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受难，请求慰藉

我要继续说到恐惧对现代人的威胁“不具人格的东西”的威胁，“不存在”的威胁，“死亡”的威胁。人如果不能找到一种力量来解除这些威胁，他们的结局要么是绝望，让死亡提前到来（自杀），要么是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一书的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这两种结局都表明人类需要慰藉，以及单纯的幸福。人的存在经过许多黑暗的天才的摧毁后，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谁来关怀、抚慰这种存在呢？与这两种结局相对应的是两种艺术：描写绝望的艺术与描写受难的艺术，前者有卡夫卡、毕加索为代表，后者有福克纳、加缪为代表。在卡夫卡、毕加索那里，我们将看到人的存在如何被腐蚀成了非存在，他们对人已经毫无信心了；在福克纳、加缪那里，他们对人还存着信心，所以，在他们笔下出现了西西弗斯（《西西弗斯的神话》）、黑人（《熊》）、本德仑一家（《我弥留之际》）等受难英雄，包括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也是这类人物。这种在人里面建立起来的生命自信（中国的鲁迅也有这种生命自信的思想）使他们的作品充满殉难的光辉，感人至深。

如果绝望是我们所不要的，那我们的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了：苦熬，受难，生存的希望或许能够从受难中出现。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开头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这样认为。自杀是对死亡的妥协，回避，只有受难是真正为真理而斗争，是人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利的唯一道路。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表达得最多的也是受难的意义，而不是自杀。在永无止境的推石上山的受难过程中，西西弗斯“嘲笑神，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些使他战胜了不可言说的惩罚”。西西弗斯是一个反抗的神话，受难的神话，海明威的“老人”是一个斗争的神话，福克纳则一再表达“人是不可摧毁的”这一思想，他的《我弥留之际》就是一个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原始寓言，里面存在着生活中一些有永恒意义的问题，如终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庄严地承担下来的诺言的后果，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忠诚与背叛，荣誉，以及英雄行为的实质等。加缪、福克纳等人差一点就要将卡夫卡所消解的人的神话重新建立起来了。

西西弗斯、黑人、本德仑一家等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在苦熬”！福克纳这句话准确、深刻地表达出了现代人的悲凉境遇。尽管加缪告诫我们说，“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但西西弗斯有什么理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呢？他也是在“苦熬”而已！如今，我们也在苦熬，也在成为某一部悲剧的主角，那个幸福的人、欢乐的人无法在我们时代重新出现了，我们注定要在苦难中前行，像约伯一样，边刮毒疮边赞美，在恐惧和颤栗中期待安慰者的到来。我们这个时代所要忍受的东西太多了，既要忍受黑暗加重的事实，又要忍受神圣、光明被解构后而有的废墟。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把人消解得这么彻底：哲学家不再关心人的存在，而是成了语言的聒噪者；神学家不再解释神的本质，而发展出了“神死”神学；文学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只剩下一些欲望的片断、语言自行的推演了；绘画已经让小便器、大便、月经带登场了；音乐里则出现了两个指挥同时指挥一个乐队的局面……人彻底地从思想文化界退出，艺术里只剩下一个内容：疯狂。这尤其让我们怀念福克纳所表达的“苦熬”的坚韧与高尚，只有它，能够帮助人类度过受难的过程了。所以，从本质上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苦熬，在抵挡苦难的袭击，如里尔克所说：“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博尔赫斯是在用智慧和迷宫经验挺住，普鲁斯特是在用追忆所保存下来的美好事物挺住，尼采是用那个假想的“超人”，海德格尔是用思的神话与“诗意地栖居”的理想主义，他们都为“挺住”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他们最终也都没有挺住，人还是在他们的身后继续瓦解。

