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千种语言、万种腔派，地球的各种绚烂的色彩，五大洲不同肤色青年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都微缩在美丽的北语校园的流动的人群里；北语的“语”字和渗透在“语”中的中华文化，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被越来越多的人内化到脑海，应用到外交、商务等国际交往的活动里。北语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北语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支奇特的“海外兵团”活跃在世界不同的国度里，他们向各国递交的虽非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却把中国的语言、文化，把中国人民的友谊，把中国人的形象、品质、气度，深深地镌刻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底，深深地留在了时光流不去的记忆里。
筚路蓝缕，开路先锋
60年代第一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国家决定培养一批优秀的出国汉语师资，由中央教育部负责，每年从北大、北师大、东北师大、华东师大等全国著名高等学府选拔30名品学兼优的中文系毕业生，上调教育部，再分别派到北大、北外带薪学习三年外语（英、法、西、阿拉伯语）。1961-1964年国家共培养128人，长期从事汉语国际推广教学工作的86人，《人民日报海外版》称他们为对外汉语的“国家队”。根据领导指示，其中大部分储备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汉语的核心基地—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他们之中虽出现了大使、参赞、政府高官，但大部分人都心甘情愿地固守在“老师”这个既平凡又崇高的岗位上。
时光如流，流走了如歌的岁月，流走了青春年华，那些常年出征海外的老师，如今都已两鬓如霜，白发苍苍，但当年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用灵魂和生命，在亚、非、拉天空留下了道道彩虹；他们筚路蓝缕，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锐意开拓汉语国际推广处女地，在当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给“老师”这个称谓注入了许多新的内涵—沙漠、酷暑、洪荒、枪林弹雨、猛兽毒蛇、生与死、人的品质、人类的友谊、高尚的情操……，在任何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是找不到的。
正像《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所描绘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每颗沙粒都冒着烟，每迈一步都能踢出一团火，我们的老师就是踏着火焰山似的滚滚沙浪走进马里和突尼斯的教室里的。6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上街游行，“要古巴，不要**佬！”的呐喊声响彻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的老师冒着相当大的国际政治风险，踏波逐浪，小心翼翼地听着陌生的加勒比海的涛声，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古巴大学的讲台上。有两位老师坐了七天七夜军车，夜行晓宿，司机困顿过头，开着开着竟进入梦想，把车开到了万丈深渊的边缘，在千钧一发之际，情急之中的老师用越语大喊一声，司机朦胧中把方向盘一打，捡回了两条年轻的生命。中国驻老挝代表团给他们配备了冲锋枪和驳壳枪，“夜握长枪而眠，日挂短枪而出”（《人民日报》语）。两位满腹经纶的儒雅书生，竟然操枪向敌机开了火。我是1965年阴历大年初二出发，辗转三天三夜，故障频出的几架飞机把我载到了这块尚待开发的土地。草莽丛林，成群的野猪肆无忌惮地横穿马路，无数的猴子在树上跳舞。眼镜蛇的舌尖稍稍向你喷一点点毒液，就会要人的命；有一种蚊子的危害并不亚于B52轰炸机，不幸让它咬上一口，身体就会骤冷骤热，当时叫“打摆子”，即使命大不死，也会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有一次因公出差，当地政府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坐飞机，谁想坐上的是停放机场常年不用、落满灰尘的小飞机，更可怕的是，这架飞机竟在沙石路上起落，真是命悬一线。老天保佑没出大事，但五脏六腑早已翻江倒海，我这个从来不晕机的人，也呕吐得胆汁外溢。到达目的地后，下榻在类似蒙古包那种非洲不透气的圆形茅草屋里，那儿地处几内亚、马里、塞内加尔交界处，气温摄氏50度以上，我们在温带长大的人，睡在里面彻夜难眠……这些人为什么把最宝贵的生命和美丽的青春年华消磨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呢？可能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深藏着中华民族古圣先贤学说的精髓--“仁”和“道”，对此大彻大悟--通了天地大道，富有仁爱情怀，以先哲所传达的精神来诠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境界。人间法则有许多不公，常常是削减不足的，来养奉有余的，“损不足以奉有余”。在那个精神大大丰富于物质的年代，我们追求的就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种精神，顶礼膜拜的就是为他人做奉献，兼济天下。