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新闻网10月5日电 10月2日至3日，第五届当代中国学国际研讨会在西班牙莱昂大学孔子学院举办。本届大会以 “东西方接触与对话” 为主题，来自12个国家、60所高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齐聚莱昂，共同探讨当代中国研究的前沿议题，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汉学与中国学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徐宝锋教授受邀出席大会并以“中国学的原点和知识架构：基于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学术规律的阐释”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徐宝锋教授在发言中系统梳理中国学的起源与知识框架，展现“新汉学”研究的理论脉络。
以下是主旨演讲全文整理：
中国学的原点和知识架构：基于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学术规律的阐释
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与全球文明交流的拓展，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需求从“现象描述”转向“本质阐释”，中国学作为系统性解读中国的学术场域，其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愈发凸显时代价值。从学术脉络看，中国学脱胎于世界汉学却又形成差异化发展——世界汉学以传统典籍与历史脉络为核心的研究范式，虽为中国文化传播奠定基础，却难以完全覆盖当代中国的制度实践与社会变迁，而西方中心主义范式更曾导致“以理论裁剪现实”的认知偏差。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学的知识原点与话语边界，成为破解认知困境的关键。
一、 中国学知识体系重构的时代命题与学术逻辑
中国学作为全球认知中国的核心学术场域，其本质是围绕“中国如何被理解”展开的系统性知识建构实践，与世界汉学形成“学术脉络相承、研究重心分野”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演进来看，世界汉学以传统中国文化典籍阐释、历史脉络梳理为核心，形成“文本为基、通古为要”的研究传统，为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奠定了文献与思想基础；中国学则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古今贯通、实践为要”的内容特质，将当代中国的制度运行、社会变迁与发展实践纳入研究范畴，构建起“传统—现代”一体化的中国认知体系，这一学术演进本身即构成中国学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起点。
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范式在全球中国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症结在于将西方理论预设为解读中国的“普遍性框架”，导致“以西方经验裁剪中国现实”的认知偏差：一方面割裂中国文明“传统—当代”的历史连续性，消解了儒家“民本”思想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忽视中国实践的主体性价值，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态置于西方“票决民主”标准下进行非历史性评判。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与世界互动格局深度重构的当下，重构中国学知识体系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时代命题。这一命题的核心解决路径，在于回归中国学自身的学术规律：首先锚定知识原点以确立认知根基，明确“从中国出发理解中国”的研究立场；其次界定话语半径以划定对话边界，构建“以中国为主体、与世界平等对话”的交流框架；最终依托“原点—半径”的核心逻辑，构建多维融通的知识架构，实现中国学“扎根中国、观照世界”的学术使命。
二、 中国学知识原点与话语半径的逻辑内涵
基于世界汉学与中国学的学术分野，需先对中国学的两个核心范畴进行精准学术界定——既立足中国学的研究特质，又兼顾与世界汉学的学术关联，为知识架构构建提供严谨的逻辑前提。
（一） 知识原点：中国学的认知“元坐标”
从学术规律层面界定，中国学的知识原点是指以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文化基因与实践经验为根本出发点的认知基准，是中国学知识生产的“元坐标”，其核心内涵可从双重维度展开：
1. 与世界汉学的关联性：中国学的知识原点深度承接世界汉学的学术积淀。世界汉学在长期研究中形成的典籍考证方法、思想脉络梳理成果，为中国学挖掘文明基因提供了基础支撑——如汉学家对《论语》“仁政”思想的文本训诂、对《礼记·大同篇》的跨文化阐释，为解读当代“共同富裕”实践的文化源头提供了文献依据；汉学对“天人合一”宇宙观海外传播的研究，也为阐释其在当代生态治理中的转化应用提供了学术参照。这种承接关系确保中国学的知识原点不脱离中国文化核心脉络，有效规避“历史虚无主义”的认知误区。
2. 中国学的独特性：区别于世界汉学侧重“文本原点”的研究路径，中国学的知识原点更强调“文本—实践”的双重维度，将中国大地上的社会运行、民众实践与制度演进作为认知的核心起点。以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为例，中国学不仅需追溯墨家“尚同”思想、明清“乡约”制度的历史渊源（承接汉学文本研究），更需深入分析“枫桥经验”中“矛盾不上交”的实践逻辑、数字化治理中“一网通办”的运行机制（彰显中国学实践特质），通过“历史脉络—现实运行”的双向印证，确立更完整的认知基准。
从学术本质而言，知识原点的确立并非主观立场选择，而是由中国学“理解真实中国”的核心目标决定的必然要求：“真实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更是实践中国的呈现，唯有以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为认知基准，才能摆脱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实现对中国的客观认知。
