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风愈吹愈劲。它不仅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更为各行各业迈向新时代开辟了道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国内知名大学纷纷开办对外汉语教学；老一辈语言学家也开始关注、支持对外汉语教学，王力教授还专门题词：“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而此时的北语，规模扩大，设备更新，教学、科研步入正规，外国留学生逐年增多。为加强交流，共同提高，组织起来推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我校首先倡议，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后改称学会），并责成施光亨等同志筹划、联络。1981年，我在埃及任教期满回国，共襄此举。
由于我校性质所限，此前与兄弟院校来往较少，疏于沟通，筹备工作遇到一些困难。1982年 ，我和光亨到山东、南京、上海、广州，拜访了有关院校同行，提出以八大院校名义共同发起的主张，得到各校支持。1983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在北京语言学院正式成立，理事会同时产生，吕必松院长出任会长。秘书处设在北语，我为秘书长，专职处理日常事务。是年，光亨出国任教。
会议刚结束，出席成立大会的教委外事局李滔局长就向我们布置了一项任务：接待美国教育部汉语教学专家代表团，商讨合作项目。美国代表团共十五人，由教育部官员带队，成员为美国知名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我方由有关各校代表组团。双方经讨论、协商共达成教学、科研项目13项（最后完成10项）。
其中有一个合作项目对我教育很深。威斯里学院中文系主任戴祝余教授一来就找我谈了一个情况：美国耶鲁大学一教授（台湾籍）出版了一本教材《中国文化二十讲》，其现代部分充斥着诬蔑、中伤、弯曲、丑化之词。她想和我合编一本新教材，内容仍是中国文化二十讲，以正视听。我当然责无旁贷。项目定下之后，我们就利用去山东旅游的时间，对全书进行设计，并做了三课范文。她回国时，我提出能否弄一本耶鲁的《中国文化二十讲》给我，她说，怕不行，中国海关检查很严。我说试试看，没收就没收吧。不久她托人带来一本，我翻了一下，文字流畅，内容反动，不失为一本反面教材，就送给研究所资料室保存。后来，这一项目由北大挑头，我参加，编成后以《话说中国》（上、下册）问世。先是作美国各校教材，后经多次修订、印刷向全世界发行。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教学，我们还担负着更大的责任。
学会成立后，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地区性学术讨论会偏重在如何依据地区特点，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例如东北，生源以朝、韩、日为主，着重研究以朝、韩、日为母语的学生特点，“对症下药”；专题研讨会，先后就语言教学、汉字教学、语法教学，理工汉语，以及第二语言教学法等专题进行了研讨。二是以北语为基地，连续组织教师培训，各校分批派教师参加。北语校园一时热闹非常。三是利用一切机会宣讲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这一专业的重大意义，以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即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建立本学科系统作铺垫，为这一民族事业的大发展作准备。
这一时期，北语在全力支持学会工作的同时，自身也在迅速发展：成立研究所；编写新教材；创办专业刊物《语言教学与研究》、《学汉语》；筹建出版社和HSK汉语测试中心；开办汉语专业本科；申请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列为全国统考专业；申请硕士点等。一批为大发展开路的基础建设应运而生。作为基地，其中的主要项目是面向全国甚至是面向世界的。
从全国来说，我们收获了一批学术成果，我们出版了一批教材，我们的教师队伍人数扩大了，水平提高了。我们有话可说，有文可读，我们渴望跟外界交流，听听外面的声音，互相学习，通通提高。于是，一个想法在我们脑海中跳出：举办一次世界汉语教学研讨会！
第一个支持我们这个想法的是李滔局长，作出最后决定的是学会理事会和北语领导——大家都清楚没有基地作为后盾，这个会是绝对开不成的。理事会决定学会和北语共同主办。
按照学会理事会的决定，以北京语言学院、北大、北师大为主成立会议筹备组。筹备组按国际惯例提前一年向国内外同行发出《一号通知》。不久，申请与会的信件、电话纷至沓来，回复之快出乎我们的意料。尚未建交的韩国人着急了，托人传话。很遗憾，未能成行。新加坡也未建交，因此前曾派过教师代表团来京，且又是我们接待的，不但来了，而且人数仅次于美、日。
会期定在1985年8月，会址是在北京香山饭店。一切似乎很顺利。其实我们，应该说是我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钱。我显然不知道经费的重要，但我想得太简单。既然教委支持，教委自然会给的。我们作了预算，至少得六万，然后向教委打了报告。当时，我还忙于筹办北语出版社，便再没主动与教委联系。
1984年10月，应美国教育部邀请，中国汉语教学专家代表团访美，专访八个城市、八所知名大学，出席了美国在芝加哥举行的全美汉语教学研讨会。就在这个会上，台湾“华文教学学会”秘书长李振清极力推销他们将在1985年底举行的“世界华语教学研讨会”，承诺所有与会代表的食、宿全包，旅费报销，还答应专为美国代表包一架飞机。有一位美国教授接着他的话茬，向我发难：“杨秘书长是不是也给我们包一架飞机？”我知道他是开玩笑，但我当时的尴尬表情一定很难看。
