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校史的共和国声音
北京语言大学规模不算大，历史不算长，但它是一所超越一般大学意义的高等学府——从诞生那天起，就受到国家高层、甚至最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爱。祖国的阳光直射到北语校园这方土地上，照耀在汉语国际推广这个意义深远的领域里，北语人幸运地更加直接地享受到了祖国光辉带来的温暖。
可以说，北语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有“国家”的推动力，都有那些叱咤风云、改变历史、流芳百世的伟人们在背后导航。1962年6月26日，经教育部批准，单独建校，直属教育部领导。1965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同意更改校名，扩大任务。”1974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我们题写了“北京语言学院”几个大字——大家知道，毛主席是很少为大学题词的。
文革时期搞大批判，有一句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语言学院是蒋南翔口袋里的学校。”这句话，今天可从正面诠释为，作为一个泱泱大国高等教育部长的蒋南翔，把北语视为“家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细心呵护它，时刻关注它——这是一般大学享受不到的部长的青睐。
动乱时期，北语被撤销后，1972年10月16日，周总理批复“同意”恢复北京语言学院，并把撤离北京的矿院校舍的大部分批给了北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北语的发展历程中，在北语校历的每年、每月、每日的页面里，都有开国元勋级的伟人们的声音，他们针对北语的指示、批语、题词等，都可看作是共和国的声音！
背负使命走进疯狂法语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示，每年从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中，选拔30名优秀成员，集中北京，组建以出国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为终身职业的国家对外汉语储备师资队伍，由当时的高教部负责管理。我1961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幸运之神落到了我的头上：被高教部选中，进入了这个队伍，成为后来被“人民日报”称为“对外汉语国家队”的30名成员之一（第一批，共4批）。于是，头顶“高教部”的光环，从东北上调到人人向往的首都北京，无不得意地迈进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带全薪学习三年法语，作为教外国人汉语的媒介语。
这个“光环”并不那么好顶，这个“队员”并不那么好当，首先，就要炼狱般地攻读外语，于是我走进了可称“疯狂的法语班”。
我们到北外是10月份，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本科一年级3个法语班早已过了语音阶段，学生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会话能力，于是学校单独为我们几个人开了个“小灶”，派一位年轻教师给我们突击语音。每天拿着一块小镜子上课，每发一个音都对着口型，口型不对肯定发不出那个音；口型对了也不一定发得准。说法语像小河流水，音都比较紧，很讲究开口度，如“a”，有前“a”后“a”,有许多鼻音，有小舌颤音“r”……这对于像我们说惯了开口度比较大、发音比较松弛的东北人，发每个法语音节几乎都得改换从小养成的发音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年龄越大越难改，因为已经定型。
语音这道门槛儿还没迈好，就把我们插进本科班里了。我第一次走进教室，看那些小学弟、小学妹们，个个机灵无比，他们都是全国统一高考时凭高分按第一志愿从全国各地录取来的，可以说个个都是外语天才。敏锐的外院老师早在60年代就已经掌握了以培养技能为主的交际法，老师和学生互动式地上课。新课还没讲，上来就提问，逼你说话，小学弟、小学妹们个个对答如流；等比我还年轻一岁的女老师走到我这个老大哥前面对我发问时，只听“小河流水”响,不知问的是个啥。本来被国家选中自我感觉颇好，而陷于那种尴尬场面，灵气全无，呆若木鸡，活脱脱像个傻瓜……
北外一向以训练严格而著称，难怪我驻外使、领馆的首席翻译大都出身此校。在这种氛围里，我们这帮高教部派来的人只有发奋拼命学习，才能随上大流，不辜负国家的期望。那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食不果腹，饥肠辘辘，但整天仍然书不离手，“曲”不离口，除几个小时睡眠，心无旁骛，使出浑身解数全身心地模仿录音，大声朗读，背诵课文，嘴里含着水练小舌颤音……星期天的概念早已抛在脑后，有人连蹲厕所都念念有词。体育不是有魔鬼式的训练吗，我们就是魔鬼式的学习外语，这话不夸张。
尽管如此卖力，第一学年的成绩并不理想：我们班算我15个人，有10人未及格（2分），我是其中的一个，笔试没通过。当时的北外留级、除名制度异常严格，一次不及格可以补考一次，补考再不及格——留级；再留级——卷铺盖走人。我们班那次补考5人通过，5人留级。苍天保佑，我总算过了对我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这一关。到了二、三年级，课程中理解性的、归纳分析性的、文学性的因素逐步增多——那都是我们的强项，学起来也越来越轻松些，成绩也越来越好些，终于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三年外语学习的任务。
