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听李铁城老师讲课，他不仅能教给我们很多专业知识，而且还给我们讲一些相关的课外内容，他的课突出特点是信息量大，启发思想，令人视野开阔。李老师德高望重，是一位“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好老师，我们都很尊敬他。他很敬业，很勤奋，总在办公室孜孜不倦地工作。”这是我从08级国际政治系同学那儿听到的对李铁城教授的评价。

　　在去采访李老师的路上，我在想：学生赞不绝口的这位教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读书、教书、写书

　　李老师是一位很平常的老人，实实在在，平易近人，让人没有什么陌生感和敬畏感。他很乐意而且很认真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李老师说，他这一生经历挺简单，只与三个大学有关。他读书在北京大学，虽只有五年，但影响是终生的。北大毕业后，1960年至1973年在外交学院任教。1973年来我校任教，至1999年退休，再至2011年9月又被学校返聘了12年。再至现在，他作为一名志愿的义工，仍在一如既往地上班。除“文革”的几年之外，他一直都在教学第一线上摸爬滚打。屈指算来，李老师说，这种教书匠生涯持续至今已有52年，个中的苦辣酸甜，远非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但他仍乐此而不疲。

　　针对我们对教学方面的提问，李老师简要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一个是教学质量与责任感的问题。

　　李老师的教学与科研一直为业界所称道。但他说，教书始终都是他的第一选项。他喜欢教书，总觉得教不够，很热爱。李老师说，他搞科研的一个直接动因还是源于教学。其实，教学与科研并不矛盾，上课逼人学习，科研让人不断思考。两者互相促进。他记得，北大朱德熙先生上世纪80年代来我校做报告时不止一次强调说，科研是基础，无科研支持的教学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是走不远的。根据多年实践，李老师也觉得无科研作依托的教学，会底气不足，缺乏活力。

　　在与我们谈到教学质量时，李老师认为：“一个好的课堂应该是靠学术的力量，思想与逻辑的力量来支撑的，而非其他。教学方法固然重要，但教学内容更重要”。他告诉我们，几年前曾在教室讲台上拣到了一张条子，上面工整地写着：“尊敬的××老师：学生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今天的课算研究生水平吗？”尽管对写条子的具体课堂情况不得而知，但这位学生的“问”，乃是一段时间以来学生中早存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问”。 实际上，教学质量已成为一大突出问题，求量不求质等情况远非个别。李老师说，我看到这张条子首先想到的是应反求诸己，引以为戒。他说，尽管自己的水平有限，但每次上课总是要求以最佳状态和较好水平出现在课堂上，认真上好每一节课，无论是公共课、基础课或者是专业课都是如此。这已成为他几十年教学生涯中形成的一项职业操守。他一向反对应付、糊弄学生。他说，教书育人不能只当口号喊喊，而要认真落实到教学之中。

　　与李老师教学生涯同步的，还有他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研究，其中对联合国问题的研究尤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老师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自80年代前期就在国内率先发表了多篇研究联合国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学术论文，具有拨乱反正的价值。1990年8月，由李老师牵头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第一个研究联合国的专项课题，并很快成立了由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老外交官以及已退休的联合国公务员共同组成的国内第一个联合国研究课题组。

　　在1992年我校举行的国内首次专门研讨联合国问题的学术会议上，李老师在时任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会长鲁毅教授的支持下，首次提出应建立有中国特点的“联合国学”研究，之后他又多次提出应重视中国的联合国学研究。李老师是主张者，也是践行者。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进行着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

　　在联合国研究课题组的基础上，1993年12月北京语言学院联合国研究中心正式建立，成为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联合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心扩大了队伍，汇集与团聚了校内外更多的同行，业务实力与学术影响与日俱增，并集中体现在研究成果上面。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经过二十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李老师和他的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联合国与世界秩序》、《联合国的历程》、《联合国五十年》、《联合国机制与改革》、《联合国五十年》（希望书库版本，增订本）、《联合国大事编年1945-1996》、《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十五部专著，这些著作为中国联合国学的发展留下了一个个不可忽视的印记，对学术界和外事工作部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凝聚了李老师的心血。经过二十余年的打拼，现李老师领导的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内成立最早、研究成果最多、学术影响相当广泛的一座学术重镇。

　　李老师说自己这大半辈子用六个字一句话就能概括：“读书，写书，教书”，他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自由地思考，学习与研究已经成为李老师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生命始于七十

　　李老师说：“我很不赞成所谓的‘老年人要发挥余热’的说法，怎么可以在丰富多彩的汉语词汇中挑出这么一个消极的词语呢？事实上，“余热”的提法带给人消极的东西远多于积极的，客观上是对退休人员精神上的一种击倒。我认为老年人发挥的是‘正热’，而不是‘余热’。联合国早就在关心老年人的文件中提出‘要让老年人的生活充满活力’，强调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与智慧是社会的重要财富，绝不可忽视。“生命始于七十”， 李老师说这是我国新闻界先驱、老一辈爱国报人成舍我先生的一句人生格言，老人以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自励，焕发自己的生命力和奋斗精神。李老师说，他要以这种精神为动力，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更充实、更有价值、更充满活力，也让“生命始于七十”。

　　 退休后至今，李老师仍一如既往地做事，上班、上课、教学、写书。他做了很多事，主要的的几件事有：1自2000年到2007年一直担任学校国政硕士点的学科带头人，负责硕士点的始建工作；一直承担研究生以及本科生的《联合国研究》、《形势动态研究》等多门专业课与基础课的教学任务，始终处于教学第一线；作为导师指导中外研究生52人（其中有来自13个国家的留学生18人），现已毕业49人，仍在学3人；在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他任主编并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四部研究联合国的专著（《世纪之交的联合国》、《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上、下册）、《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走近联合国》，全部书稿计210多万字，出版后受到相关的学术界与外事部门好评。先后为《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撰写学术论文与专文十余篇、先后送外交部与新华社的内部报告五篇，等等。

　　“记得1960年，我在北大历史系毕业时，当时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们都相互鼓励并庄重约定，我们一定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岁月不饶人，五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尽管路途崎岖，但我们那颗赤子之心仍在，生活依然充满活力，始终牢记‘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古训，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理念一直鼓舞着自己。”李老师可谓做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行动证明了他的报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