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我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初中毕业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安卧在群山中的小县；大学毕业以前，我从来没有到过比省城福州更远的地方。研究生毕业后，我便“驿马逢冲”，不断往北迁徙。1994年到苏州大学读博士，博士毕业回到母校福建师大教了两年书，1999年又到更远的南京大学做博士后，2002年至今一直在离家乡三千多里的北京语言大学教书。其中2009至2010学年还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
从八、九岁到30来岁的20多年间，文学一直是我自己的白日梦。我在如痴如醉的阅读中认同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体验一首首诗歌的生命境界，在对他人命运的感叹唏嘘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人文立场；而随身携带的日记则记下了我一串串无法对他人言说的对世界的惊诧和对生命的迷思。长期在日记中自言自语，不仅磨练了我的文笔，也培养了我忠实于内心、不写违心之语、不说套话的写作习惯。
二十五、 六岁，步入研究领域以后，我体会到了文学首先是他人的白日梦。我相信作家在创作的迷狂状态中所呈现出的心灵真实性远甚于他的种种现实宣言。我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解密这个虚幻的白日梦世界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生命密码、理解个体生命千姿百态的绽放方式，并且追问其中的价值合理性问题。
生活在白纸黑字中，意味着我的生命激情始终眷注于人的心灵这个内宇宙，还意味着我相信文学和文学批评担负着救赎现实人性之不完满性的使命。文学既是我在纷繁人世中的隐逸之乡，也是我追寻有为理想的苦行之所。
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我始终是“生活在别处”。我的激情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个别处的世界，在我的童年时期，是情节生动的故事；在我的青年时期，是充满梦想与激情的诗歌；在我的中年时期，是蕴含着理性精神的文学评论。总之，文学以及文学研究自孩童时代至今一直是我的心灵栖息之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拿起白纸黑字的书、拿起笔，我就有心安的感觉。我也自信自己对文字的敏感。我经常看不见身边发生的事情，却相信自己另有一双火眼金睛，不会误判任何一位隐含作者的生命态度。
文学的性别意识研究
1991年当了6年福安师范学校的文选课教师之后，再回母校福建师范大学上研究生，我一下变成了同学中的老大姐。即使是周末，我也大都泡在自修教室中。硕士导师姚春树教授对学生寓爱于严，让我养成了刻苦用功、不敢懈怠的习惯。他浓厚的鲁迅研究兴趣，培养了我长久关注鲁迅研究话题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沿话题的习惯，使我知道要尽可能地保持宽阔的学术视野。俞元桂教授给我们上现代散文选修课，每次都检查我们逐篇细读散文作品的读书笔记。这培养了我以文本细读为根基的研究习惯。这一时期，冰心研究会委托我和中文系资料室的姚向清老师一起查找冰心研究资料、选编冰心研究资料集。这不仅把我的硕士论文选题自然引向冰心研究，而且使我有缘拜见了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卓如研究员这两位冰心研究专家。此后，他们一直是我长久的学术领路人。
1994年开始读博士。那一年导师范伯群教授再加上副导师扬州大学的曾华鹏教授、山东大学的朱德发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姚春树教授和庄浩然教授，5位先生共招了我们8位博士生。我不仅觉得导师们的学术境界高山仰止，就是其他7位师兄也都是我所难以企及的楷模，我唯有加倍努力才能跟上这个群体前行的脚步。
最初选择“五四”女作家创作作为研究对象，显然在学术追问中也掺进了自我生命印证的需求。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多迷惘，总觉得“五四”女作家那种青春女性情怀，特别契合自己的心灵需求。感受冰心的庄严和谐、陈衡哲的坦荡超迈，我不禁非常羡慕生命的健康美，深受鼓舞；体会庐隐那“海滨故人”的青春愁闷、苏雪林那“小小银翅蝴蝶”的活泼梦想、凌叔华那现代闺秀的温婉秀慧，我感到分外亲切、贴心。我自己的生命之树是在对研究对象的感同身受中逐渐成长壮大的，我的性别文化立场也是在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中逐渐确立的。正是基于对生命存在的兴趣，我的博士论文便以“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为切入点来把握“五四”女性创作初步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思想特质。论文认为“五四”女作家自觉反叛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生命禁锢，抒写女性初次浮出历史地表时的豪情与怯惧、欢欣与悲愁、勇敢与妥协，努力伸展女性作为人、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们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在自觉的理性层面上，虽然出于对“五四”男女精神同盟的思想依赖而更多地展开为对女性作为与男子同等的人的意识的确认；但在创作实际层面上，她们对第一代现代女性独特心迹的抒写，分明又在相当程度上疏离了以现代男性类特性作为普遍人性尺度的价值偏颇，分明又在时代文化允许的范围之内书写下了男性启蒙者无法代言的、女性由“五四”女儿逐渐成长为成熟的现代女人过程中的复杂生命体验。这一生命经验的抒写，开启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许多崭新母题。