学习外语任务完成后，少数人当年就被派往国外任教，大部分储备在备受国家青睐的国内最大的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北语。这支精锐队伍后来成了北语的中坚力量，校（院）长、系主任、对外汉语学术权威等人物很多都出身于这个团队。
命运变奏曲
1969年末、1970年初，北语被连窝端到茶淀劳改农场。除了被提审，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过着几乎和劳改犯一样的日子。每天搬砖、运石、盖房子，轮大搞刨坚冰、挖冻土、修“国防公路”，经风雨，斗严寒，抛开大脑神经系统的运转，日以继夜地重复着身体骨骼和肌肉的既简单而又繁重的动作。那时，全国各高校都处于瘫痪状态，北语宣告解散。
1970年冬，我是第一个被驻校军宣队选中，正式调入北语的上级领导单位——北京市教育局分管大学工作。随后，吕必松也被调入。我们俩奉驻局军宣队之命，每天驱车跑北工大……后来许多单位都盯上了汉语储备师资这支队伍。在高等院校即将溃散之际，陈毅同志明确指示：这批教师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既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又懂外语，不能散。之后，周恩来总理再次强调，教育外事不能停，并指示将这批教师的档案送往三线。于是我和吕必松奉我们当时的主管部门——对外经济联络部（当时教育部已不复存在）之命，乐不可支地从教育局的办公室回到了北语西郊留守处。命运又让我重新归队，终生坚守在我所热爱的汉语国际推广这个神圣的领域里！
正在此时，在法国任教的赵永魁向国内反映：“文革”前出版的教材遭批判，已经不能在国外使用；临时编写的大16开本的油印教材用起来十分不便，国外急需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教材。于是，当时主管向海外派遣教师工作的外经部委托北语（为主）、北大、南开，抽调得力教师，大约于1971年夏成立了教材编写组，由吕必松任组长，我任党支部书记兼副组长。编写组由20人左右组成，主要是北语的骨干老师，包括王还、赵淑华、许德楠、张维、房玉清等，还有北大的胡双宝以及南开的孙辉老师，请最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先生任顾问，著名画家韦启美插图——编写组的阵容不能说不强大。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过问此事，指示教材要“速编速运”——这4个带着国家分量的大字，传达到编写组后，大家欢欣鼓舞，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鼓足干劲”，团结一致，一心扑在教材的编写上，很快就编写出了《基础汉语》、《汉语读本》，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向全世界发行。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憾，但它毕竟是在非常时期举全国之力编写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满足了当时的急需。
从被调离这个队伍，到参与对外汉语教材编写那个较大的工程，也可以说，我的命运变奏曲要跑调的时候，得到了国家的干预和伟人们的把脉，也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在10年动乱时期始终没有离开正确的轨道前行。
三次见到扭转乾坤的伟人邓小平
第一次是1974年3月末4月初，联合国将要召开原料和发展问题特别会议。使馆人员在底下传，中国这次要派一个重量级人物参加，但不知是谁，途径巴黎，使馆要大家准备做好接待工作。4月6日专机到达的时候，才知道是当时身为副总理的小平亲自赴纽约参加这次特别会议。我们到巴黎奥利机场去接小平同志，大家排着队一个一个地和小平握手。谁都想和他握的时间长一点儿，仔细端详这位年近古稀、精神矍铄的伟人的风采，尤其是多年动乱之后，想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中国重新崛起的第一缕曙光；想从他的神态中看出将要掀起的中华民族的雄风……深沉的海水并不荡起波澜，越是伟大的人，越显得平凡。看上去，小平同志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很慈祥，很温和，标准的四川口音，耳朵可能有点失聪，在听译员给他翻译时，声音很大。轮到我时，我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说早想好了的一句话：“祝您健康！”我心里默默想，您的健康不就是12亿（当时是这个数字）中国人民的幸福吗？
更令我振奋的是第二次见到小平同志。那是1975年5月12日，小平应法国政府的邀请，到法国正式访问。红色地毯从机场贵宾室一直铺到专机降落点。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亲自到机场迎接，邓小平检阅了仪仗队，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为了万无一失地确保小平专机的安全，我们几个教师有机缘到专机里“驻守”。我们来到停机坪，看到法国的卫兵全副武装地站在专机四周。经过特许，我们进了由波音707改装的专机，看到了小平的办公桌椅和临时搭设的非常简单的床铺（小平一张床，乔冠华一张床）——这不就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代表思考中国命运和国际重大问题的地方吗？也许就在这架出访的飞机上，已经准备在深圳那个小渔村画上一个圈，向浦东那块土地挥一挥手；也许就在这架飞机上，已经开始酝酿“春天的故事”了，已经开始运筹“改革开放”的国策了；也许就在这架飞机上——这块特殊的流动的国土上，开始勾画早在江西那个工厂的小道上反复构思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了……