“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况且我们国家当时是勒紧自己的腰带去援助比我们更穷的亚、非、拉兄弟，我们出国师资只是援外大军的一支小分队。善有善报，老天爷定的这条法则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你去非洲，无论大人孩子，见了你就会像你跑来，高喊“Chinois!Chinois!”(“中国人！中国人！”）这是他们向你表达敬意的一种特殊方式。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中国援助几内亚专家的住处散步，突然一辆高级轿车停在我们面前，下车的竟然是塞古 杜尔总统，他一一和我们紧紧地握手、问好，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一个堂堂的国家元首，事先并无安排，又无保安在场，这真是罕见，这只能说明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之深。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时候，在场的亚、非、拉代表们，一下子欢呼起来，纷纷跑来和我们的代表拥抱。正像一位领导说的，“我们是被黑人兄弟抬进联合国的。”
法兰西天空下的“内”与“外”
随着联合国这扇大门的打开，它下属的各个国际组织都驻进了我们的代表，和美国以及各发达国家的关系陆续正常化，这支“海外兵团”开始应邀向发达国家进发。1973年9月，北语刚一复校，全校教职员工齐上阵，为开学招生作准备。首先是修复颇像战后满目疮痍的原矿院的学生宿舍。我正在凿地的时候，领导通知我去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74年1月，阎纯德、刘社会、杨立嘉、胡书经、邓恩铭，也分别进入了巴黎第三大学、第七大学、第八大学、埃克斯马赛大学以及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神圣的殿堂，几乎涵盖了法国当时开设中文课的所有大学，法国的汉语教学成了北语的一统天下，而且我们的头上都戴着中国政府的光环。我们这些历经磨难的“臭老九”，韬光养晦，凭着我们的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站在欧洲这些著名的大学讲台上，干起我们的本行，可说是游刃有余，博得了洋弟子们的喝彩。
我们的有些学生很有身份，有医生，教授，公司职员，记者，演员，政府官员……光我教的学生里，就有4名外交部的官员。他们经常把我们请到家里，以贵客相待。尤其在我们回国的前两个月里，几乎天天有人宴请，使我们应接不暇。有的亲自驾车带我们去诺曼底、米歇尔圣地游览，甚至到国外旅游。每逢佳节，或寄礼品，或寄写满祝福词语的明信片。有的著名学者恳请我们去科西嘉岛演讲。法国政府也给了我们很高的礼遇，由法方出钱把我们安置在巴黎著名的富区古吾雍大街的相当阔绰的套房里。暑假来临，外交部派一名人文地理知识颇丰的小姐全程陪同我们游遍了聚集全世界富商大贾的“蓝色海岸”，坐的是豪华的头等舱，下榻的是星级宾馆。法国外交部还特意请我们到蜚声世界的巴黎歌剧院欣赏著名歌剧《浮士德》，坐在我们周围的都是身着晚礼服的上流社会的各界翘楚……我们发现，越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对“教师”这个职业越是尊重，天地君亲师。可以说，除了大使、参赞高级别的外交官，驻法教师组是外事活动最频繁的团队，教育部领导夸奖我们是一支“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些“臭老九”，身居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无论是精神、感情，生活、待遇，都处在矛盾的漩涡当中，用一个贬义的说法，我们得有“双重人格”。现在有人“装嫩”，当年我们在一些对外的场合，在世人面前，我们得“装酷”，西装革履，言谈举止让人觉得经济底气十足，显示出饱学之士的风度，一点也不能暴露“寒微之相”。实际上，回到住处关起门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挣回来的是大把大把的法郎和美金，国家却只给我们刚够买一摞卫生纸的40元人民币。使馆担心我们用微薄的伙食费经常去买猪脸和猪蹄，给堂堂的大中国丢面子，有时会给我们增加一点点法郎。与现在社会的物欲横流相对比，北语“海外兵团”的人们，已经把“物欲”从头脑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对于这种窘况，我们心静如水，安之若素。因为内心的强大，对身外之物的得与失，看得很轻，很淡，保持一种淡定的心态。
当时外出有严格的外事纪律：为了防止叛国外逃，外出必须“二人同行”。我有外事活动，经常请阎纯德陪我，因此，这位大教授当时竟被屈尊封为“李忆民的常务陪同”。我们四条汉子在惟一的厨房里轮流敲打锅碗瓢盆交响曲，四人的厨艺各有风格。阎纯德善做红烧茄子，又荣获第二个美称--“阎老茄”。刘社会眼神不济，无论炒饭炒菜，老是细心地用铲子拨拉，生怕不合弟兄们的胃口，结果适得其反，越拨拉味道越差。杨立嘉做饭动作大，浓墨重彩，酱油多，辣椒多，很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气度。我包饺子比较麻利，十个人的饺子，我在术后半卧床的情况下，一个多小时就能让每位客人吃到嘴里。
我们万里迢迢，远离祖国，把妻儿老小抛在国内，“四条汉子”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长期厮守在一起，外国人还以为我们有毛病，或者打了一种抑制男女情感激素迸发的什么药针。
正如一首歌里唱的，我们在法国著名大学的黑板上，“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时名利；我们站在讲台上，画出的是彩虹，奉献的是自己！”
