封建立场区别开来对待，从而陷入要么辜负慈母、要么向封建父权妥协的两难境地中。冯沅君在《隔绝之后》中只好让死神来调和母爱与男女之爱的矛盾，使得觉醒的“五四”女儿得以逃避审判母亲的情感劫难；但避开了这一道关坎，“五四”女儿也就檫肩失却了一个进一步走向成熟的精神断乳时机。同是回避矛盾，苏雪林在《棘心》中是以鸵鸟式的自欺欺人，让女青年醒秋在父母安排的婚姻内臆想爱情幸福。叙述者、作者与主人公立场一致，共同沉醉于矛盾妥协调和的梦想中。这表明苏雪林对封建礼教比冯沅君多一份怯惧、也多一份幻想。
出于初步走上社会人生之路的女儿心态，“五四”女作家一般都是从女儿角度抒发自己对母爱、对母亲生活的感受，陈衡哲则是一个例外。在对母爱与两性爱冲突的思考中，她独树一帜地把目光投注在一个异域母亲身上，在小说《一只扣针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对儿女的爱而牺牲两性爱的高尚母亲—西克夫人的形象。叙述者“我”完全是以朋友般的平等态度与西克夫人交往，也是从平视的角度来叙述她的生活的。这表明陈衡哲在摆脱小儿女心态这点上明显地比她的“五四”姊妹们成熟。
在男权意识为中心的古代社会里，女性是不具备独立人格的男性附属品，母女之间的天然亲情因为女性生命价值的匮乏，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在文学创作中也难以得到正面的表现。“五四”女作家在大量的创作中，从平凡人生的点点滴滴中确认母爱的神圣性。这种母爱颂歌的集体大合唱是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它烛照出了女性生活中一个极为温暖而又始终不被注意的侧面。“五四”女性文学对母亲家庭女奴地位的揭示，则是现代女性对传统女性险恶生存境遇的第一次观照。“五四”女性文学展示“五四”女儿面对慈母爱心与封建父权联盟时的束手无策，则表现了女性踏上现代人生征途的艰巨性。
尽管真实地展示了女儿在母亲的父权立场面前无路可走的痛苦，“五四”女作家却从未曾把母亲塑造成真正的反面形象。就总体而言，母亲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是慈爱无私且又苦难深重的正面形象。这种母亲形象固然未免单一平面，但也只有走过这一段仰视母亲的女儿路，现代女作家才可能逐渐成长为真正成熟的女人，从而进一步去塑造母亲丰富多面的立体形象。正是从“五四”开始，母亲才成为女性文学中一个书写不尽的重要形象，对母女亲情的的揭示才成为一个被广泛咏唱的永恒主题。“五四”女性文学中闪动着眷眷女儿心的青春风貌是现代女性文学无法重复的珍贵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