回到北京就接到教委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几句话就把我打蒙了。她说：学术会议应该自筹经费，收支平衡。教委没有出资的先例。我说：收支平衡！我们哪有收入？自筹！怎么自筹？她说：没有听说国内哪个单位开这么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清华倒是开过一个小的，就是靠的展台收入。我说：“我们又不是搞技术的，有什么展台？台湾也要开这样的会。他们不但吃住全包，而且……。”“电话上说不清，你来一趟吧！”
我放了电话，要了车直奔教委，准备继续吵。那位处长耐心地给我解释了半天，最后交了底：只有三万，多一分都不行。
这下麻烦了。那个时候老百姓穷，政府也不富。百废待兴，僧多粥少，是不好办。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北京的理事回去向本校领导请求赞助，不能再向语言学院开口。北语担负了学会活动的一切费用，付出已经够多了。结果北大筹得三千，北师大捐了两千，杯水车薪。我和必松去过中宣部，我也找过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均无结果。最后我想去光明日报社试试，之前他们曾报道过学会的活动。报社的负责人虽然没有答应赞助，却给我们出了个好主意：给中央领导写信，他们以“内参”方式转达。回校后我连夜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吕院长过目后即送光明日报。
我心里仍不踏实。一个“菩萨”拜了，多拜一个何妨？我又以同样内容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可是怎么才能让总理看到这封信呢？北师大教授杨庆蕙突然想起，总理有一位秘书是北师大毕业生。不过这位年轻人只管给总理送文件，说不上话。我说，那就正好，不要他说话。只请他送文件时把这封信放在上面就行。
“救星”终于出现了！不久，批文下达，胡总书记批给国家计委，总理批给国家教委。最后由国家教委出资七万元。
一切就绪。吕院长和我向教委领导黄辛白委员、李滔局长汇报筹备情况。还未谈正题，就挨了李局长一顿批：“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教委打招呼。计委很不高兴，说这么点钱，你们教委都拿不出来？搞得我们很被动！”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我心里说：批吧！反正事情办成了。
这次汇报，我们向部领导请示了一个问题：如果会上有外国代表提出成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我们如何表态？黄辛白同志当即表示：“好了，支持。”其实说外国代表提，只是设想。真正打这个主意的是我们。
接下来的事就是大会的组织工作了。在这关键时刻，北语基地发挥了她最大的能量。校党委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我们汇报，决定全校动员，全力以赴。学校成立了大会工作团队，组成秘书、会务、内宾接待、外宾接待、论文、后勤、宣传、联络九个工作组。各组组长从校系干部中挑选，组员由组长在全校教职员中挑选。会议责成我负责指挥、协调。我诚惶诚恐，一再表示：我只是个“交通警察”。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于1985年8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如期举行。来自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教授130人与会，国内各校代表百余人参加（北京地区旁听人员除外），共宣讲论文180余篇。讨论会友好而热烈。更可贵的是我国十多位著名老语言学家一直住会参加讨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委员黄辛白，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中宣部外事局局长，国家语委副主任王钧，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北大校长丁石孙和北京有关院校领导，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朱佳熙、张志出等，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记者出席了大会开幕式、闭幕式和以李鹏总理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型招待会。
这是一次难得的盛会，成功的大会，收获丰硕。一是会见了老朋友，认识了更多新朋友，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友谊；二是进行了学术交流，开拓了合作渠道；三是汉语第一次成为国际论坛的主题，得到了共识，凝聚了推动力。当闭幕式上有外国代表提议委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筹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时，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其实，在我看来，大会顺利召开的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是第一次，是汉语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有意思的是，大会结束后，中宣部外事局局长问我：“老杨，你们的钱够了吗？”