读博期间，导师范伯群教授在新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之后，学术重心已经转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领域。我那时因在学术追求中投注了太多自我生命认同的需求，对通俗文学并没有多少兴趣，但范先生从作品论到作家论再到社团流派研究逐级拓展的扎实的研究方法却深深影响了我。我至今一直铭记着研究要从文学现象出发，切不可简单套用任何一种时髦理论。准备开题时，范先生关于论文不能面面俱到、不能写成教案的教诲，更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给我指导最全面细致的是副导师庄浩然教授。庄先生专攻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尤以中国现代喜剧及其理论研究见长。先生本望我能继承他的学术方向，但我因目力不济、不能多看影碟，思量再三，最终还是不敢涉入这个与舞台表演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两年间，我差不多每两周就带上读书笔记去庄先生家一次，一边品铁观音一边聆听先生的教诲。我的博士论文，从搭建大纲到最后成稿，包括文字的修订，处处都留下庄老师辛勤指导的痕迹。先生关于理论视野要广阔、做女性文学研究不能单单只从一个性别视角看问题的教诲，我至今一直不敢遗忘。
1997年博士毕业，回到福建师大中文系任教，一方面忙于课务；另一方面，觉得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就必须从东西方原典开始系统补课。《论语》、《庄子》等就自己读。《周易》诘屈聱牙，一读就犯困，便与当时在政教系任教的亡友张立云女士约定每周见面两次，两人一起逐句逐字朗读，每次读一卦，读完再讨论。本是从义理的角度去理解《周易》，但读下去便免不了要涉及到象数理论。一时间我不禁深深震慑于命运难以把握的问题，陷入精神困顿之中。这时，出家的朋友顿林和尚赠我以《心经》、《坛经》、《金刚经》等禅宗经典，我便得以从“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中汲取到直面命运偶然性的勇气。不过，尽管我从佛教中学到要以不执著的态度对待人生境遇，但在人生意义的思考上，我一直十分敬仰儒家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敬业精神。
1999年我到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对研究方向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联系导师丁帆教授点拨说，女性主义批评不应该只局限在对女性创作研究上，应该拓展到对中国现当代男性创作的反思上。在丁先生指导下，定下反思中国现当代男性叙事的性别意识这个研究方向后，我一方面着手系统研读性别研究和叙事艺术方面的理论书；另一方面，实际上又对是否应该做这个课题心存疑虑。但后来在对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读中，我惊讶地发现，以两性主体性平等的性别意识重审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正好可以有效地实践“重写文学史”的主流召唤，正好可以从一个侧面洞照出中国现代文学所存在的价值缺憾，边缘的性别话题与主流的现代性话题恰可以在这个课题中很好地连接起来。
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想像女性――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性别意识》，紧扣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曹禺、钱钟书等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通过对其女性形象的类型化分析，反思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男性中心意识，认为中国现代男作家以现代启蒙、革命思想为依托，对性别秩序进行重新言说，往往只看到旧阵营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歧视，而对现代男性主体缺乏反思，因而在代现代女性立言的时候依然不免从现代男性自我需求出发歪曲异性生命逻辑、压制女性生命需求，而不能从女性视阈出发设想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从而再次陷入男性中心立场。这种价值偏颇使得现代新文学在现代男性启蒙、革命的框架内悄悄背离了两性平等的启蒙原则，而在实际上走向了启蒙的背面；性别意识领域，由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最为匮乏的思想领域。
