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的“老语言”而且是教师，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文革”前北语除了“八大员”，还有“三大先生”，即王还先生、傅惟慈先生、李培元先生。当时，老师们见了他们三位，都以“先生”相称；由于被称作“先生”的只有他们三位，所以是“三大先生”，既表示他们当时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虽然他们并不老，最长的王先生，也不到50岁——也表示对他们的景仰，论学问、事业之有成，在当时的教师中，他们是佼佼者。王先生是从40年代就开始教外国人汉语的前辈教师，而且曾在大名鼎鼎的英国剑桥任教，在西南联大时还是朱德熙先生的英文老师。王先生在语法上有所建树，所著《“把”字句和“被”字句》，影响很大；傅先生通晓多种语言,在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翻译家；李先生从北大就在留学生班担任教学领导工作，是个“大领导”。总之，在我这样初出茅庐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眼里，他们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高山仰止。
傅维慈
如若不是上个世纪
我对王先生的印象，是风度端庄。那时她戴一副金边眼镜，衣着总是那样得体。夏天经常穿一件细格的浅色旗袍，春秋天则喜欢穿西式套装，冬天外面罩一件半短的呢料大衣。
困难时期，她是教师中唯一的“糖豆阶层”（即照顾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每月供应他们若干食糖与黄豆）。可是我从旁观察，发现她并没有架子。北外西院5号楼一层有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时课间休息，见她跟“老北大”（即从北大调进来的老师）们谈笑风生，家长里短，无拘无束。
从外表看，傅先生有点不修边幅，头发总有些散乱，穿着也比较随便。他骑车走路都很快，走路时总是看着地，目不斜视，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傅先生人很和气，未曾开口先笑，好像嘴、眼，甚至鼻子都在对你笑。大约是在63年或者64年，我跟傅先生有过一点接触。当时他应国际广播电台（Radio Peking）之请，编了一套对外广播用的初级汉语讲座的教材，一共三册（每册不足百页）。校样出来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找了我帮助校对，他嘱我要认真，不要遗漏。校对之后，我发现，只有排印的错误，而没有原稿的错误，心里很佩服傅先生。后来，讲座的英文播音脚本出来了，他又找到我，让我帮他审读英文。脚本是打字的，改得很乱。他说得好好看看。因为电台的人英文虽然很好，还有外国专家把关，但他们并不熟悉汉语这一套，别闹笑话。我记得看过之后，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些术语的翻译，是套用英文的。如“声母、韵母”与”辅音、元音”相混，”字”和”词”不分等。还有些汉语的句子，是意译，形式上相差甚远。这份教材，对傅先生来说，是“小菜一碟”，如今他自己也许都不记得了，但是通过这两次给他“打下手”，我却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感觉他是位认真的学者，无怪乎他的译文那么为翻译界和读者所称道呢。
李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说话、办事严谨，滴水不漏。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思路清晰，很少拖泥带水。或许因为在教育界呆长了，所以穿着得体、朴素、整洁，一副公教人员的打扮。我曾经为了送一份什么材料，到他在北外东院的家去过一次，也是整整齐齐，窗明几净。
李先生可能由于长期搞教学管理工作，所以对语言教学的一些新动态很敏感。五六十年代我国影印过一套很有影响的英语教材，叫Essential English（G.E. Eckersley编）,是用直接法的，其教师手册中有一篇很长的前言，介绍直接法。有一次我跟他谈起这篇前言，他很感兴趣地听我讲完，说，“你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让大家都参考参考？”我同意了。译完之后，他就交给教材科打印装订成册，来华部教师人手一册。
倏忽到了“文革”，三大先生无一幸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王先生、傅先生的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先生是三大先生中唯一的党员中层领导干部，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最突出的罪名之一就是身为共产党员，竟被叫成“先生”，这本身就说明在革命群众的眼里他根本就不像个党员。三位当中李先生和王先生受的冲击最大，都受过人格的侮辱与皮肉之苦。游街批斗他们是逃不掉的。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运动初期王先生被剪了“阴阳头”，跪在职工食堂前边的桌子上遭受学生的训斥。另一件是，一次来华部在六楼二层大教室批斗李先生，他就某个问题作说明，刚说了没两句，就被打断，说他狡辩，有人就从后边抓住他的头发用力把他死死地按在面前的乒乓球台上。我看见他很痛苦地闭着眼睛，脸都皱了起来，一言未发。给我的印象是，三大先生当时除了必要的说明情况之外，他们反抗的武器只有保持沉默。不然，一“乱说乱动”，必挨批无疑。在茶淀“干校”时，李先生所在的班被派到火车站去卸车，一次休息的时候，李先生好像说了点什么下馆子吃饭的事，就马上被说是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革命群众。这是我从大字报上看到的。
73年复校之后，傅先生仍留在外语系工作，再加上他住在城里，平时很少见面。但有时从报刊上看到他的大作或有关他的消息，知道他还在辛勤地笔耕。92年11月，有一天在医务室门口看见他还是那么匆匆地走着，只是背有点弓了。他还是那样不太修边幅，穿着一件旧呢大衣，戴一顶藏蓝色的呢帽，挎着一个旧的布书包。见了我，他还是那样未曾开言先自笑，对我说：“哎，我刚出了本书，送给你一本。”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册，一边签名，一边说：“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我感谢地接过来一看，是他的英国挚友，名作家格林的《寻找一个角色》。回家后我就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书不长，一共才130页，可是他为此书写的译后记竟有7页之多。那天我跟他提到在报上看到他连载的关于各国钱币的文章。他来了精神，说这是他新培养出来的爱好，说他已经搜集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硬币，其中还有几枚全世界都已经很少的珍品。我说：“你不管干什么，都有一股认真劲儿。”他笑着说：“业余爱好，业余爱好。不务正业。”