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受难，为之去死呢？在福克纳的眼中，是正义、同情和爱；在加缪的眼中，是单纯的幸福、生命的激情和自然的美，这些加缪把它称之为是“生活的源泉”；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日瓦戈医生是为着爱情、和平和诗歌而受难的；在耶稣的眼中，他上十字架背负苦难是为了神的国度和一切需要救赎的罪人。是的，正义，和平，爱，同情，幸福，神圣，美，生命与艺术的高贵等，永远是人类所缺少并追求的，只有这些，值得我们为之受难甚至献身，也正是这些崇高事物保证了人类能够延续至今，并使一颗颗充满恐惧的心灵从中得着真正的慰藉。受难的意义就在于能在苦难的深处亲见高贵的生存品格，以建立存在的意义。约伯的受难使他离开了自义的立场，认识到义的位格乃是神自身，而不是人的善；耶稣的受难了结了罪与旧造，使创造的人性被拔高到神性里，成了神与人的“中保”；连西西弗斯的受难，也使他认识到存在的残酷性，并学会了接受命运的挑战，由此获得了激情及一种假想的同石头结盟的幸福形式。没有受难，正义、爱情、生命、幸福的本性永远无法显现，这些事物，已经需要人付出代价来证明它的存在了。一种有代价的正义、有代价的爱情，才能产生至高的幸福。在这个人类只会索取不再给出的时代里，幸福已经到了需要为它垂泪的地步。

艺术，以及每一个存在的人，似乎再也不能像雨果、罗曼。罗兰或荷尔德林那样发出诚挚而直率的歌唱了，因为我们时代失去了雨果时代那种广泛的幸福基础。在破碎的时代和破碎的人里面，唯一的慰藉可能就是在苦难中积攒下来的那些美好瞬间了。只有在最杰出的艺术家那里，才能看到一些弥足珍贵的对慰藉的吁求。在《日瓦戈医生》里，是那一点艰难的爱和奔波之余在雪夜的狼鸣中写诗的场景；在《老人与海》里，是斗争之后的那一次酣睡；在加缪的《正义者》里，是多娜无奈的表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正义者。”在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里，它是不多的户外的树林、阳光和垂钓的场面；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是那个从牙齿里抠下来的金子铸成的戒指和犹太人压抑不住的送别眼泪……这些都是平常、微小、易碎的片断，但对于作家、导演来说，它都是在受难中积攒下来的，已经是来之不易了。比起前面所说的三种恐惧，这些美好的瞬间显然是脆弱的。真正的慰藉只能是从一位有位格的安慰者而来，只有它，能够把人存在的此岸、有限、必死与彼岸、无限、永生联结在一起，最终超越此岸性、有限性和必死性的限制。这样，慰藉就战胜了恐惧：它的位格将使我们不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感到恐惧；它存在的无限性与我们联结后，它就已经在人的生之中并最终、完全并绝对地在人的死之中，我们也不再对“不存在”与“死亡”感到恐惧了。

这让我想起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从受难的意义上说，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那样苦难深重了。整个旧约时代，他们因着悖逆与耶和华神多次疏离，这个时候，他们就陷入不安、恐惧和灾祸之中，并到处受凌辱，甚至从旧约最后一本书《玛拉基书》到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之间的三百余年时间里，以色列人因为缺少神的默示，那段时间是完全黑暗的。义人在那个时代天天所仰望的就是安慰者（基督）的到来。新约基督来了，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不幸、苦难与死亡之中，以无罪的成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把我们从中救赎出来。所以，讲到对恐惧的超越，对慰藉的吁求，就离不开十字架上替死的爱，离不开复活的观念，这幅受难、死、复活的画面，仿佛成了人类生活的简约象征，它把人类残存的美好瞬间都聚拢起来了，成了一个新的人位，与人类之间发生一种新的关系。这让我想起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那幅米开朗基罗的巨大壁画所描绘的景象：神伸出手指去接触人，而刚被创造出来的人也伸出手指要接触他。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关于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交流的图画。只有这种交流实现后，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与自我的交流才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才不会在各种疏离中感到孤立无援，人生才不会像福克纳所说的“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交流的实现就是慰藉的发生。从对慰藉瞬间的请求到一位有位格的安慰者到来，这里面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受难过程，当我说出这个事实时，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它是可蒙记念的眼泪，我想。

1996年4月3日

摘自http://www.sixiang.com/xieyoushun/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