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8月29日，邱及同志已逝世17年了。在纪念建党80周年、即将迎来建校4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邱及同志──一位受人敬重和爱戴的真正共产党员。

邱及同志是在十年动乱后期到语言学院任副院长的。我们听说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种种迫害，并且祸及子女。也略闻他在东南亚的长期革命经历及在华侨中的很高声誉。然而我们接触到的邱老既绝无居功自傲之态，也丝毫无怨屈之意。他胸怀坦荡，公正无私，对党的事业始终乐观坚贞，对同志和蔼真诚。在工作上，他对学校的办学方针、教学科研、外事工作都很有见地，既有长远眼光，又从实际出发。当时极左思潮仍盛行，教师们的课外科研存在阻力，邱老则积极支持。和他接触较多的教师，都对他的博学多才和宽厚气度感到衷心折服。

邱老对人的关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师生的工作学习以及思想进步、组织问题等都细心了解，真切关心。唐山地震期间，大家都在户外搭棚暂栖。棚子周围杂物遍地，暴雨过后道路泥泞，邱老却常在夜间到地震棚挨户探望。他在夜风中白发飘散的身影，令人至今难忘。

在邪恶势力面前，邱老却是正义凛然，刚直不阿的。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深沉悲痛写了多首悼念总理的诗词，其中两首用大张宣纸恭笔抄写，张贴在校园里，配以一幅傲立雪中的梅花图。他还不顾“四人帮”的禁令，臂佩黑纱，昂然出入。这年清明节，邱老挥毫抒怀，痛斥奸恶。

1981年我们奉派出国工作。在巴黎与侨界接触及以后看到材料，才对邱及的过去多了一些了解。

邱及出生于广东农村，5岁放牛割草，16岁加入共产党。以后考入上海美专，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一面刻苦从名师学画。1934年因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左联”刊物《北斗》编辑被捕。1936年出狱流亡泰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奉召返国。13年中邱及以华文报社社长、华文学校校长身份，团结组织领导华侨和当地人民进行抗日民主斗争，是泰国、印支著名侨领之一，回国后任中侨委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司长等职，为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制订及实施尽力尽责。

法国华侨来自东南亚的甚多。我们与其接触中切身感受到他们对邱老的信任崇敬乃至感激之情，从而更深切地看到邱老人格的魅力，和他深刻领会坚决执行党的侨务政策所取得的硕果。一位当年的泰国老华侨，如今其家族的公司企业遍及欧亚美澳的实业界巨子，在邱老逝世5年后还远道致函邱老夫人魏特同志，怀念邱老。信中说：“及兄天资聪颖，才气非凡，诗词自成一格。他一生献身革命，但先后所受折磨实非人所能受，他甘受之。此是其伟大处……”

1984年春天我们回国休假，得知邱老已病重住院。我们赶到北京医院，魏特同志引我们到病榻前，邱老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我们便一定要支撑坐起来。他对自己病情不愿多谈却对我们在国外的工作十分关心，并多所勉励。当我们转达侨胞对他的敬意时，他还惦记着几个早年在他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归侨还未作历史结论，政策尚未落实，说必须趁他还有一点时间仔细回忆写出材料，帮助这些同志把问题解决好。听着他那低沉缓慢但深情坚决的话语，看着他那憔悴的面容和稀疏的白发，我们心里阵阵酸楚。当我们怀着沉重的惜别心情离开病榻，走到房门回过头去，邱老还微微扬起右手，殷切地注视着我们，岂料这竟成了最后的一瞥!

返回使馆不到半年，就传来了邱老的噩耗。对此，虽说不是意外的消息，但在感情上我们竟久久不愿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认识越深，邱老的形象在我们心里越高大。我们捧读邱老的最后一首词：“回首征尘漫漫，狂风暴雨连连。富贵功名如云烟，耻作狂豪迷恋。既是人民公仆，必须誓志忠良。克勤克俭又清廉，除却苍生苦难。”这是邱老一生的写照，也是对我们后辈永远的激励。（原载《霜叶》，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