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国任教是1979年，受教育部派遣去尼泊尔加德满都语言学院教授汉语，接替在此校工作三年的丁永寿老师。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外派教师和留学生非常重视，出国前都有近一个月的集训，先是政治学习，加强外事纪律教育，后又安排十天时间外出参观，或大庆、大寨，或延安、井冈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后是置装。

置装费不分国别统一发放，至于多少钱，由于时间久远，已经记不太清了。要求每人置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一件呢大衣，两双皮鞋，还有衬衫和内裤。当时我们集体去王府井百货大楼选购，衣料颜色自己决定，然后到大楼马路对面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我选的是质量上乘的人字呢做大衣，黑皮鞋一双是普通的，一双是三接头儿的。

四十年前出国还是少数人，而且大都是公务，护照、机票有人为你准备好了。我七月中旬离家出发的那天早上，系主任吕必松、教研室负责人和几位老师到车库送行，我身着西装，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显得格外精神。我长到四十岁，还是头一次穿洋服，穿西装要打领带，我入少先队时系过红领巾，但这同系西服领带不同，情急中找到我教的日本学生帮忙，为图省事我索性事先将领带系好，到用时套在衬衫领子外就行了。我从未坐过飞机，对坐飞机充满好奇，但对独自出门又有几分担心。那时北京去尼泊尔没有直达航班，要在缅甸仰光过夜，第二天再乘印度航班飞往加德满都，而此班机中途要在加尔各答停留加油，乘客要离机到候机室等候，室内气温高达40多度，只见风扇不停地转动，却丝毫不感到凉意。我汗流浃背，脱下西服，但短袖衬衫上还系着领带呢。

尼泊尔地处喜玛拉雅山南麓，是个农业小国，1955年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教育部多次按时派汉语教师去那里任教，而且多半是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在我之前就有吕必松、李振杰、丁永寿，在我之后有陈朝祥、艾红玉、郭金鼓等。尼泊尔多山地，经济欠发达，首都加德满都给我的感觉还不如我的老家辽南的县城，市区多半是土路、碎石路，皇宫前的柏油路平坦开阔算是最好的了，也只有二三公里远；城区的New Road（新街）是唯一热闹的商业区，路两旁的店铺多是平房，二层楼算是高建筑物了。

我任教的语言学院是栋两层灰楼，地处僻静，路南是座公司，逢年过节有集市活动。学校前边是半人高的围墙，没校门也没校牌，校园不大，有网球场大小的草地，绿草参差不齐，好像没专人特地侍弄。学校一层有八九个教室，设有日语、汉语、俄语、德语、法语、藏语和印地语，其中日语学生最多，有三、四十个学生，其他语种都不足20人。该学校类似于国内的短训班或补习班，早上7点至9点，晚上5点至7点授课，上午是初级班，晚上是提高班。生源比较杂，除在读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大都是社会的闲职人员，以中文提高班为例，十一个学生中，两个大学生，三个青年（会计、导游），两个藏族商人，美国使馆三秘的两个孩子，印度使馆参赞夫人。那时教学手段比较单一，没电教设备，连录音机、教学挂图都没有，就是一本《汉语课本》（该书由北京语言学院李德津等编写，197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支粉笔。学校管理也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考勤、考试制度，只要缴学费就可以进教室上课。学生缺课多，教学进度慢，两三天才能学完一课。但我还是认真备课，热心辅导，我要对得起三尺讲台前的学生，树立良好中国教师的形象。令人欣慰的是，学生对我的课都给予充分的肯定。

