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安庆，又名“宜城”，据说是东晋郭璞路过此地，见其南临长江天堑，北靠皖山群峰，当下挥毫，称“此地宜城”。“宜城”，宜建筑城防尔。在地名上也能看出“此地宜城”的痕迹，比如沿江东路北边的渡江路会让人想到1949年的渡江战役；高井头的大下坡冲着江边码头，满窜着鱼虾蟹的水产市场叫水师营，提示着晚清安庆保卫战中的湘军水师的驻地；沿江西路的焚烟亭是西门一带的“休闲胜地”，亭中竖着的纪念碑刻的是孙中山盛赞安庆人民焚烧鸦片、抵制侵略的英勇事迹。
当然，在大多数时光中，“宜城”应该是一所“宜居之城”。夏夜晚风都无法驱散暑热时，安庆人总会三五成群地来江边散步。江堤上是高高的防洪墙，蜿蜒至远，每隔一段墙体侧面就有可上下的台阶，墙顶上也是走廊，间隔错落着凉亭，墙中的门洞就是原来的码头和闸口。如今除了去往江心洲、东至的轮渡口，就没有别的客运码头在使用了。而我总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夹着我匆匆冲上大码头上的防洪墙，居高临下，一眼就能看到从人群中挤出趸船闸口出差回来的妈妈，和她手里提溜着的神秘的“好吃的”黑色旅行包。
“江上往来人”，千禧年之初，长江常规客运退出了历史舞台。江边的码头和各色趸船逐渐消失。长夏散步的时候，妈妈会指着一艘白色的三层客轮说，这是她们单位的值班船。甲板上妈妈的同事，也热情地招着手，让我们上去玩。2016年，这艘我记忆中的“小白船”报废转让了，转让公告中它的官方名称为“皖道整宿壹号”旅舍趸船，与它一起转让的还有两艘甲板货驳船，这应该是妈妈所在的单位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安庆航道工程处最后的三艘船，不久后，这个成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单位：安庆航道工程处，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这个单位成立之初的名称是长江航道第二工程处，草创时期的员工来自安庆本地、长江航道工程一处重庆地区、上级单位武汉长江航道局，此外，还有七八户来自新疆交通厅的员工及家属，我的姥姥、姥爷一家就来自3800多公里外新疆库尔勒第四运输公司。
姥姥姥爷都是辽宁省黑山县人。1955年2月，姥爷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交通部海河运输局工作。次年，姥姥从黑山县银行调入交通部商务局，夫妻团聚，很快就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我的妈妈。
1957年12月，姥姥刚抱着妈妈拍了百天照，姥爷就接到了北京交通部的一纸调令，限于5日内举家赴新疆支援建设。此时，家里不仅有尚在襁褓的孩子，还有一个月前，刚从重庆千里迢迢投奔过来的姥爷的母亲和三弟。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姥爷自幼和父母兄弟聚少离多，也只得经历人生中再一次的离别。出发当天，姥爷的四弟从阳高县罗文皂镇部队驻地赶来，一大家子的人在火车站匆匆别过，上了驶往三个方向的火车。直至1991年姥爷去世，所有亲人里，他也只再见过来安庆探望他的三弟和六弟。
我的姥姥，当时才二十六岁，火车汽笛一响，她就忍不住哭了，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内地？就这样，姥爷一家三口和交通部另外10家人一起，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到了进疆第一站，也是当时进疆铁路的最后一站——柳园。等候在那的新疆交通厅的同志接上他们，又坐了几天几夜的汽车，到了乌鲁木齐。姥爷的工作地点是500多公里外的布尔津额尔齐斯河航运办事处。这是中苏建立通航友好条约中新疆成立的三个办事处之一，另外两个办事处分别设立在伊犁河与库尔勒的孔雀河上。也正是当年派往新疆交通厅航运科的这些专业人才，在十九年后，又再次派往安庆，一穷二白地建立起当时隶属于武汉长江航道局的第二航道工程处。
“我们新疆好地方”，但五六十年代的新疆物资人力都极度匮乏，布尔津这个北部边陲更是人烟稀少。姥爷除了负责技术上的专业工作外，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去800公里以南的吐鲁番的大河沿招人，当时有一种流动人口叫“盲流”，大河沿是他们进疆后的聚集地，而后来，他们也成为落户新疆、建设新疆的人口来源之一。
姥爷到布尔津的第二年，姥姥也带着妈妈从乌鲁木齐调入了布尔津。我爸总吹嘘我妈家庭出身高，因为妈妈一岁多就坐上了飞机。但真实的情况是，布尔津没有医疗条件，姥姥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不得不带着妈妈飞回乌鲁木齐生产，而这个孩子，我唯一的舅舅，也因为布尔津艰苦的生活感染了脑膜炎。姥姥带着小小的他飞到乌鲁木齐治疗，得到的是一纸病危通知书。生活有时是最残酷的戏剧大师，又拖了一段时间，这个大头娃娃的生命停止在了3岁，而当天下午，受到丧子之痛的刺激，姥姥早产生下了我的二姨。