访法取得圆满成功后，我和阎纯德代表驻法教师组去奥利机场欢送小平同志回国，这是我第三次见到小平同志。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小范围和小平同志在一起。曾涛大使看出了我们的心意，和小平同志说：他们是北京语言学院在法讲学的汉语教师，想和您合个影。小平正在和希拉克总理谈话，马上回过身来，和蔼可亲地走过来和我们站在一起；见此情景，希拉克总理也站到了我身旁。由经常为毛主席摄像的著名摄影师杜修贤抓拍了这个珍贵的镜头。在小平访法日程安排以分秒计算的紧张节奏中，小平非常高兴地和我们站在一起，而且这瞬间凝固成了历史的一页，一下子把我们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把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周荣鑫部长看望我们
在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当中，除了上文提到的，还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75年11月8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扎伊尔共和国和毛里塔尼亚共和国访问，途径巴黎，在法等待换机的有限时间里，周部长坚持要亲自探望在巴黎任教的我们几位汉语教师。周荣鑫早就是周恩来十分信任和倚重的助手，早就是国务院秘书长。1974年，是周总理、李先念、纪登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四人帮”手里夺回了关乎国家命运的教育口，确保了周荣鑫当教育部长。我们不知该怎么接待周部长，只能到市场上买了些有法国特色的时鲜水果，作为不成敬意的敬意。周部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我们聊起来，就像我们的父兄跟我们聊家常一样。周部长并没有和我们谈什么大道理，只是嘘寒问暖，问问我们的生活和教学情况，嘱咐我们注意安全和身体健康……其实，不用说，周部长亲自登门看望我们本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效劳。
语出华夏，桥架五洲
我从1961年大学毕业被高教部选中，到2007年离开这个岗位，在国内外打拼了46个年头。想当年，我们这些怀着报效祖国拳拳之心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带着祖国的嘱托，奔走天下，无论是在亚非拉条件极端艰苦的国度，还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花花世界，我们代表中国人民的形象，登上一些著名高校殿堂的讲坛，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传递中华文化的信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青春和宝贵年华献给了祖国。我们也以我们的特殊身份，广交朋友，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谊的桥梁。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我们的待遇低得可怜，把挣得的大把大把的美元和其他硬通货，悉数上交国家。脑袋里的物欲被打扫得一干二净，无欲则刚，反倒觉得活得很精彩，真是应了那句话：“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
到了20世纪末，我们这批汉语出国储备师资都到了服役期满该告退的日子，但共和国并没有忘记我们。为了表彰这批20世纪后40多年在国内外汉语国际推广战线上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们，1999年7月29日，教育部为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的教师每人颁发了一块铜质纪念牌，上写：“语出华夏，桥架五洲”，并把每个人的名字用鲜明的红字镌刻在金黄的纪念牌上，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除了大部分北语的出国师资，还把分散在全国各高校的也都请到北京，在北大新落成的图书馆举行隆重的颁牌仪式，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韦钰代表教育部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当时在外地）颁发铜牌，韦钰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个团队的奉献精神和对汉语国际推广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她语重心长地说：“……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无不浸透着在座诸位的心血和汗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部队，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在西郊宾馆连续两天召开纪念会，大家满怀激情地回顾了曲折、坎坷的40年风雨历程，再次感受到不论走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共和国的阳光投射到我们身上的温暖！
电影明星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而我们觉得我们手里这块铜牌的分量，不轻于好莱坞给予他们的荣誉，因为它的含金量是无可比拟的，它闪耀着正在崛起的强大祖国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