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和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后来合成一本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200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这一时期研究的部分成果，曾以“想像女性——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和“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为题于2004年两次在央视“百家讲坛”演讲。
而后思考文学中的性别意识问题，我主要集中探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希望能寻找到女性主义的价值原则与文学的审美原则之间的结合点。这方面的粗浅尝试落实在论文《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中，该文2009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妇女研究奖。另一个问题是，我希望通过文学史个案的累积研究，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性别意识的本土化特色，这样，我的研究视阈就自然由新文学领域拓展到了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多元共生的中国近现代文学”（范伯群语）领域。从事文学的性别意识研究，也使我收获到了刘思谦、盛英、陈骏涛、乔以钢、林树明、刘慧英等诸多师长的关怀与厚爱，让我的生命充满暖意。
知识分子研究
1999年到南京大学受业于丁帆师，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关联遂成为我和一些师长之间长久的话题。丁帆先生具有强烈现实使命感的理想主义精神、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勇气、思想穿透与艺术把握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不仅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除丁帆师外，这一时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给我启迪最多的是甘竞存教授。甘先生大学时代参加中共地下党，五十年代又弃政去读文学专业研究生，其人生选择正是徘徊于社会历史洪流与个人自由天地之间。甘先生的系列知识分子研究文章和丁帆师的《江南悲歌》、董健师的《跬步斋读思录》、许纪霖先生的《智者的尊严》等著作，激发了我思索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状态的兴趣。
丁帆师嘱我作邓拓传，已是2003年的事了。这时我已到北京语言大学任教。近不惑之年，我似乎逐渐正视了生命之独立逍遥与历史正义之追问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互相依存、难以割舍的两面。这本邓拓传记中，我努力以史料考证和作品阐释为基础，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命运和国家意识形态演变的大背景下，探究邓拓作为一类知识分子代表的内在精神气质。价值立场上，我不赞成无视当下时代文化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仍然一味赞美邓拓包含着盲目服从成分的忠诚品格；也不赞成无视当时时代文化提供的历史可能性，用自由主义标准全面否定邓拓及其作品的价值。我肯定邓拓执著追求历史理性这一人生追求的崇高性，也审视邓拓未脱愚忠的思想局限性，并且探究这一崇高人生追求及其局限性的历史和文化成因。我努力从内视点展示历史人物自身的生命逻辑，并且尽量把邓拓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人的选择展开比较，详细探究邓拓思想在当时政治、文化结构中的位置。
写作邓拓传记过程中，看到许多比小说更为荒诞的20世纪中国历史史料，我每每难以置信。舒芜先生、顾骧先生、范亦豪先生，是时时帮我答疑解惑的前辈师长。除了这本2005年完稿、2011年才出版的邓拓传记外，我还写过一些关于朱自清、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心态探讨的零散文章。探讨各类知识分子的心态，其实思考的仍然是人应该怎么才能活得更美好这个切近当下的问题。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对人的存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存在提供些微的启示。
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也回看自身：我到底属于哪一类知识分子呢？尽管我也通过阅读密切关注当下的现实，尽管我十分敬佩走上十字街头直接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我显然不属于社会实践上的勇者，而应该算是校园里的专业知识分子。我愿自己能在专业的研究与教学领域兢兢业业，恪守职业操守。
李玲老师2007年盛夏在新疆伊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