（二） 话语半径：中国学的对话“场域边界”
话语半径是中国学以知识原点为圆心，形成的“以理解中国为前提的世界对话范围”，其学术界定需把握三大核心特征，平衡对话的独立性与开放性：
1. 主体性：话语半径的延展以“中国实践的学术表达”为核心内容，拒绝陷入“西方议题主导”的被动对话格局。例如在民主理论学术对话中，中国学并非以西方“竞争性选举”为标准回应“中国民主是否符合西方定义”，而是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为核心，阐释其“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的完整链条，将对话议题从“是否符合西方标准”转向“民主的多元实现形式”，以主体性内容划定对话核心范围。
2. 动态性：话语半径的边界随中国与世界互动深度动态调整，呈现“向内扎根、向外延展”的双重特征。向内，需覆盖中国“古—今”文明脉络与“中—外”文化互动核心议题，确保对话不脱离中国历史与现实；向外，需随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不断延展，将“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全球发展倡议减贫经验等纳入对话范围，推动中国学话语从“解释中国”延伸至“参与全球问题解决”，实现对话边界与时代需求的同步拓展。
3. 兼容性：话语半径的延展不排斥外部视角，而是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吸纳世界汉学与国际学术的有益成果作为对话参照。例如研究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时，可借鉴西方汉学对“东学西渐”的历史梳理成果，分析儒家思想对启蒙运动的影响，同时结合当代“孔子学院”“汉学中心”运行实践、“国潮”文化海外传播现象，形成“历史传播—当代实践”的对话框架，通过外部视角与中国实践的相互印证，提升话语说服力。
三、中国学知识架构的四维融通：基于原点与半径的体系构建
围绕“知识原点”的根基作用与“话语半径”的延展需求，中国学知识架构需形成“古—今—中—外”四维融通的有机整体。这四个维度并非平行并列的板块，而是以“原点为核、半径为界”，在互动互释中共同勾勒中国的完整认知图景，每维度均承担“夯实原点”与“拓展半径”的双重功能。
（一） 维度一：贯通“古”与“今”——夯实知识原点的历史根基
传统与当代的连续性是中国文明的核心特质，也是知识原点不可脱离的历史根基。这一维度的融通需实现“承接汉学成果”与“突破研究局限”的双重目标：
从承接世界汉学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学需以汉学在典籍考证、思想梳理上的积累为基础，系统挖掘中国传统中的文明基因。例如汉学对儒家“协和万邦”思想的文本解读、对道家“道法自然”理念的哲学阐释，为分析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源头、生态治理的传统智慧提供了学术基础；汉学对科举制度“选贤与能”原则的研究，也为解读当代公务员制度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文献支撑。这种承接并非简单的知识搬运，而是通过汉学文本研究找到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思想联结点”，确保知识原点的历史深度。
从突破研究局限来看，中国学需扭转世界汉学“重古轻今”的倾向，聚焦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儒家“中庸之道”并非停留在文本层面的哲学理念，而是转化为当代治理中“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在脱贫攻坚中表现为“精准施策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在生态保护中体现为“发展与环保的平衡协调”；道家“天人合一”也并非抽象的宇宙观，而是具象化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些“传统—当代”转化机制的研究，在历史连续性中夯实知识原点根基，确保话语半径延展始终不脱离中国文明核心逻辑，避免陷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认知误区。
（二） 维度二：平衡“中”与“外”——拓展话语半径的对话空间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路径，并非走向封闭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是以“知识原点为主体、外部视角为参照”，通过“理性吸纳”与“主动输出”构建平等学术对话，拓展话语半径的有效空间。
在理性吸纳外部视角方面，中国学需将世界汉学与国际学术的有益成果作为对话参照（而非认知标准）。例如西方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虽存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限，但其对“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对比视角；国际学术界对“全球治理赤字”的讨论，也为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提供了问题意识。中国学对这些外部视角的吸纳，是在“以中国为主体”的前提下，通过多元参照更清晰地界定中国实践特质，而非以外部标准修正中国实践，确保对话的独立性。
在主动输出中国话语方面，中国学需避免“被动回应西方议题”的困境，将中国实践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学术表达，推动话语半径主动延展。例如中国脱贫攻坚实践，不仅是内部发展成就，更蕴含“发展中国家减贫路径”的普遍经验——通过提炼“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精准扶贫与区域协作相统筹”等实践规律，转化为“发展权优先”的减贫理论，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通过学术化阐释总结为“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成为全球治理的共同话语资源，实现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双向融通。