学校二层是校长室、教务办公室、会议室和教师休息室，还有一间是图书阅览室，除当地报纸杂志，大都是各国使馆赠送的教科书、辞典、各国地图及旅游指南一类的小册子。全校教职工加起来不足30人，校长40多岁，说话幽默，为人热情，操带地方口音的英语，偶尔课间会到休息室同老师们聊天。两个日本教师，年纪大点的带家属，但从未见过其家眷；年轻的单身，30多岁，比较老实，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话语不多，但同我来往多，我曾听过他初级班的课，还特地从阅览室借来日本外务省出版的《日本语入门》，可惜没坚持下来，至今想起还觉得是件憾事。他送我几包方便面让我品尝，那时国内市场还没见过这种食品，觉得别有风味。俄语教员是公派的，带夫人，比较年轻，他说话慢条斯理，为人随和，他曾邀我去他住所做客，那时中苏关系尚不明朗，出国人员纪律严明，为稳妥起见还是婉谢了。临回国的时候，他送我的黄油我是收下了，因没冰箱保存，我就借花献佛给德国教员了。德国教员丈夫是印度人，高个瓜子脸，快人快语，打扮花哨。丁永寿老师回国前，我同他一起拜访过她的家。

学校上下午各有20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届时佣工会准备好咖啡，摆上饼干，老师们边吃边聊。德国教员是开心果，她的话语常引得大家捧腹不已，气氛很温馨。学校开学，迎来新教师，送别老教师，都会举办茶话会，这笔费用由校方开支，而平时课间的茶点则要大家均摊，虽说不多，也是一笔花销。后来我建议改用茉莉花茶招待大家，每天我用暖瓶将沏好的茶带到学校，同事们喝了都说香味浓郁扑鼻，慢慢喝能尝出甜味来。大家要付我茶钱，我谢绝了。这既节省了我部分开支，也增加了我和老师们的感情。

学校有辆为外教使用的校车，类似早年京城常见的夏利，红漆已斑驳，车座松动，每天早晚接送我们上下班。按惯例是最先接我，只要听见门外鸣笛三声，我会准时出门，然后接俄国教员，最后是德国老师。其实加德满都并不大，从驻地到学校也就20多分钟路程，但有了班车方便多了，也更安全。

在加德满都，我住在老使馆后勤人员宿舍，紧挨着使馆车库。那时新使馆楼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老馆待出售，尚未遇到买主。该宿舍是红砖平房，墙壁坚固，门窗敞亮，水磨石地面，一个大房间，四个小房间，另有水房和厕所，单有铁门出入，后门通使馆大院。宿舍住四个人，来自三个单位；国家体委派来的羽毛球教练，广州人；两个国际广播电台尼泊尔语组留学生，高个的河北人，矮胖的上海人，我们都是男性，归使馆文化处管。在老使馆同我们作伴的还有一只大黑狗，归使馆饲养，每天晚饭后，使馆厨师会开车送来狗食。

我们四人平时都忙于工作或学习，只有周末才有时间一起闲聊或外出购物。教练骑摩托晨出夜归，在体委就餐；两学生懂尼语，自己开伙，教育部发的伙食费节约归己。那个河北小伙喜欢面食，和面擀面十分麻利，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我随前任教师，在使馆食堂搭伙，中午骑单车去使馆吃饭，晚上下班晚，使馆厨师给留饭，饭后带上馒头或饼干、麦乳精、榨菜当第二天的早餐。这状况我坚持不到半年，觉得很不方便，也学着留学生的办法，从使馆办公室取出伙食费，买柴油煤气炉（这里供电紧张，常停电）、买米买菜，自己做饭。那时出国教师待遇低，国内56元工资照发，在国外每月给40美元补助，自己开伙可节省几个钱贴补家用。我决定自己开伙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我见老使馆院大闲地多，土质好，适宜种菜。我小时在农村长大，“文革”时在吉林当五七战士干过农活。那时在尼的援外工人自己养猪种菜，可以从他们那里要来种子和菜苗。我种的玉米、豆角，栽的大葱、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丰收的果实给我带来了愉悦，改善了生活，去同事朋友家做客，带上这些农产品当礼物，他们喜出望外，戏称我是“中国地主”。

