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化
1978年5月底我接到教育部通知，6月1日到北京语言学院出国人员集训办公室报到，参加出国教师岗前培训。那年教育部共派出32名教师，12名教理化的，20名教汉语的，其中13名来自北京语言学院，他们大部分是教育部出国汉语师资。
此次岗前培训历时一个月。前20天是政治、业务学习，包括体检、置装，后10天组织外出参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熟悉我国对重大问题宣传口径，严格遵守外事工作的纪律；业务学习是批判“四人帮”歪曲儒法斗争的谬论，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在首都剧场观看曹禺话剧《雷雨》和《风雪夜归人》。外出参观路线是武汉、长沙、韶山和井冈山。
集训时已告知我去西德一所大学任教，我还同曾在吉林大学教过的一位女学生取得了联系，她正在此校读研。当我们从南方返回北京时，部里通知我情况有变，出国教师名额减少一名，要我先到部里帮忙，九月回原单位，拟翌年暑假再派出，我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二、启程
1979年6月，教育部通知我去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语言学院任教，接替已在此校工作三年的北京语言学院丁永寿老师。赴尼前，尼泊尔驻华大使夫妇设家宴为我饯行。
集训办公室的同志为我办好护照，并订好去加德满都的机票，是国航北京飞往仰光的航班（当时没有北京直飞加德满都的航线），早上七点三十分起飞。上了飞机才知道乘坐的机型是三叉戟（trident），后舱（经济舱）的乘客飞往昆明，前舱的乘客飞往仰光。前舱有40多个座位，乘客不足30人。飞机准时起飞。十点半抵达昆明，飞往仰光的乘客下机稍作休息，在机场餐厅吃午饭。屏风内摆放着四张桌子，每桌四菜一汤，米饭、馒头不限量，饭后还端上了一大盘香蕉。
飞机下午三点半到达仰光，在缅甸驻华使馆文化处住了一夜，文化处同志很热情，食堂伙食也不错。
三、学校
加德满都国际语言学院于1961年6月由尼泊尔先王马亨德拉创办，1963年由特里布文大学接管，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的分校。
该校位于加德满都市中心的展览路，对面是展览场，节假日即成购物中心，两侧是市政府和法学院。学校不大，没有操场，不挂校牌，有不足一人高的围墙。校舍为两层灰楼，楼上有两个办公室，小的是校长室，大的是会议室，兼作教员休息室，一个电教室，一个阅览室兼作图书馆。楼下除一间为打字室外，其余10间都是教室。
在校学生380多人，大都是在校大学生和常驻尼泊尔的外国人。凡具有大学预科或同等学历的人都可入学，学制一年，一年招收两次新生，缴纳两次学杂费，学完一年课程并考试及格，授予毕业文凭。教职工30余人，其中外国教师7人，两名日本教员，苏联教员、中国教员各一人，均为男性，是政府委派，属援助性质，另三位女性为地方教师。
四、教师
该校是一所业余性质的学校，相当于国内的夜校或补习班。学校采用早晚授课，早上七点至九点为初级班，晚上五点半至七点半为提高班（政府办公时间为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半）。一周授课五天，周六、周日不上课。给个别学生辅导，属进修班，一次两小时，学校收费较高。
该校开设英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汉语、尼语、印地语、藏语和梵语十个语种，我任教两年期间，藏语和梵语没招生。一般说来，前四个语种学生较多，每学期都有50多个学生。学习汉语的学生10人左右，历届较少，近几年尤甚。多数人认为汉语四声难学，汉字难写也难认，学了用处不大。这里看不到中文书报（书店都是英法文的书），看不到中国电影，找工作更是困难，文革前在中国留学的人也改行了。学别的语种则不同，这里有美国文化中心，法国文化中心，每周都能看到电影和展览，和外国人接触多，当导游可增加收入。我深刻体会到，一种语言的推广，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后盾的。
这里学生迟到、旷课比较严重，有的因缺课较多，跟不上进度，就不告而别了。加德满都三天两头停电，影响学生学习兴趣，也影响教学进度。
五、同事