“够了。”他客气地说：“够了的话，这样吧，快到年终了，多了没有，我们给你们三万。”老天爷，你怎么不早说！后来，我们用一万出了大会文案，一万创办《世界汉语教学》杂志，还剩一万，按照吕院长指示给了汉语测试中心（HSK）作为启动资金。（教委拨款尚未到位）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的成功，给国内外汉语教学界以极大鼓励。领导重视，国内开办对外汉语教学的院校激增；各类国内外使用的教材纷纷出笼；北语出版社的三种期刊《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学汉语》各具特色，相互配合，成为国内外同行教学与研究的园地；校际交流、学者互访频繁。这时，我们瞄准的下两个目标是：请求中央在教委设立一个行政机构，统管和协调全国对外汉语教学；筹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要求成立行政管理机构的想法是我们在与各兄弟院校的交往中产生的。在近三年的工作中，我们发觉有些事务正往超出学术团体的业务范围。同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弘扬中华文化、让汉语走向世界，是一项民族大业，国家大了，不是某一个学术团体和几所学校所能担负得起的伟大使命。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我去南京大学出差，住南大，第二天，南京师大归鸿校长派人来请我过去一趟。吃饭的时候，归校长提出：他们很想接收外国留学生，开办对外汉语教学，问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希望我给教委有关部门说说。回京后我向教委反映了他们的意愿。没想到当年教委就给他们批了交换生名额，还拨了几百万元资助该校建留学生宿舍和食堂改造。事后想，我是做了一件我应该管却又不是属于我管的事了。
后来更发现一些名牌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规模小、教学单位级别低（大都是教研室）。有的校领导觉得外交难办，收益不大，麻烦不少。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
1986年，机会来了。中宣部通过教育部向我们转述了一个指示：中宣部准备向中央呈交一份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报告，要求我们就对外汉语教学写一份两页纸、不超过一千字的报告作为总报告的一部分上报中央。
我写了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是对外宣传、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正是发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好时机；二是为适应这一形势，请中央考虑是否可在教委设立司局级行政机构，统管、协调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加强国际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成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总部设在北京。报告经吕会长同意后发出。
后被告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在我们六条之前批了一段文字，正式成文时，作为第一条，六文变为七条。记得启立同志批文大概是三句话：对外汉语教学意义重大，各级政府要支持、图发展；要建立专门研究机构；努力提高办学、教学水平。
中央文件下达后，教育部电话告知：报告中央批了，设立行政机构是政府的事，需要再就机构一事写一报告报国务院。好了，快写吧！不久，国务院批文下来。我一看，又是####。我们两份报告写的都是设立一司局级行政单位，批的却是：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何东昌，副组长有文化部、广电部、还有什么部的副部长，（记不清了）组员只有一个——北京语言学院院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司局级，即“汉办”）
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宣告成立。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已经成立“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简称“汉办”。
我校随即腾出主楼五层七八间房子，作“汉办”与“学会”办公之用。基地啊，基地！
往事如烟。说起来热闹，其实我们只是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与当今的大好局面一相比，岂可同日而语。北京语言大学也是今非昔比。经济大国必然会成为语言强国。汉语必将随着我国向经济大国迈进的步伐，成为世界仅次于英语的国际通用语言。就目前国内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状况来看，我相信：在教学模式、教师培训，以及教材、教法方面，北语——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基地，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原载《北京语言大学报》2011年7月15日第242期、2011年9月20日第2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