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风掠过欧罗巴，漫山遍野的金黄，巴黎也被装扮得分外漂亮。当时我正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执教。1975年1月17日，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第四届全国人大任命为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先生（他的革命生涯起步于延安，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在“文革”之火尚未燃尽之时，出访非洲毛里塔尼亚经过巴黎，曾涛大使等中国驻法兰西大使馆的人员前往巴黎戴高乐机场迎接。
　　周部长下了飞机，见到曾涛，第一句话就说：“我要看看我们的教员。”曾大使考虑他旅途劳顿，力劝他休息：“周部长，您长途跋涉一定累了，看教员不急，等您从非洲回来再看也不迟。”他说：“那也行，总之，我得看他们，请你给安排一下。法国是我们中国派出教师最多的国家，他们身边没有家眷，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异乡工作，一定很寂寞，很辛苦，我们要关心他们。”
　　大使馆将周部长要看教员的消息传达给我们后，大家都很感动，也都盼望着他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我们对周部长的信息略有所闻，知道他是周总理信赖的人，我们也以一种特别的心情期待着见到他。
　　我们离开祖国不久，1974年1月1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批儒”“誓师大会”，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阴谋，我们在异国他乡还是比在国内看得更清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还要走多远？太阳难道能永远被遮蔽于乌云之中吗？春天，难道会永远被囚禁在寒冬里面吗？我们时刻惦记着国家的命运。
　　曾经领导国务院办公厅、做过周总理秘书长的周荣鑫部长，承传周恩来总理“为人民服务”的美德，在出访非洲之际，心里还想着国家派出的教员，这种作风，非人民的公仆莫属。
　　但是，周部长赴非洲途径巴黎时，没有见到我们，他的愿望却给所有教员留下一个故国梦一般温馨的悬念。
　　据我所知，周部长的出访意义重大，这是“乱了营”的中国第一个派往非洲的教育代表团。刚刚出山的邓小平明察秋毫，很重视周荣鑫的出访，曾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他，并把国内动荡不安的严峻局势给他“打了招呼”。
　　我们在巴黎的教员心里一直惦记着周部长的接见。“我要看看我们的教员”那句话一直温暖着我们这些身在异国他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人。可是，周部长从非洲回到巴黎后，他的一个随行人员传达的消息是“接见”取消了，说周部长的身体不好。在那个恐怖的年代，“身体不好”往往是一种“政治”话外音，是“政治”的托词和处境险恶的代名词。当时一种酸涩苦味折磨着我们，深信不是周部长身体不好，更不是不想见我们。正是这种看不见的“政治”阻挠，我们反而更加执著：非要见周部长不可！我们说，“就几分钟！”一再的强烈要求，或者说是我们的“突击”，周部长“要看教员”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周部长回到巴黎住在“35号”的大使官邸。对于大使官邸，我们并不陌生，有一年的暑假，我们全体教员在组长李忆民的带领下作为“工人”主力，曾在官邸院内，冒着30多度的高温参加过一个多月的盖房劳动。
　　我们的住地离“35号”不远，连车都不用坐（我们没有车，当然也没有乘坐出租车或公共汽车的开销），徒步西行，大约20来分钟，就到了。
　　我们一行五人。周部长在大厅同我们一一握手，并一一询问我们的姓名，来自何校，在巴黎何校教书，什么地方人，想家不想家，工作情况如何，等等。
　　我们在同他握手时，感到是在同善良的祖国握手，那一瞬，我心里萌生出一种异样感觉，也许遥远的东方就要出现朝霞了。
　　他同我们亲切地谈了半个多小时，说的最多的是 “家常”，也鼓励我们努力工作，克服困难，把书教好，既要播种知识，弘扬中国文化，还要播种友谊，广交朋友。
　　周部长同我们谈话时，大使馆的人不在场。我们无拘无束地听他的亲切教诲。我们也给他提了一些问题，但都是一般的问题，因为事先我们被告知，不要谈得过多，不要讲不该讲的话。
　　在他同我握手时，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是河南人。接着我问他：“周部长，您也是河南人吗？”他笑着说：“你听我说的话一定很像你们河南话，其实我是山东蓬莱人。”
　　“蓬莱，神仙居住的地方！不过，我们进来听您讲第一句话，就觉得您太像我们河南人讲话啦！”
　　“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看来还得努力学习。”接着他又问，“你是河南哪个地方？”
　　“豫东北，黄河北岸，一个穷地方———濮阳，民初以前一直属于直隶（河北），那时叫开州。”
　　“嗯，濮阳我去过。濮阳穷是穷，可是它很古老，历史上有个‘澶渊之盟’”。
　　“是的，濮阳属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为什么叫‘澶渊’呢？”他问我，似乎是在考我。好在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化掌故，无论到哪儿，都喜欢了解那里的历史；作为一个濮阳人，更不能不了解濮阳，所以关于濮阳的历史渊源，甚至关于我的家乡习城、老家滑县，我都在书海里认真考察、艰难地寻找过它们的历史谱系。因此，面对周部长的问题，回答起来倒是没有遇到麻烦。
　　“澶渊，史前是一片浩瀚的大泽，后来逐渐缩小，成为湖泊，亦名繁渊，在现今濮阳之西，春秋时的卫国境内；那时晋国与齐国等曾盟于澶渊。孔子和他的弟子曾经数次往返于那里，子路的坟就在现在濮阳县城不远的地方”。我们还说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记载的晋公子重耳及子犯流亡过卫国的故事：“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老百姓把土块送给他，说明他很得民心。卫国的都城帝丘，战国时易名濮阳。后来，公元621年即唐朝武德4年，设澶州郡，北宋皇统4年即1144年改名开州，北宋景德初年，辽（契丹）萧太后和圣宗率大军南下侵扰宋都汴京（开封），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由于宰相寇凖坚持抗战，才促使真宗亲临澶州督战打了胜仗，迫使辽与宋订立和约，故有“澶渊之盟”之称。
　　周部长听后点点头，笑了笑又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北京大学中文系。
　　“很好。教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如果不用人类各种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就不可能担当起教师的神圣职责。”
　　周荣鑫部长离开巴黎回北京时，虽然我们已经感到他的“前途”之险恶，但我们教员，还是派我作为代表，到巴黎机场为他送行，并把一盒法国朋友送我的法国名产“糖栗子”让他的随行人员转给他。
　　后来，在我帮老同学赵永魁（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参赞）编辑《汉风五大洲》时，偶尔也到他办公室闲坐，说起在巴黎拜见周荣鑫部长的情况时，问起周部长回国后的遭遇。他告诉我，周部长在任期间逆流而上，顶着高压，深入基层，“查干扰，找原因，挖根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基础理论教育和研究，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为修复被糟蹋得几乎体无完肤的中国教育做了许多工作。 但是，他这一切善意都被罗织和污蔑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对此，这位耿直、心怀光明的山东汉子据理力争，绝不低头，进行毫不退让的坚决斗争。那时，“四人帮”成立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他的职权，对其进行残酷斗争，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被批斗了50余次；最后十来天，对他进行“攻坚战”，连续批斗，致使他心脏病发作，于1976年4月13日，倒在批斗会上，终年只有59岁。
　　赵永魁所言虽有保留，但我明白他的难言之隐，他也明白我所感到的伤痛和怀念。最后，我当着他的面，自言自语道：“我送给周部长的那盒‘糖栗子’，不知他是否能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