学校有一两个尼语教师，平时打交道的多是校长和几个外国教师，每天见面，课间在一起喝茶聊天，周末、节假日相互问候多有来往，相处融洽。校长40多岁，中等个儿，操一口印度腔调的英语，爱饮酒，喝中国花茶，说话简短幽默，不开长会。我去过他家，四口人，两间房，夫妻一间，两个儿子一间，都不足15平米，妻子能干，独自养300只鸡。他骑摩托车上下班。课间教师喝的咖啡、吃的饼干是几位教师凑钱买的，由德国女教员负责。她长着一张瓜子脸，身材高挑，爱打扮，快人快语，一年暑假从德国探亲回来，挎的手提包，穿的裙子，鞋袜都是刚从德国买回来的。法国女教师20多岁，在巴黎学过汉语，教员是北语的王中华老师，暑假回巴黎还听了朱德熙讲课。她为人热情，曾建议我学法语，还送我一本法语口语，我学了几句也就知难而退了。苏联教员开始是位傲慢的独身女士，后接替她来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妻子没有工作，有一女孩，放在亚美尼亚姥姥家照看。他英语不甚流利，彼此交流有些困难，但人很老实，曾设家宴招待校长和外国教员，还送给我一大块黄油。两位日本教员，年长的是大阪人，40多岁，比较古板，话语不多，总是彬彬有礼，带配偶, 但从未谋面，开车上下班。年轻的单身，热情好客，学过汉语，他说老师来自山东青岛，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兴趣，一次来我住处小坐，送给他一本《人民文学》。我曾听过他初级班的课，教学认真。他外出、上下班都骑摩托车。
六、校庆
学校设备简陋，电教室只有一台幻灯机，四台录音机。仅有一台陈旧的油印机，印出的试卷，字迹模糊。图书馆藏书不足千册，大都是辞书、各国使馆赠送的地理、旅游一类的画册。好多设备都是将就对付，热水器少插头，每次烧水都是工友将两根铜线往插座里插，既费时又不安全。
1981年6月13日是学校20周年校庆，为迎接政府官员和校友，我向校长建议打扫一下校园，教室也该彻底清扫一下，校门口挂上横幅标语，写上庆祝建校20周年字样。校长开始同意，转身又说没钱买布，后一项也就免了。13号那天上午，全校停课，教职工打扫卫生，也真是费了不少劲儿。校园不大，但杂草丛生，脏土纸屑一类垃圾随处堆放。学校旁边住着两户校工家属，平时不收拾院子，门前还有孩子的粪便。我对校长说，平时要教育员工养成卫生的习惯。
校庆大会下午四点开始，到会的多是在校学生和家长，没见几个校友。教育部长、特里布文大学校长与会并讲了话，学生表演了五六个节目，中文班学生唱了《茉莉花》和《我爱北京天安门》两支歌。会后招待客人的是每位一碗奶茶，几块饼干。苏联老师带去一瓶伏特加，德国教员拿来两瓶咖啡，我带去了双喜烟和花茶助兴，宾主边喝边聊。第二天下午，中国使馆文化处来校放映电影《花木兰》招待全校师生。
七、节庆
二月中旬的一天，尼泊尔朋友邀我去城外逛庙会，据说是一个节日，成千上万的人忙不迭地赶到东大庙（basubadi），用圣水洗脚洗头，有的索性浸在河里，洗个痛快。水好像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不深。一些人远道而来，带着锅、粮油，在角落支锅做饭。他们衣衫褴褛，在火堆边取暖，看来是要在此处过夜；还有一些残疾人躺在路边向行人乞讨，好心人给一把米，几个派散（一毛钱），想不到竟有如此多的乞丐，有人说是从印度那边来的。路两旁摆满地摊，很多人争着买“新都”（一种红颜涂料），点在人的额头上表示吉祥。小吃摊生意十分兴隆。
11月7日是尼泊尔灯节，机关学校放假三天。人们有逛灯节的习俗，夜幕刚降临，女人和孩子就在门坎、窗台上点起蜡烛，有的点着酥油灯。凉台栏杆上一排排小灯，古色古香，别有一番风味。有的人家在门上、窗户上挂着彩色灯泡，一明一暗地闪着，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阔绰家庭。虽说入秋已有些凉意，但妇女照例穿着鲜艳的纱丽和凉鞋（有的是拖鞋），不穿袜子，脚趾涂抹上颜料。
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和孩子，或操着口琴、吉他，或带着腰鼓、手风琴，在富贵人家门口唱歌、跳舞，有的小伙子男扮女装，戴着花头巾、乳罩，载歌载舞，不断高呼神灵唱道：神呀，神呀，明月升起在天空，欢乐降落在你的庭院，我们向你祝福，财神来到你的家庭！此时，主人该拿出钱赏给大家。有的人家不开门，年轻人喊得口干舌燥也不肯离开。
八、生活
这里说的生活，是指我在尼泊尔任教时衣食住行的情况。
我住的是老使馆围墙边一座红砖平房，原来是使馆车队司机和后勤人员宿舍。一个20平米的大房间，作会客室，四个10多平米的小房间，我和广州来的羽毛球教练、两个国际广播电台尼泊尔语组留学生各住一间，另有水房和厕所，没有热水器，要到使馆去洗澡。同我们作伴的还有两条大黑狗，归使馆饲养，每天晚饭后，使馆食堂厨师会开车送来狗食。
