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育人来说，4%可谓是痴缠多年的梦想；对于国家来说，4%是对教育事业作出的庄严承诺。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自此，4%成为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公共财政决策史上非常著名的数字。　 

　　2012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经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从1993年到2012年，4%目标自从提出到逐步实现，经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风雨兼程，二十年波折起伏，二十年艰苦卓绝。4%成为牵动中国教育的“符号”，成为中国教育人魂牵梦萦的期盼。　 

　　4%的提出　

　　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GDP的4%？4%是怎么提出的？　 

　　时针拨回到1982年。　 

　　当时中国教育百废待兴，农村的大批校舍都属危房，急需国家大量投入，其他的教育欠账也非常多。教育经费短缺，一度成为两会讨论的主题，成为当时亟待研究解决的尖锐的政策问题。　 

　　据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善迈教授回忆，当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政府要拿出多少钱办教育才算合理？这个题目被列入“六五”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良焜回忆说，这是一个新的角度，过去只是就教育研究教育，很少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当时国外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科思想开始传入国内，人们企图通过这些新学说破解当时中国教育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　 

　　最后，由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任组长，陈良焜、王善迈以及中央教科所的孟明义任副组长，共计40多人组成的课题组成立。该项目的名称定为“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与教育投资经济效益分析”。　 

　　“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共同合作的成果。”厉以宁在后来接受访谈时说。　 

　　怎么确定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合理比例？王善迈回忆说，当时最直接的思路就是从计算教育的实际需求和财政的实际供给入手，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方法。但是教育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教育发展的目标，各级各类教育要培养多少学生，成本是多少，但是由于当时没有相关数据，无法测算。后来项目组采用了一种国际比较的方法，即在同等经济水平条件下，以计量回归模型测算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合理比例和下限。　 

　　陈良焜回忆说，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的数据很难获得。经过探询，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是国际组织年鉴的受赠单位。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项目组的成员每天坐公交车，到位于北海前门的北京图书馆国际组织资料的部门收集收据，因为当时复印机还是稀罕物品，找到了资料也只能手抄。泡在图书馆抄了好几个月，项目组收集了大概100多个国家的从1961年到1980年共20年的各种数据。当时我国教育经费的数据没有官方统计，项目组从财政部门、教育部门、银行采集了1953年到1983年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的相关数据。　 

　　经过筛选，项目组选择了38个人口千万以上的市场经济大国1961年到1979年公共教育支出和GDP统计数据（换算成1980年美元），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测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教育支出的国际平均水平的方法。　 

　　根据这组计算公式，按照邓小平提出的2000年小康社会的标准——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把800美元代入模型中计算，结果是4.06%。而项目组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研究测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应占GDP的3.87%。虽然不同研究的样本国数量、数据跨越时间、美元汇率等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结论是相近的，都在4%左右。　 

　　1986年，项目组写了一个一千字的报告，报送给中央。　 

　　从研究结果落实到政策文本，经过了7年的波折。　 

　　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中央最终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把这一目标写入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这是教育经费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给出定量的评估标准和政策目标，体现了中国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定决心，成为中国教育财政史上的一项重要政策。从此，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拨款有了数量上的政策依据，我国公共教育经费逐步走上有保证的稳定增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