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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尼泊尔教学往事

发布日期:2020-11-17  作者:刘家业 离退休工作处 点击量:

我第一次出国任教是1979年,受教育部派遣去尼泊尔加德满都语言学院教授汉语,接替在此校工作三年的丁永寿老师。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外派教师和留学生非常重视,出国前都有近一个月的集训,先是政治学习,加强外事纪律教育,后又安排十天时间外出参观,或大庆、大寨,或延安、井冈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后是置装。

置装费不分国别统一发放,至于多少钱,由于时间久远,已经记不太清了。要求每人置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一件呢大衣,两双皮鞋,还有衬衫和内裤。当时我们集体去王府井百货大楼选购,衣料颜色自己决定,然后到大楼马路对面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我选的是质量上乘的人字呢做大衣,黑皮鞋一双是普通的,一双是三接头儿的。

四十年前出国还是少数人,而且大都是公务,护照、机票有人为你准备好了。我七月中旬离家出发的那天早上,系主任吕必松、教研室负责人和几位老师到车库送行,我身着西装,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显得格外精神。我长到四十岁,还是头一次穿洋服,穿西装要打领带,我入少先队时系过红领巾,但这同系西服领带不同,情急中找到我教的日本学生帮忙,为图省事我索性事先将领带系好,到用时套在衬衫领子外就行了。我从未坐过飞机,对坐飞机充满好奇,但对独自出门又有几分担心。那时北京去尼泊尔没有直达航班,要在缅甸仰光过夜,第二天再乘印度航班飞往加德满都,而此班机中途要在加尔各答停留加油,乘客要离机到候机室等候,室内气温高达40多度,只见风扇不停地转动,却丝毫不感到凉意。我汗流浃背,脱下西服,但短袖衬衫上还系着领带呢。

尼泊尔地处喜玛拉雅山南麓,是个农业小国,1955年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教育部多次按时派汉语教师去那里任教,而且多半是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在我之前就有吕必松、李振杰、丁永寿,在我之后有陈朝祥、艾红玉、郭金鼓等。尼泊尔多山地,经济欠发达,首都加德满都给我的感觉还不如我的老家辽南的县城,市区多半是土路、碎石路,皇宫前的柏油路平坦开阔算是最好的了,也只有二三公里远;城区的New Road(新街)是唯一热闹的商业区,路旁的店铺多是平房,二层楼算是高建筑物了。

我任教的语言学院是栋两层灰楼,地处僻静,路南是座公司,逢年过节有集市活动。学校前边是半人高的围墙,没校门也没校牌,校园不大,有网球场大小的草地,绿草参差不齐,好像没专人特地侍弄。学校一层有八九个教室,设有日语、汉语、俄语、德语、法语、藏语和印地语,其中日语学生最多,有三、四十个学生,其他语种都不足20人。该学校类似于国内的短训班或补习班,早上7点至9点,晚上5点至7点授课,上午是初级班,晚上是提高班。生源比较杂,除在读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大都是社会的闲职人员,以中文提高班为例,十一个学生中,两个大学生,三个青年(会计、导游),两个藏族商人,美国使馆三秘的两个孩子,印度使馆参赞夫人。那时教学手段比较单一,没电教设备,连录音机、教学挂图都没有,就是一本《汉语课本》(该书由北京语言学院李德津等编写,197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支粉笔。学校管理也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考勤、考试制度,只要缴学费就可以进教室上课。学生缺课多,教学进度慢,两三天才能学完一课。但我还是认真备课,热心辅导,我要对得起三尺讲台前的学生,树立良好中国教师的形象。令人欣慰的是,学生对我的课都给予充分的肯定。

