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奶奶去世了。

我是从打给父亲的一通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的。

静默几秒，电话那头的父亲“喂”了几声，我尽量平稳自己的声音做出几个单音节的回应。他说，今年中秋他回家时，人已经半迷糊了，再回，便是去办白事。老人家九十往上了，也是高寿，无病无灾，平安得很。

眼中噙着泪，一时间竟不知说些什么。良久，我连声道，“好，好”。

挂断电话，内心怅然许久。我试图翻找手机中是否还存着从前的相片，可惜没有，一张都没有。电子数据已随着自然流水的冲刷，去到了另外一个不可知的时空以外。那些辞掉旧岁、喜迎新年时的笑脸，远的，近的，仿佛一瞬间从我脑海中消失了一样，越是用力想起，便想不起；越是努力记得，便越记不得。耳边是操场上的风，柔和无声，像有人在频频低语，听到的却是一片模糊。

眼望西方，天空正泛起道道紫红的霞光，金乌已沉沉地落到高楼的影子之下。流云仿佛从来不愿停歇似的，就顺着风的去向飘得渐远了。

二

回想上次去小姑奶家拜访的情景——那大概已是两年前了，高中刚毕业的我半蹲在老奶奶的轮椅边，她半耷拉着的眼皮总让人以为正在周公处寻访。我拉拉她缩在袖中的手，向她问好。她扭过头来，凝视片刻，又转向小姑奶。喉咙里是“汩汩”的响动，好一会儿才发出囫囵的声音。

“小耘，这谁呀？”

“我丙哥家的孙女，还记得不？”

老人家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对这些词有点陌生，点点头，身子便又缩回了轮椅里，嘴颤颤地仿佛又要说些什么，却又不大乐意再开口的样子。二十分钟后，我推老奶奶到客厅向阳面晒晒太阳，她点点头表示赞许，末了，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了起来。

“小耘！小耘！来——”

小姑奶连声应着跑过来，甩落手上的水珠，右手手里还抓着把葱。

“这是谁家妮儿啊？俺咋没见过？”

小姑奶无奈地冲我笑笑，侧过身将轮椅推到墙边的另一侧，手把着一根小葱，教鞭似的，指着大相框角落里一张黑白照片中穿着一身中山装的男人，用超出和我说话两倍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这，是你大儿子，我哥”。

老奶奶稚童一般地用力点点头。小姑奶满意地“哎”了一声，又用手里那截葱白指向我，“这个”，又用葱头点点相片，“他的孙女，孙女”。像卖力教学龄前儿童识字的幼师，试图给老奶奶已然含混的记忆系统提供那么一丁点儿的线索。

老人家仰起头，似乎试图弄懂“孙女”这个词的含义，她眨眨眼，就那样定格着思索了几秒，摇了摇头，又恍然大悟一般，半张开嘴，拉拉小姑奶的衣角，困起，意思是睡意上来，不想再坐着了。

小姑奶“嗨呀”一拍手，对我爽朗一笑，“这，老糊涂了，哈哈哈，别奇怪。”她俯下身子向老奶奶，“成，老祖宗，推你回屋歇着，咱们晌午是喝黑芝麻糊，还是吃苞米面哇？”

三

花是会常开在记忆中的，因其将最盛的一面展露无遗，骄傲地、自然地，好像从不在意其他玩意儿在它叶上停留、来去那样，它尽管美它自己的。

可从前的我，却是顶不喜欢照相的。青少年时期缺乏自信，又因一头鸟巢般的短发，满面青春的印迹，羞于让彩色油墨下自己滑稽的面容留在照片上。

二〇一二年那年七月，姑姑一家从通化回到老家，临回去之前，奶奶主张大家一起去照一张全家福。印象中的奶奶似乎也是不喜欢这些的，甚至都没留有一张和她另四个姊妹的合影——大姊二姊在山东老家长住，从前是几年、现在是几十年都没见面了，只逢年过节通个电话——家里好吗？好。你那边也好？好得很。

那是个微凉的雨天，大家一窝蜂地挤进姑父的计程车。我老大不愿意地扒在父亲腿上，恶作剧般地按下车窗，雨点儿竞相往人脸上飞，劈头盖脸地。最后免不了挨一顿训斥，那是那个不算糟糕的日子里的唯一一点不愉快。

奶奶坐在照相馆的沙发上，伸着头看着相馆的工作人员一点一点地调整光线，再一点一点地修整画面中的瑕疵，最后露出极为满意的笑容。奶奶最后特地叮嘱相馆的人多印出来了几版，挂在墙上、压在茶几下，一时间家中各处都可见。最大的一张被镶嵌在大相框的右下角，倒也不算突兀，只是色彩明快而艳丽，同其它散落在边角中、有些大字报质感的黑白照对比鲜明。