（三）维度三：锚定“实践”与“理论”——强化知识原点的现实支撑
“实践导向”是中国学区别于世界汉学的核心特质，也是知识原点扎根现实、避免空泛化的关键保障。这一维度需扭转传统中国学研究中“重文本轻实践”“重理论轻现实”的偏差，构建“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良性循环。
以实践为知识生产源头，是强化原点现实支撑的核心路径。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书本中的“文本中国”，更是活生生的“实践中国”——从乡村振兴中“村BA”现象折射的基层文化活力，到数字经济中“平台治理与个体权益平衡”的技术伦理问题，再到全球发展倡议下“小而美”合作项目的实施效果，这些现实经验构成知识生产的“源头活水”。以“数字人民币”研究为例，中国学并非停留在金融理论层面分析，而是深入深圳、苏州等试点地区，观察其在零售支付、跨境贸易中的实际应用场景，总结“安全与效率兼顾”的运行逻辑，使知识原点摆脱文本抽象性，具备鲜活的现实支撑。
以理论升华实践价值，是提升话语半径学术说服力的关键环节。中国学并非简单的“实践描述”，而是通过田野调查、数据实证、案例分析等方法，从实践经验中提炼规律、构建理论。例如对“枫桥经验”的研究，不仅记录“矛盾不上交”的实践做法，更通过大量案例分析总结出“党建引领、群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模式，升华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理论框架；对“义乌模式”的研究，也从“小商品贸易”现象提炼出“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协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既扎根中国实践（强化原点支撑），又具备学术化表达形式（提升半径说服力），推动中国学摆脱“西方理论附庸”困境，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
（四） 维度四：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实现话语半径的全球认同
中国学话语半径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有效覆盖，核心在于在厘清中国发展“特殊性”的基础上，提炼其中蕴含的“普遍性”价值，形成全球学术共同体可共鸣的知识成果，避免“强调特殊而忽视普遍”与“追求普遍而消解特殊”的极端倾向。
精准阐释中国发展的特殊性，是知识原点的独特标识，也是实现有效对话的前提。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道路必然具有鲜明特质：“大一统”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结合，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融合，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经济运行模式；儒家“家国同构”文化与现代公民社会的互动，塑造“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共同体意识。这些特殊性并非对话障碍，而是中国学为全球学术提供的独特研究对象，只有清晰界定特质，才能避免“用普遍规律掩盖特殊矛盾”的认知偏差。
深度挖掘中国实践的普遍性，是话语半径获得全球认同的关键。中国的发展并非孤立的“中国事件”，其实践经验包含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减贫实践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对“发展权是基本人权”的生动诠释，为全球减贫提供价值参照；生态治理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普遍规律，回应全球气候治理关切；科技发展中“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重”的路径，为后发国家突破“技术封锁”提供可借鉴经验。中国学的使命，正是通过提炼“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将中国实践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知识资源，使话语半径超越地域与文化局限，实现全球学术认同。
三、 中国学知识架构的时代价值与发展方向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学知识体系的重构不仅是学术领域的自我完善，更承载着“为世界提供中国认知方案”的时代使命。通过“知识原点—话语半径—四维架构”的逻辑构建，中国学实现了三重核心目标：一是继承并发展世界汉学的学术传统，弥补其“重古轻今”局限，构建“古今贯通”的中国认知体系；二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学术霸权，确立中国实践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从中国出发理解中国”的认知转向；三是推动中国知识参与全球知识生产，为人类应对减贫、气候治理、全球发展等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智慧，彰显中国学的全球价值。
未来中国学的深化发展，需持续紧扣“原点—半径”的核心逻辑：一方面，始终保持知识原点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扎根性”，通过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更系统的历史研究，丰富原点的历史维度与实践内涵，确保认知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推动话语半径随中国与世界互动深化而“动态延展”，以更具学术性的理论建构、更具兼容性的对话方式，让中国学话语从“被听到”走向“被理解”，真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与思想资源。
编辑：陈思远
审校：姚美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