尼泊尔的天气令人称道，充沛的阳光，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没有冬天，只有旱季雨季之分，新年前后算是最冷的时节，气温也在15度以上，人们赤脚穿拖鞋上街，有钱人头围长羊毛围巾，穷人就披着麻袋片，步履匆匆。天气晴好的中午，你会在农舍门前看见有妇人给孩子洗澡，浴后往孩子身上抹一种油。五六月灼热的阳光，晒得人头晕眼花，但在房檐树荫下，顿时感到凉风习习。风雨交加的夜晚，你在室内灯下读书，会听到窗外瓢泼大雨拍打芭蕉叶沙沙作响，第二天清晨便是阳光灿烂，蓝天像洗过一样，我深深体会到，阳光是上帝赐与尼泊尔人最好的财富！

教师、留学生在异国他乡都会感到寂寞，但使馆时时都在关心我们。每逢周末放映电影都会通知我们前去观看，西藏民族代表团访尼让我们去机场迎接，并在使馆楼前同使馆工作人员合影。记得有一次春节期间，使馆组织我们同使馆人员一起去边境樟木口岸参观访问，途中在中尼公路旁的友谊塔前照了相，此照片至今还珍藏在我的纪念册里。每逢新年春节我们都被邀请去使馆参加团拜会餐。只有此时我会穿上西装、系好领带，而平时在学校上课，常穿着带拉锁的灰夹克衫，带去的呢大衣根本派不上用场，一直压在箱底。

在国外工作唯一盼望的是能早日收到家信，真是“家书抵万金”。那个年代同国内联系的渠道只有外交部信使队，信使每四周乘班机来尼使馆送取公文、书报和私人信件，即国内来信贴足邮票寄到外交部信箱集中，在国外公派人员将贴好邮票的信件交使馆办公室，由信使收集装袋传递。离使馆200多公里博克拉建电站的工人，在信使队来使馆的前夜就驱车赶来送信，待第二天一接到家信，就连夜赶回工地。他们有时来我们宿舍聊天，有工作期满的同志回国也常给我们带家信。

分别多年的朋友也会在异国巧遇，给人带来惊喜。我在尼泊尔就有这样的经历。一次是以夏菊花为团长的武汉杂技团到尼访问演出，在剧场过道边的座位上，我遇见一个当地人很面熟，一交谈竟是1965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相识的尼泊尔留学生萨利克，那时他十八九岁，其父在尼使馆当厨师，“文革”时他同我们在一个食堂就餐，一起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眼下他在我公路组当翻译，已娶妻生女，家有两层小楼，楼上出租给日本教练，生活美满。后来他的两个千金都曾来中国留过学，老大在北语学了两年后，进首都医科大学学习，老二在天津学的是中医。他常邀我去他家做客。另外一次是，我在使馆见到了校友虞家复，我们都是1964年进的北语，同学英语专业，我比他大五岁，他是大学生，我是进修生。他当时是新华社驻尼泊尔站的记者，记者站与使馆一墙之隔，站在房顶上能清楚地看到使馆侧门，我曾去他的办公室聊天，并在其房顶平台上照了张相。后来听说他升了官，任新华社外事局副局长，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判了重刑，自毁了大好前程。

在尼早晚工作，有较多时间去市场闲逛。那时出国人员处处节省，逛街也是希望能有意外收获，买到便宜货。那时街头小贩出售的邓丽君等港星的歌带、日本的盒磁带、自动铅笔都是抢手货，日本的手表、照相机比国内便宜得多，国内出口到尼泊尔的尼龙袜、折叠伞、麦乳精都在我们的采购之列，特别是白棉布、蓝棉布，都成匹买了带回国，因为棉布在当时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品，是赠送亲友最好的礼物。我81年7月回国，最大的收获是带回了一块带日历的自动手表、一台“雅西卡”日本相机。回国后用美元（国外工资）在出国人员商店买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一个100立升的小冰箱。出国一次添置了这些值钱的家当也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