那套全家福，像是堵住了什么缺口一样，使奶奶整个人都浮现出彩色照片那样的明快和艳丽，连剁饺子馅的声音都是清脆的了。

是了，从前我会如此写，“我素是不喜欢照相的”。可现今却体会到了这样的感受，影像的留存，正因其记录之真实可感而宝贵。多年后，谁能在记忆的长河中打捞起那些半浮的虚影呢？彼时的它们是那样的鲜亮、那样的真实，仿佛一伸手就在眼前似的……时过境迁，你再想触碰，再想抓住，却都一一消散如风了。谁又不想趁着事兴家和人团圆的时候，留下那段可视的记忆图景，给以后的日子瞻眄呢？所以，老相框的那一角，就这样成了白纸黑字上的一个红章子，给这一整框的相片都赋上了新时代的意义。

四

相框里的那些相片，并不齐整，家中每个成员的影像并没有都在。只是那么静静地，搁在墙上，被时时擦拭，从未落过什么灰。

我依然记得，相框里最中间的那张照片，是我异姓的三爷爷家的表姑，是从我才会下地、拖着学步车咿咿呀呀满世界乱叫的时候就被人指着说长得像的人。父亲后来同我说，因时值荒年，家中潦倒，最小的孩子，便是他三叔叔，被过继给了一户姓樊的好人家。直至世纪之交，家中有了新房，日子红火起来了，两家走动便也多了，说什么也是两家骨血里连着的一家人。

絮姑就是我三年级时，穿着照片里那件驼色呢大衣，走进我的世界的。

第一次见絮姑，正是她回乡结婚的光景。我不知她究竟多大年纪，也不知她是做什么的，只觉得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亲姐妹一般的。她喜欢拉着我去逛街，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叽叽喳喳的小女孩，不在意什么文静，什么端庄。我撒开她的手满大街跑，最后还是会跑回她身边。她为我买了一条贝壳项链——那五彩斑斓的闪着流光的“化石”，是平原旱地里长大的我从未见过的。她打开钱包，我瞥见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青年的照片，便死缠烂打地盘问了好一会儿。自然，作为报答，我又拉着她去我家，给她弹我这周新练会的钢琴曲。

“我们宝贝会弹什么曲子呀？”

“就是前面的这个，对，《第一次丧失》，我刚刚学的！”

“可不可以……在姑姑婚礼上弹一曲？弹给我听，好吗？”

那时候我倒也不懂舒曼的《少年组曲》Op.68，不知这首曲子是哀悼罗伯特家那可怜的、亡故的鸟，也愚鲁地秉持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邪门观念。无知无畏的我便在婚礼当天把中速的浪漫曲弹得如同快板，两只小手飞也似地舞，直至把两段反复记号中的那段“主题再现”弹得令在座众人耳朵起茧子，手形都散了，手指漫无目的地敲击着，好像要让这已喧闹极了的婚场再多些聒噪的庆贺。

打那以后，絮姑随夫家去了青海，十几年过去了，我也没再见过她一面。那是第一次的见面，可是否是既长又短的两道人生轨迹交错的最后一面，尚不可知。她的面容模糊在时光的淘洗中，家中人从我小的时候就说我长得像絮姑，所以有时想起她，我便照照镜子，当作问候。

我忽地理解了为何絮姑要将姑父的照片那样小心地夹放在钱包里了。那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图像，如同精神符号一般地镌刻在墙上，不断给内心深处那已褪色的影子描边、上色，让深爱的人能够永久地在心中伴着自己。再回首时，“咔嚓”一声，纵使老相片已泛黄，底片的橙红盖过了乌黑的发与小麦色的皮肤，可每一双眼，每一副面孔，不都正是美得淳朴又真实的理想模样吗？

后记

一次分别，即是一次远行。雷蒙德·钱德勒在他的《漫长的告别》中这样写道，“每当你说出‘再见’的时候，内心跃动的火光便熄了一分。”可那些留存着的油墨印品，仿佛要克隆出谁印象里的那个人似的，你这样地望着，好像山高水长也就不那么远了，好像于“岁月忽已晚”之时再见到对方，依然能够韶华如旧一样。

时光总是飞跑，你追在它身后的同时又忍不住回头看——却只有那些如同失焦的镜头拍摄出来的旧时影像，毫无美感的模糊一团。可在“咔嚓”一声过后留存下的，反而在这些虚影之中渐渐浮现出了彼时的模样，近的、远的、新的、旧的，没来由地连结在一起。好像成了一堵照片墙，在人的脑海中如隔海两国中间的界碑一样矗立着，把来自另一边所有不知其所起的思念与愁绪，化解成那些有光与影交织的、散乱却温馨的记忆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