一种语言在世界的普及程度，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标志。从第一代领导人到今天的最高领导，都十分重视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这支“海外兵团”，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永远留在了共和国的记忆里。周总理从这支队伍的开创，到危难之时对它的保护，都亲自作过指示。小平同志在访法日程安排以分秒计算的紧张节奏中，还抽空专门和我们的教师代表合了影—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给我们带来神力的偶像。1975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同志，在访非四国路经巴黎途中，抱病专程到我们教师组的住处看望我们，使我们几条刚强的硬汉，偷偷地流泪。1999年7月29日，国家汉办在北京召开了“1961-1964年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纪念会”，教育部副部长韦钰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个团队的奉献精神和对汉语国际推广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她语重心长地说：“……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无不浸透着在座诸位的心血和汗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部队，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之后，她还代表教育部为每位老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纪念铜牌。
不解之缘
我从东北到北京，在北语安家落户—这好像是上天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似的，我与北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三次几乎与其交臂失之。
上世纪69年末、70年初，北语被连窝端到茶淀劳改农场。在那里，除了被提审，几乎“享受”到了劳改犯的各种“待遇”：装卸火车，抡大镐，搬石头，盖房子……“十年寒窗苦”所厚积而待薄发的发达的心智，全用在了身体骨骼的简单支撑和肌肉的重复的收缩和伸张上了。北语宣告解散，1971年冬，我是第一个被军宣队看中，正式调入北京市教育局分管大学工作的。随后吕必松大哥也被调入。我们俩奉命整天驱车跑北工大，代表上级领导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大约过了一年左右，许多单位都盯上了储备师资这个队伍……在高等院校即将溃散之际，陈毅同志明确指示：这批教师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既具备精湛的业务知识，又懂外语，不能散。之后，周恩来总理再次强调，教育外事不能停，并指示将这批教师的档案送往三线。于是，我和吕兄乐不可支地回到了北语西郊的留守处，负责组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组。共20人左右，主要是北语富有经验的老师，包括王还、赵淑华等国内对外汉语的权威学者，还有北大的胡双宝教授。聘请了国内最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教授作我们的顾问，朱先生冒着酷暑，曾几次背着背包到组内具体地指导我们的编写工作。当时，吕兄是组长，我是党支部书记，大家齐心协力，日以继夜，一心扑在这部教材上。编写过程中，周总理下达指示：“速编速运”。大家更加忘我地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编写出了《基础汉语》（上、下）和《汉语读本》（上、下），请一流的画家韦启美先生插图，由商务印书馆向全世界印行。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黄皮书”，是十年动乱中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
第二次是1976年9月，我在法国执教届满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驻教科文代表团的负责人找我谈话，想留我作联合国的雇员，负责组建教科文的中文科。这是个十分美妙、前景十分看好、十分诱人的工作，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但我这个人太眷恋我们的国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长期、甚至一辈子在国外工作；太眷恋北语这块风水宝地，它给我一生带来过无数次的好运；太眷恋教师这个职业，教师能产生吸引学生前进的感召力，能点燃学生的热情，开发学生的潜力，我觉得教师的贡献是无限量的。在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的同时，婉言谢绝了。
第三次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恢复不久的教育部急需懂外语的外事干部，上级有意调我（已经从北语调走几名，后升至正局级）。我掂量了一下自己，本人好像并不具备呼风唤雨的雄才大略，没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胆识和气概，好像更适合于站在三尺讲台前传道、授业、解惑，更适合于面对不同颜色的眼睛发挥光和热。官运又一次离我而去，一直到现在仍然平平静静地生活在人微言轻的草民的圈子里。
我在北语的梧桐大道上一天不知走几个来回，在这条美丽的林荫路上，留下了多少思考，多少理想，多少追求，多少梦想……；在这条美丽的林荫路上，送走了美丽的青春，送走了似水年华，送走了多少我亲自教过的碧眼黄发英姿勃发的世界各国的帅哥靓女，让我享受着别人难以分享的满足感；在这条美丽的林荫路上，我们迎来了祖国的春天，迎来了北语的发达兴旺；这条美丽的林荫大道迎接我们的，将是北语的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