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教师节，我总要忍不住怀念几位难忘的老先生，朱德熙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虽然不是朱先生的正式弟子，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已成为我私淑心仪的导师了。记得上小学六年级时，我曾在书店购得一本朱先生的《作文指导》，朱先生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写作课教师，这本书就是朱先生编写的教材，我如获宝书反复阅读，在这本书的指导下，我的作文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赞扬，并向全班同学朗读。
1951年，朱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连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每期必到图书馆去读。该书出版后，我又买来反复学习，使我一个初中生掌握了汉语语法及修辞的基本知识。
在天津上大学时，我非常渴望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聆听朱先生的讲课，当然这是一种妄想。后来，我终于通过亲友的关系“走后门”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了几次朱先生的语法课，多年的夙愿总算实现了。朱先生讲语法不是像一般教师那样只讲空洞的理论，而是用大量活生生的例句来说明语法的特点，并且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把一个我们认为很复杂的语法问题用几句话就讲得明了透彻。朱先生在讲课中也不失幽默，不时引发学生们的笑声。一般都认为中文系最枯燥无味的课就是现代汉语课，尤其是其中的语法课，朱先生却把语法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听朱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犹如在酷暑炎夏时吃一杯冰淇凌一样，既痛快又解渴。在课间休息时，我向朱先生作了自我介绍，并说出对先生多年的敬仰之情，朱先生却谦虚地征求我对他讲课的意见，并关心地说：“你的情况我已从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你来北京吃住方面有问题，我可以帮忙解决。”他这种长辈学者对晚辈的亲切关怀，令我感动不已。
1965年，我开始从事对外汉语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遇到不少语法方面的问题，于是带着这些问题去北京大学拜访朱先生。朱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提出的几个问题耐心地一一解答，他还把在1953年去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讲学时的汉语语法讲稿找出来给我看。我看到已发黄的讲稿上，每页的上下及行间的空白处，都填满密密麻麻的小字，这显然是朱先生对讲稿不断修改和补充，说明他备课是何等的认真了。当我问到他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时，朱先生说：给外国学生讲汉语语法不必讲得太多、太细，只要通过大量的例句来总结语法的特点即可，切忌面面俱到，一定要抓住学生的难点进行重点讲练，要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的原则。朱先生的这几点经验总结，可以说字字珠玑，我视若箴言宝典，至今依然对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具有指导意义。我当时建议朱先深将他这部讲稿正式出版，供我们青年教师学习。朱先生却摇摇头说：“现在还不成，需要做大量的修改整理工作，等以后再说吧。”后来朱先生的这部讲稿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出版。值得庆幸的是，朱先生后来把这部讲稿全部交给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保存，因为当时北京语言学院是全国唯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学。朱先生的这部珍贵遗稿，直到2007年才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正式转交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收藏。这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一部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还希望能有机会出版面世。
朱先生不仅是当代的著名语法家、教育家，而且是新中国第一位被派出国外讲授汉语的学者，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开路人、奠基者。
1980年，我到《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朱先生有了更多接触机会。这段时间，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我首先阅读了朱先生新出版的著作，包括《语法讲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答问》等，同时也累积了很多学习重点中的问题。有一次我去朱先生家去取他的论文校对稿，想借此机会向朱先生请教。当按约定时间到了朱先生家楼下，没想到朱先生早在楼门口迎接，怕我第一次来找不到，这使我受宠若惊。朱先生把我领进客厅，先是请我喝茶，像待老朋友一样。然后他把仔细校对过的论文样稿交给我。我怕耽误朱先生的宝贵时间而不敢冒然提出请教的问题，在告别时才不好意思地提出有几个语法问题请教，请先生另定时间。朱先生却笑着说：“不用另定时间，现在就可以谈。”我高兴地随先生又回到客厅。朱先生非常耐心地对我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做了详尽的讲解，一些疑难问题经朱先生简单几句话就迎刃而解了，我从心里叹服：先生真不愧是语言大师啊！等先生讲完，我一看表，呀！今天竟多占用了朱先生一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我负罪似的赶忙向先生鞠躬致谢。朱先生却笑笑说：“不必客气，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以后有问题就打电话给我，只要我在家，你随时都可以来。”我为朱先生的这种诲人不倦、热情诚挚、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所深深感动。
1987年秋，我们正筹办《学汉语》杂志的创刊。当时朱先生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因此我们决定请朱先生为《学汉语》这本新生杂志题词。我事先给朱先生打电话，向他说明了《学汉语》办刊宗旨及主要栏目。朱先生听了欣然同意题词祝贺，并说：“你们这个普及性的刊物问世，必将对外国留学生能够学好汉语大有裨益。”第二天我到了朱先生家，朱先生像对老朋友一样把我直接引进他的书房，在不大的书桌上摆着两张内容相同的题词，在宣纸上用行体书写了十个大字：“学汉语，用汉语，研究汉语”。先生谦虚地让我从两张中选取一张，但我看了觉得两张都很好，还是请朱先生决定。朱先生把两张比较了一下，然后选定一张，并说：“日久不拿毛笔写字了，这两张字我都不太满意，就只好用这张吧。”我高兴地把朱先生的题词拿给编辑部的同志们看，大家都称赞朱先生的书法艺术。不要忘记，朱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呢。谁知一个小时后，朱先生却给我来电话说：“我总觉得你拿走的那张，有个字不太满意，你走后我又写了一张，可能比那张稍好些。”我放下电话赶紧去朱先生家取回。从题词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朱先生一“字”不苟得认真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1990年夏，第三届世界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举行了。据说去年赴美国讲学并探亲的朱先生因病可能不会参加。但是作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的朱先生却毅然带病专程从美国赶来北京，并主持了此次世界盛会。在会上我拜见了两年不见的朱先生，他显然比过去消瘦了些，但精神很好。每想到我们这次会面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春天，朱先生病逝于美国，我闻讯不胜悲痛，并作悼诗一首：《悼念朱德熙先生》：
一代大师忽辞世，中外语界皆痛悲！
私淑心仪逢甘露，教诲之恩刻心碑。
远隔重洋俯首祭，香飘万里望魂归。
教师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深情缅怀这位一代语言大师和令人敬仰的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