学校二层是校长室、教务办公室、会议室和教师休息室,还有一间是图书阅览室,除当地报纸杂志,大都是各国使馆赠送的教科书、辞典、各国地图及旅游指南一类的小册子。全校教职工加起来不足30人,校长40多岁,说话幽默,为人热情,操带地方口音的英语,偶尔课间会到休息室同老师们聊天。两个日本教师,年纪大点的带家属,但从未见过其家眷;年轻的单身,30多岁,比较老实,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话语不多,但同我来往多,我曾听过他初级班的课,还特地从阅览室借来日本外务省出版的《日本语入门》,可惜没坚持下来,至今想起还觉得是件憾事。他送我几包方便面让我品尝,那时国内市场还没见过这种食品,觉得别有风味。俄语教员是公派的,带夫人,比较年轻,他说话慢条斯理,为人随和,他曾邀我去他住所做客,那时中苏关系尚不明朗,出国人员纪律严明,为稳妥起见还是婉谢了。临回国的时候,他送我的黄油我是收下了,因没冰箱保存,我就借花献佛给德国教员了。德国教员丈夫是印度人,高个瓜子脸,快人快语,打扮花哨。丁永寿老师回国前,我同他一起拜访过她的家。

学校上下午各有20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届时佣工会准备好咖啡,摆上饼干,老师们边吃边聊。德国教员是开心果,她的话语常引得大家捧腹不已,气氛很温馨。学校开学,迎来新教师,送别老教师,都会举办茶话会,这笔费用由校方开支,而平时课间的茶点则要大家均摊,虽说不多,也是一笔花销。后来我建议改用茉莉花茶招待大家,每天我用暖瓶将沏好的茶带到学校,同事们喝了都说香味浓郁扑鼻,慢慢喝能尝出甜味来。大家要付我茶钱,我谢绝了。这既节省了我部分开支,也增加了我和老师们的感情。

学校有辆为外教使用的校车,类似早年京城常见的夏利,红漆已斑驳,车座松动,每天早晚接送我们上下班。按惯例是最先接我,只要听见门外鸣笛三声,我会准时出门,然后接俄国教员,最后是德国老师。其实加德满都并不大,从驻地到学校也就20多分钟路程,但有了班车方便多了,也更安全。

在加德满都,我住在老使馆后勤人员宿舍,紧挨着使馆车库。那时新使馆楼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老馆待出售,尚未遇到买主。该宿舍是红砖平房,墙壁坚固,门窗敞亮,水磨石地面,一个大房间,四个小房间,另有水房和厕所,单有铁门出入,后门通使馆大院。宿舍住四个人,来自三个单位;国家体委派来的羽毛球教练,广州人;两个国际广播电台尼泊尔语组留学生,高个的河北人,矮胖的上海人,我们都是男性,归使馆文化处管。在老使馆同我们作伴的还有一只大黑狗,归使馆饲养,每天晚饭后,使馆厨师会开车送来狗食。

我们四人平时都忙于工作或学习,只有周末才有时间一起闲聊或外出购物。教练骑摩托晨出夜归,在体委就餐;两学生懂尼语,自己开伙,教育部发的伙食费节约归己。那个河北小伙喜欢面食,和面擀面十分麻利,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我随前任教师,在使馆食堂搭伙,中午骑单车去使馆吃饭,晚上下班晚,使馆厨师给留饭,饭后带上馒头或饼干、麦乳精、榨菜当第二天的早餐。这状况我坚持不到半年,觉得很不方便,也学着留学生的办法,从使馆办公室取出伙食费,买柴油煤气炉(这里供电紧张,常停电)、买米买菜,自己做饭。那时出国教师待遇低,国内56元工资照发,在国外每月给40美元补助,自己开伙可节省几个钱贴补家用。我决定自己开伙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我见老使馆院大闲地多,土质好,适宜种菜。我小时在农村长大,“文革”时在吉林当五七战士干过农活。那时在尼的援外工人自己养猪种菜,可以从他们那里要来种子和菜苗。我种的玉米、豆角栽的大葱、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丰收的果实给我带来了愉悦,改善了生活,去同事朋友家做客,带上这些农产品当礼物,他们喜出望外,戏称我是“中国地主”。

