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语言冲突机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 李宇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是《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亮点之一，也是国家语委多年来确定的工作目标。

　　语言（包括文字）职能主要分工具和文化两大范畴，且这两大范畴又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就工具范畴看，语言作为显性的工具是用于交际，作为隐性的工具是用于思维。就文化范畴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

　　百余年来，我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这些语言规划，保证了国家政令畅通，为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为海内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为国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

　　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重心应由“大力推广”向“规范使用”转变；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规划语言的文化职能。首先，要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人人平等的普世理念在语言政策、语言观念上的体现。其次，要具有“语言资源”意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贮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基因”，滋养着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其次，要理性规划“语言功能”。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各语言的发育状态和能够发挥的语言职能是有差异的。因此，应在“语言平等”理念基础上，根据语言的实际状态进行合理有序的语言功能规划，在语言生活中各自发挥应当发挥的作用。最后，要遵循“自愿自责，国家扶助”的方针。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治地方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生活，应当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的意愿进行决策，并为这些决策负责。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度，拥有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但也存在着或显或隐、或锐或缓的多种语言矛盾。近些年，我国的各项改革都进入“深水期”，许多社会矛盾可能用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我国也可能进入语言矛盾容易激化、容易形成语言冲突的时期。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要特别重视规划语言文化的职能，尤其是重视从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上进行语言规划。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国情；需要着力研究语言冲突的机理；需要建立解决语言矛盾、语言冲突的有效机制；需要密切关注语言舆情，了解社会的语言心理及舆论动向，提高对语言冲突的防范应对能力。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和语言发展观，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中国教育报》2013年1月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