1999年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德国汉诺威举行，傅先生也应邀出席。一天在会场后面公园里的一家露天烧烤店吃晚饭，我恰好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那天我是第一次见他穿西装，打领带。不过穿得也比较随便。我们边吃边聊起来。他说他近几年到处旅游。我问他是否参加旅游团。他说，不，参加旅游团没意思，就一个人，专门找那些旅游团不到的地方去，发现了不少从来没听说过的古迹。说着他拿出厚厚的两本相册给我看，一一告诉我都是什么地方。他还给我讲一个人旅游如何注意保护自己。他讲了一件经历，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说是他到过四川的一个小县城，找到县招待所住宿，招待所一共就5间房子，由一位老太太管着，住一晚只收两块钱。他感叹地说：”那个地方，穷啊！”
这之后，就没再跟他见过面了，前几年听说他被评为中国十大翻译家之一，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再后来在《人物》杂志上读到一篇他回忆梅兰芳的公子梅绍武先生及他与梅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的文章，又在《随笔》上读到他写的《我的俄罗斯情怀》和所附外一篇《记杨善荃老师》。读了这篇文章，我才算了解了傅先生的身世和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师友的深厚诚挚的情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性格既有羞怯、懦弱的一面，有时又狂野不羁，胆大妄为。我既老实规矩，又富有冒险精神，做出些逾越常轨的事来。我柔顺、服从，又有叛逆倾向，酷爱自由，总想自己掌握命运。这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非常危险的。幸好我性格中柔顺的一面制约着我，叫我没有把脑子里的那些浪漫主义想法发挥出来。”直到此刻，我才似乎认识了傅先生，理解了傅先生。可是距离与他初次相识，已经40余年了。
复校后，王先生继续搞对外汉语教学，李先生继续作教学管理工作。后来二位先生都到了编研部（后改为语言教学研究所）做领导工作。他们焕发青春，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做了很多贡献。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王、李二位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并逐渐地熟悉起来，因此我也就“放肆”起来，大胆地称王先生“老太太”，称李先生“李老汉”。他们默认了，听到我这样称呼他们，他们都立即笑起来。
李先生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担纲主持了《基础汉语课本》系列教材的编写。这套教材至今为对外汉语教学界所称道，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教材，也是集对外汉语教学经验之大成之作。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前边有《基础汉语》、《汉语课本》，我们这套教材连书名都体现了继承性。这套书前几年又出版了修订本，也是李先生主持的。
我和“李老汉”相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退休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傍晚一起散步，天南地北，谈天说地。我是老北京，他也谙熟旧京的掌故，聊起来非常投缘。
“老汉”关心时事，是离退休处阅览室的“常委”，近几年，他眼神不济了，就天天拿着放大镜看报。我想，要是能给他照张像，那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镜头。
王先生因为没有那么多行政事务，主要精力都放在学术上，笔耕不辍。她主持了几部辞书的编写和现代汉语词频统计、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研究等重大课题，成果累累。
“老太太”热爱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为着这一事业，她一生都在执着地贡献着。1987年，教师培训班开班时，她给年轻教师讲话，语重心长，充满激情地谆谆嘱咐，至今想来仍然让人感动。
在语言大学，人们都说王先生是“没有受污染的人”，有人说她“童心未泯”。她的率真，直来直去，快言快语，是出了名的。80年代我跟“老太太”常在一些会议上见面，特别是有一阵她跟我都参与评职称的工作。谁都知道这是个很容易“得罪人”的事，可“老太太”在开会时，从来都是主持公正，有什么说什么，不绕圈子，不“打太极拳”。
她的《门外偶得集》是我在出版社任职时组的稿。开始时“老太太”谦虚，不肯出，无奈我死磨硬泡，她同意了，说：“那好吧。可你把稿子整理出来，得让我看看。”从此，她就经常为这部稿子和《汉英双解词典》的事到我办公室去。当时出版社在教3楼二层一上楼梯的“胡同”里，我的办公室在最后一间。她总是一进“胡同”就声音洪亮地喊起来：“鲁健骥！鲁健骥！”我听到喊声，就连忙跑出来“接驾”，把“老太太”让进屋里。谈完了正事，她并不立刻就走，还聊点闲篇儿。有一次，她去昆明开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回来，就跟我说起了那里的见闻。她说四十几年前，她跟夫君杨周翰在西南联大教过书，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可是自从离开，从来没再去过。正好这次在昆明开会，就想借这个机会故地重游。她特意去找他们住过的小竹楼，没想到那幢小竹楼不但还在，而且还住着人。她语调沉重甚至有些感伤地说：“几十年过去了，那房子已经歪斜了，怎么还能住人呢？”
我发现，“老太太”是极重亲情的人。她曾经给我详细地讲过老伴杨周翰从得病到辗转各地医院看病直至去世的情况。同事们都看出来，老伴去世后，她的变化很大，整个像变了个人，那么开朗的人变得沉闷寡言了。
她对朋友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在朱德熙先生的追思会上，王先生作了《怀念老友朱德熙》的讲话。在她讲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低沉，讲到“如今这一幕的两个主角都永远消失了，这值得留恋的傍晚一小时再也不会重演，只成了我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时，她哽咽了。讲完，她慢慢走下讲台。那一刻，场内的空气好像凝滞了，我听到有人在抽泣。她讲话结束之后好久，主持人才请下一位讲话。
如今，“三大先生”都已届耄耋之年，但是，他们始终在思索，始终在奉献。王先生直到年近90还主持编写了《现代汉语成语词典》，最近知道，傅先生在85岁时出版了散文集《牌戏人生》，李先生则即将出版他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口述历史”。
愿“三大先生”青春永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