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里给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三段不同的爱情,三个不同的女人,她们分别对应了他在伦敦、巴黎和塔希提的三个人生阶段。
一
在伦敦,身为“证券经纪人”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娶了门当户对的艾米,建立了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是善良、殷勤的妻子,有着结交文学圈名人的小嗜好;一个是沉闷、无趣的丈夫,在仁慈上帝安排的生活中恪尽职守。”
但是,十七年循规蹈矩的婚姻最终意外地走向了分手:艾米选择用繁琐来抵抗繁琐;而其表面上“无趣”、“毫无文学素养”的丈夫选择了更决绝的离开方式。
查尔斯在给妻儿留下一封信后,身无分文地去了巴黎学画画。那封信寥寥数行,仿佛只是出去散步,一会就会回来一样。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更能看出斯特里克兰德的决绝,他对他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已无半点留恋,所以才无需多言。
斯特里克兰德夫人也许无法认识到,丈夫的出走远远不止是对她的爱情的背叛,而是对形而上的爱情的背叛。她在暧昧的沉默中迅速开始了新的生活:凭借性格魅力和作为贤妻良母的操持能力,其打字所的生意远近闻名。
因此,也可以说,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出走,也是斯特里克兰德夫人的出走。她走出了家庭的围栏,走出了丈夫的供养,即使没有巴黎、马赛或者塔希提那么远,她从客厅的名流晚宴走向了昌瑟瑞街的打字店,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义深远:她从一个生活优渥的家庭主妇真正进入了原先属于男人的创造财富的世界。
总体而言,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艾米选择了泥里的六便士,虽然偶尔还可以抬头望望遥远的月色,但是她永远无法真正融入到月亮的清辉当中。
二
布兰奇·斯特洛夫是个英国人,沉静冷艳但性格复杂,在矜持平静的表面下掩藏着倔强、决绝和离经叛道的勇气。
正如查尔斯抛家弃子一样,布兰奇在“终于找到爱情”的幻觉中,果断抛弃了温暖舒适的生活和崇拜自己的丈夫,打算将查尔斯这头狂放的野兽作为爱情的对象,去狩猎、追捕、捆绑,将爱情作为人生的全部去追求。
悲剧的是,查尔斯不打算成为任何人的情感猎物,相反地,他沉痛地控诉了女人的软弱和控制欲。“男人的灵魂在天际游荡,女人却想将它囚禁在自己的账本儿里。”“她千方百计布置下罗网,就是想捆住我。她想把我拉到她那个水平;她一点都不关心我,只想占有我。”
最后,查尔斯像抛弃一件工具一样抛弃了她。无奈之下,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她对爱情的最后献祭。
艾米和布兰奇的命运无疑是悲剧的,其悲剧性不仅在于遇到了一个不幸的男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也在于她们都在追求女性的超越性上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艾米不具备追求文学梦的才智和精神性,更没有摆脱阶级地位和道德立场的决心,最后只能沦落为庸俗的晚宴女士和女老板;布兰奇将人生的升华寄希望于爱情,对爱情毫无保留的投入使之看不到死亡之外的出路。
而查尔斯却以艺术为情人,将超越性和精神性建立在对周围环境的摆脱之上,包括对女性的利用和超越,用布兰奇的死亡超脱了世俗激情,开始进入母爱型、主人和奴隶式的两性模式。
三
查尔斯眼中的“理想女性”,终于在塔希提的旅馆中找到了。
阿塔贤惠本分,有积蓄且对男人无所要求。她不仅攒了几百法郎,她还有房产、椰子地。她要带着这些财产与“美德”与查尔斯结合。
他们结婚后,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三年里,阿塔给这位天才画家孕育了儿女,忠贞、勤劳而顺从,查尔斯认为阿塔很好的履行了一个女人的职责:
“‘她从不打扰我’,他说,‘她给我做饭,照看孩子。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一个女人能给我的,她都给了。’”
“你可以像对待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你可以打她们,打到你手疼,可最终她们依然爱你……当然,基督教说女人也有灵魂,这简直是荒谬透顶的幻觉。”
阿塔作为一个女人,对查尔斯来说,毋庸置疑是利他的、奉献的,也是从属的、第二性的、工具性的。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特征是模糊的,和岛上的椰子地或者海里的鱼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阿塔是他的女人,也是他的物质来源,是他融入塔希提的介质。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因此而具有更高的精神性,无论如何她不会和他的艺术事业发生任何关系。
她像一个不会受诱惑的夏娃,而查尔斯既是她的亚当,也是她的上帝。当他在这里用艺术之手创造他的自由王国的时候,当他蔑视疾病和死亡神游天际的时候,是阿塔在为他解决世俗事务、换取生活必需品、养育后代,陪着他创造出最后的杰作。
阿塔是个原始女性,在离文明世界最远的地方。她不像艾米、布兰奇,甚至也不像查尔斯,我们可以说她没有我们所谓的主体性,然而,其实她更像超越本身,她没有急切的诉求,没有超越的必要,甚至无需依靠别人来判断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
从旖旎在繁华都市的艾米·斯特里克兰德,到迷失在爱情中的布兰奇·斯特洛夫,最后到塔希提小岛的阿塔,我们可能觉得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在对女人的追求上一路倒退,从半只脚迈向现代的女性,倒退至私奔的情人,最后至一个原始沉默的母亲,他将自己无尽的要求倾注在女人身上,在她们的身上只留下羞辱、抛弃和决绝,将艺术世界的升华建立在女人的后退之上。
然而也不得不否认,在形象模糊的阿塔身上有着女人原始而本真的光辉,这在形形色色的现代男女抵抗现代潮流中是一个灯塔,是一种启迪。也许只能是这样的形象,才能解释查尔斯最后的杰作,也许只能是这种女人,才会最好地回应高更“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