尼泊尔的天气令人称道,充沛的阳光,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没有冬天,只有旱季雨季之分,新年前后算是最冷的时节,气温也在15度以上,人们赤脚穿拖鞋上街,有钱人头围长羊毛围巾,穷人就披着麻袋片,步履匆匆。天气晴好的中午,你会在农舍门前看见有妇人给孩子洗澡,浴后往孩子身上抹一种油。五六月灼热的阳光,晒得人头晕眼花,但在房檐树荫下,顿时感到凉风习习。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室内灯下读书,会听到窗外瓢泼大雨拍打芭蕉叶沙沙作响,第二天清晨便是阳光灿烂,蓝天像洗过一样,我深深体会到,阳光是上帝赐与尼泊尔人最好的财富!

教师、留学生在异国他乡都会感到寂寞,但使馆时时都在关心我们。每逢周末放映电影都会通知我们前去观看,西藏民族代表团访尼让我们去机场迎接,并在使馆楼前同使馆工作人员合影。记得有一次春节期间,使馆组织我们同使馆人员一起去边境樟木口岸参观访问,途中在中尼公路旁的友谊塔前照了相,此照片至今还珍藏在我的纪念册里。每逢新年春节我们都被邀请去使馆参加团拜会餐只有此时我会穿上西装、系好领带,而平时在学校上课,常穿着带拉锁的灰夹克衫,带去的呢大衣根本派不上用场,一直压在箱底。

在国外工作唯一盼望的是能早日收到家信,真是“家书抵万金”。那个年代同国内联系的渠道只有外交部信使队,信使每四周乘班机来尼使馆送取公文、书报和私人信件,即国内来信贴足邮票寄到外交部信箱集中,在国外公派人员将贴好邮票的信件交使馆办公室,由信使收集装袋传递。离使馆200多公里博克拉建电站的工人,在信使队来使馆的前夜就驱车赶来送信,待第二天一接到家信,就连夜赶回工地。他们有时来我们宿舍聊天,有工作期满的同志回国也常给我们带家信。

分别多年的朋友也会在异国巧遇,给人带来惊喜。我在尼泊尔就有这样的经历。一次是以夏菊花为团长的武汉杂技团到尼访问演出,在剧场过道边的座位上,我遇见一个当地人很面熟,一交谈竟是1965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相识的尼泊尔留学生萨利克,那时他十八九岁,其父在尼使馆当厨师,“文革”时他同我们在一个食堂就餐,一起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眼下他在我公路组当翻译,已娶妻生女,家有两层小楼,楼上出租给日本教练,生活美满。后来他的两个千金都曾来中国留过学,老大在北语学了两年后,进首都医科大学学习,老二在天津学的是中医。他常邀我去他家做客。另外一次,我在使馆见到了校友虞家复,我们都是1964年进的北语,同学英语专业,我比他大五岁,他是大学生,我是进修生。他当时是新华社驻尼泊尔站的记者,记者站与使馆一墙之隔,站在房顶上能清楚地看到使馆侧门,我曾去他的办公室聊天,并在其房顶平台上照了张相。后来听说他升了官,任新华社外事局副局长,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判了重刑,自毁了大好前程。

在尼早晚工作,有较多时间去市场闲逛。那时出国人员处处节省,逛街也是希望能有意外收获,买到便宜货。那时街头小贩出售邓丽君等港星的歌带、日本的盒磁带、自动铅笔都是抢手货,日本的手表、照相机比国内便宜得多,国内出口到尼泊尔的尼龙袜、折叠伞、麦乳精都在我们的采购之列,特别是白棉布、蓝棉布,都成匹买了带回国,因为棉布在当时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品,是赠送亲友最好的礼物。我81年7月回国,最大的收获是带回了一块带日历的自动手表、一台“雅西卡”日本相机。回国后用美元(国外工资)在出国人员商店买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一个100立升的小冰箱。出国一次添置了这些值钱的家当也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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