两个留学生自己开火，教育部发的伙食费包干，节省下来的钱归己；体育教练一日三餐，在尼泊尔体委解决；我随前任教师在使馆食堂搭伙。学校早晚授课影响我按时就餐，通常是中午骑单车去使馆吃饭，晚上下班晚，使馆厨师留饭在锅里，饭后带上馒头或饼干，咸菜和麦乳精当第二天的早餐。这样吃晚饭就成了负担，学校下课到住地将近晚上八点，宿舍离使馆虽说不太远，只有两公里路，但道路不平，弯路多，路灯忽明忽暗，骑车战战兢兢，生怕出事。加之加德满都三天两头停电，摸黑骑车去使馆吃饭就更困难了。不到半年，我也向使馆提出自己开伙，使馆同意，并主动提供餐具。伙食费包干，但停电时使用的柴油费自付。我利用老使馆大院的空地自己种玉米和蔬菜，这样既改善了生活，又能把蔬菜当礼物分送给朋友。
加德满都没有冬天，只有旱季雨季之分，新年前后算是最冷的季节，气温也就在15度左右，带去的呢大衣一次也没穿过，一直压在箱底，穿件毛衣外套即可御寒。学校有辆专为外教上下班的校车，类似早年京城常见的“夏利”，司机准时先接我，然后是苏联、德国两位教员。虽说住地离学校不太远，但有校车方便多了，也更安全。
九、待遇
自己开伙做饭，使馆办公室会计发给我310卢比伙食费，相当于人民币41元。那时出国教师，国内工资照发，我的工资56元，在国外发放的工资即生活费是当地的卢比，相当于人民币40元。我1980年11月1日的日记这样记载：“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从使馆领到304.49卢比，这是一个月的工资，这点钱能干什么呢？在这里买一台收录两用机要十个月的工资，好一些的要一年的工资，国内的人都以为出国发大财，满载而归。舅舅来信要我买两个大喇叭的收录机，他哪知道出国的情况，也难怪。使馆工作人员可以在香港采购，干一年多可买回三大件（电视机、收录两用机和手表），现在都喊着知识分子地位提高了，在国外教书还不如使馆看门的人呢。”
1980年7月，三部（外交部、教育部、财务部）会签，对出国教师收支问题有了新规定。置装费热带、温带、寒带地区分别是800元、900元、1000元；零用费（工资）分五级，我是讲师，属于四级69元；在国外讲学、兼课收入，一半归个人，奖金归自己。在尼泊尔根本没有额外的收入，但也有一次例外。暑假期间，我给大学教务长儿子辅导汉语，4周得外快200卢币，交使馆100卢比，开了发票，没盖公章。我至今保留着这张收据。
使馆每月发教师一筒花茶，供招待客人用。有次访问校长家，向使馆申请领到一条双喜烟作礼品。使馆有个小卖部，有尼龙衫、尼龙袜、内裤、打火机、香烟等生活用品，可限量购买，比市场便宜些。可在使馆理发，一次一个卢比，年末付款。
十、慎独
人们常说，君子重慎独。
北语是外事单位。自1964年作为出国汉语师资到北语进修英语就牢记，外事无小事，要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在国外教书，外出要两人以上同行，出国前集训学习也再次强调外事纪律。可尼泊尔教学点，只有一名汉语教师，其行动免不了常与师生来往，有些活动盛情难却，此时自律格外重要。我有两个美国学生，兄妹俩，哥哥十五六岁，妹妹十二三岁，父亲是美国使馆商务处二秘，母亲是家庭主妇，对人热情，几次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文化处同志得知此情况，找我谈话说，到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家里要格外留心，平时看不到内部文件，遇到一些问题不知该如何回答。再说，很多使馆人员是搞情报的，同他们最好少来往，少惹麻烦。我同教练，两个留学生曾去法国文化中心看过两次电影，使馆文化处负责同志给我们开小会，传达大使意见，到外国文化中心看电影都要向使馆打招呼，就是听钢琴演奏会一类活动也要请示。我知道是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为减少麻烦，我们再也没去过外国文化中心。
但有些事情不好处理，甚至想不通。有个学生向我索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经请示告知，最好婉言谢绝，不太熟悉的人要格外小心，近来尼泊尔形势动荡，要提高警惕，不要自找麻烦。还有一件事，是两个留学生私下向使馆文化处反映，我托学生买手表，领导找我了解情况。那时工资低，出国总想买点便宜货，由于不懂尼语，交流有困难，让当地人买东西砍价能省几个钱，这在当时也算违背外事纪律。我有些想不通，但对领导的讲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国外工作，任何时候都要谨言慎行，贵在慎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