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教师告诉我的故事，已经好几年了，可是我总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清晨，天色有些阴沉，人们照常晨练。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大家纷纷往家跑。人流中，移动着一位老者，步履蹒跚。他确实是老了，不能跟青年、中年，甚至不能和其他老年人相比。当他移动出操场，来到宿舍区时，旁边楼里急匆匆地跑出来一位中年女职工，手里拿着一把伞，大声喊道：“老王，给你伞！”老人说：“谢谢，谢谢。”又说：“雨不大。”女职工说：“拿着吧，别淋着！”老人婉辞了女职工的好意没拿，好在雨也确实不大。

后来又听到一个故事：

那是前几年的一个初冬，老王在菜站买大葱。售货员告诉了一个价格，并说一次多买至多少多少就可便宜一些。老王年迈，拿不了那么多，就只能买贵的了。这时，旁边一位也已年过半百的教师说：“老王，你挑，我给你拿回去”。于是，老王感谢着挑好了，那位教师帮他把大葱送回了家。

唤作“老王”的老者是我们大学的前身——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和后来的语言学院的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王亦山同志，70年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邪风黑雨中被调离了我校。他眷恋着旧地，尽管在后来的单位以他的职权为自己安排一处更像样的住房并不难，可是他一直住在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老楼里。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晚人们都能看见他散步的身影。路上遇到时，老“语言人”都亲切地招呼他，问候他的健康、起居。那神情、语气是超出“尊重老人”的礼貌的；他早已不在“语言”当官了，所以问候者也无涉半点“感情投资”的世风。他也主动跟人打招呼，聊家常。有一次，我换了工作岗位不久遇见他，他问我在新岗位上忙不忙，我很惊异于他信息之灵通，更感动于他的关切之情。

要真正了解老王的退休生活，还得从当年说起。老“语言”们都知道这么一件事：还是在我们大学叫作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时候，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外国留学生汉语预备教学无非是“人、手、足、刀、尺”。没想到一位青年讲师当场站起来提出了异议，说王亦山同志，你讲得不对，不能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领导人的讲话那么坦诚（就是说不会拐弯抹角，尤其在表示否定的时候），不同意见者的反对又近乎莽撞（就是说不顾忌可能随之而来的不良后果），可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上，历史又显得很超前。被当众顶撞了的王亦山同志事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邀请这位青年讲师讲了讲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是怎么回事，据说还不只讲了一次。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可敬的王亦山同志接着又发表了后来被简称为“上路下水”的讲话。当年外国留学生汉语预备教学远没有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红火，也远没有被称作“学科”的资格，现实和前景更没有现在这么吸引人。教师从各方面聚集在一起，不少人课余都在各自圆着自己的梦，精力并没有全部集中到教学和研究上来。王亦山同志针对这一现象，带着他从“人、手、足、刀、尺”中解放出来的思想飞跃，号召大家“上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之路，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之水”。这无疑是对外汉语教学史上凝聚队伍心力的一声春雷，是从学术的根本上建设我们这块基地的嘹亮号角。从“人、手、足、刀、尺”到“上路下水”更表现了他本人唯真理是从的博大胸怀。汉语教师们在他的号召下，全心致力于教学和相关的科研，学术气氛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文革”前的对外汉语教学呈现了蓄势待发的良好态势。

老王不看“风”。“文革”期间，作为学校“头号走资派”，吃了不少苦头后终于熬到了“解放革命干部”的阶段，他照例作了总结性检查。在那些由大大小小的“帽子”组成的时代套语肆溢下，他在检查中竟然亮出了“‘文革’打倒老干部是‘卸磨杀驴’”的“活思想”。按当时常例来说，这样的大逆不道起码也得“罪该半死”吧。可是不然。大家说他敢于把心里想的交给群众，比那些“上纲上线”的自我批斗更真实，说这正是“进步”的起点。他也就获得了“解放”。我们不能苛求在当时要用三中全会的语言和思路来评价“文革”，但老王以敢于直言的人格力量征服了狂躁，博得了大家的认同。

后来迁址复校，他针对“文革”的摧残提出“开学、开饭、开课”三大任务（后来被简称为“三开”）。因为事不及“路线”这面令旗，他又一次挨批。复校的劳累，挨批的压力，使他终于病倒了，甚至于昏迷，呓语中还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挂念着某某方面工作“上不去”。病愈不久，他就被调离了语言学院。

这就是当年的老王，在业务上，他不强不知以为知，从善如流，心胸博大；在处事上，他不看风使舵，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作为共产党人，他的心胸、品格感召着一代“语言人”。

而今老王米寿驾鹤，三辆大轿车载着“语言人”情真意切地为调离了20多年的老院长送别。这几天，校园里说起老王故去时，众口一词地惋叹道：“好人哪！”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这便是晨雨中那把伞的全部故事。（原载《霜叶》，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