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语人”见面，常常谈论起已故副院长邱及同志。谈到他的工作作风、他的才学、他的革命生涯和他的人品修养。这也把我带回那逝去的年代。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邱老主管语言教学研究所的工作，重点抓辞书编写，经常到辞书编辑室去，和编辑人员谈谈，并亲切地称呼我们为“某某同志”，既谈工作，也谈家常。

1974—1975年，我教柬埔寨学生。一天下午，留学生办公室的小程把全体柬埔寨学生召集来，由邱老给他们作报告。报告是在主楼南侧的一个大教室里进行的，柬埔寨学生反响非常热烈。这一反面是由于报告内容本身受学生欢迎，一方面由于邱老曾在柬、泰、缅等东南亚国家从事过革命活动，柬埔寨学生本来就对他十分崇敬。

报告后，部分教师（其中包括我）认为有些地方不合当时的外事政策，反映给了外事办公室的小程，小程转告了邱老。不久，邱老即召见两个班的任课教师，听取意见。会后，邱老还把每个人的家庭住址记在笔记本上。我当时在北京没家，住学6楼单身宿舍，他也极认真地记下了几楼几号。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们的意见肯定有幼稚、偏颇或极“左”的地方，但是邱老毫不解释，只是听几个教师发表意见。这反映了邱老的大度与虚怀若谷，不是那些凡事只图作个样子的小官僚们所能比拟的。

这之后的一个傍晚，我爱人来了电话，说孩子病了，让我回去。我听了很着急。因为妻子当时在农村教小学一个复式班，教学任务已经很重，还有两个孩子拖累，一个病了，狼狈情况可想而知。我恨不得立刻回到妻子身边，为她分担一些家务，帮她排解一些忧烦。

为了赶上次日一早的火车，我赶快跑到司机班看有没有可搭乘的车。司机师傅告诉我，明早6点钟邱老要了去北京站的车。太好了！太好了！可是，院领导要的车，自己怎好厚着脸皮去沾光！司机师傅鼓励我给邱老打个电话。要是别的领导，我肯定不敢，邱老为人随和，在整个学校是早已出了名的，我就鼓着勇气给邱老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邱老爽快应允，并且说，他下午曾去语言教学研究所，已知道我家里孩子病了，需要我回去。

次日早晨，我拿起手提包去车库上车。还没走下楼，就听到有人在外边“董同志，董同志”地喊。原来是邱老夫人“魏大姐”（我从众如此称呼），来叫我去她家吃早饭。搭车已够打扰的了，我怎能再去添麻烦？我执意不去，“魏大姐”恳切相邀，说是奉邱老之命而来的；盛情难却，这样，我同司机师傅在邱老家吃了一顿早饭。

早饭平常又平常，水煎馒头片儿，每人一小碗白菜汤。可是对于一个普通教师来说，又是相当不平常的，它体现了邱老的平等待人，对人的关怀。从这个角度看，它远胜过一顿山珍海味的宴席，让人激动，让人感激，让人终生不忘！

80年代初的某一天，听说邱老出院了，我立即叫上妻子一起到邱老家去看望。我所以一反常态去高攀，是由于我觉得，邱老首先不是一个副院长，而是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志。

邱老的人品修养，崇高的思想境界，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是北语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载《霜叶》，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