姥爷一家在布尔津工作生活的时间最短，由于众所周知的中苏关系的变化，1961年，他们就被调到了南疆库尔勒，参与创立新疆第四运输公司，简称库运司。姥爷由此离开了河运，转到了陆运。关于库尔勒的生活，姥姥、妈妈和姨姨们讲得最多，这是他们在新疆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库运司下设7个车队，每个车队有专门的运输任务，除了一个客运车队外，剩下的车队都负责运输物资。
1966年，距库尔勒300公里的库车县成立了第六车队，姥爷一家也搬到库车县负责车队管理运营。这是一个油罐车队，主要任务是从塔里木盆地的第一所油田——依奇克里克油田向全疆以及西藏阿里地区运油。从库车开往阿里是一条难度条件极大的运输线，既有沙漠极端天气、又有高原反应。因此，这个车队后来加入了一批转业军人，驾驶着崭新的大解放卡车，给阿里地区送粮食。运输任务的调度直接由军代表接管，运输队完全依照部队的班、排、连的组织形式进行编制，出任务至少以班为基础，一个班最少有九到十名成员。每次出车，都要保持互相看顾的队形，以防各种极端天气、野外状况的发生。
也许，每个调皮的小朋友都听过祖母辈讲“狼来了”的故事。但我坚信，我姥姥说的是真的。去往阿里的车队来回都要一个月的时间。沙尘暴随时有可能将整个车子埋进去，或者将整车掀翻，或者遇到狼群的攻击。每次车队回来，全家属院的大人孩子都会跑到单位门口去迎接他们平安归来。2008年的暑假，我陪着刚退休的妈妈来到了她的回忆新疆之旅第二站——阿克苏农场，一排排的蓝色大卡车望不到头，装了满满的、红彤彤的西红柿，那天我知道了，这里是全世界番茄酱原料排名第一的产地。
姥姥、姥爷的库车生活被生产建设、政治学习塞得满满当当。我妈妈的库车生活，被维族老乡的朴实热情塞得满满当当。在那儿，她学会了地道的维族口语，皮牙子、巴郎子、杏干子，似乎任何一个名词的词尾都要带个“子”；每次抒发感情，必然要长长的先“哎”上几声，说个“内个撒（啥）”“内个SEI（谁）”吸引注意。直到去年，在安庆生活了近四十年，她已经不那么浓厚的口音还是被网约车司机听出了“乡音未改”的亲切感。
1976年，姥姥一家终于坐上了回内地的火车，她又一次伤心恸哭，因为我的妈妈，一个人留在了库尔勒下面的博斯腾湖的知青点上，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的岁月。当姥姥挂念妈妈恸哭的时候，我一生要强的妈妈正在生产队里跟当地哈萨克族老乡学骑马、赶马车。几十年后，妈妈看到我在洛斯卡沃斯海边骑马的“游客照”时，勾起她的无限回忆：“我当年骑的马可没有马鞍哦！”她被称赞“艺多不压身”的缘由是在炫耀因为会骑马，割麦子受伤后，成为全队唯一能负责骑马看玉米地的女队员。
妈妈另一则酷炫到我爸至今无法相信的故事是冬天在博斯腾湖上割苇子。博斯腾湖面积辽阔，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冰层冻得特别厚。割苇子是十好几天的连续作业，晚上休息就是在冰面上扎帐篷，妈妈她们睡在铺了苇草的冰面上，还能听到下面咕咕的流水声。从小深受卧冰求鲤二十四孝故事熏陶的爸爸觉得不可思议，人的体温不会将冰面化开吗？还是2008年，新疆回忆之旅的倒数第二站，焉耆县的博斯腾湖，凛凛凉风从四面八方吹得我七荤八素，那时我内心想“爸爸，你该来看看！这湖，多大！”
妈妈在博斯腾湖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快过去了，由于出色的表现，她被推荐回乌鲁木齐上了新疆交通师范学院，毕业成了一名数学老师。姥姥悬着的心总算稍有慰藉。1982年，妈妈也终于来到了安庆，加入了安庆航道工程处。当时这里组办了全长江系统的员工学校，姥爷是物理老师，妈妈是数学老师。父女俩先后成为桃李满长江的优秀教师，获得了那个年代极高的荣誉——去庐山疗养。姥姥的荣誉则是在我出生后，由当时武汉长江航道局财务处处长亲手递到退休带娃的姥姥手上——北京交通部印发的财务工作满30年荣誉证书。至此，姥爷再未踏上家乡东北的黑土地，却带着一家老小在长江边的宜居之城安定下来了。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姥爷他们的隔壁——安庆肉联厂。1971年，姥姥姥爷还在新疆的时候，我的爷爷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安庆肉联厂当仓库主任，常常要忙着从江边码头赶回一批批刚卸下来的活猪。等到80年代两个单位的基建都完成了，家属楼也盖完了。小小的我，尚未吃过猪肉、看过猪跑，就在姥姥家里听着一墙之隔的肉联厂里嗷嗷待宰的猪叫。
说起爷爷的故事，就要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1949年春，当渡江路还没成为一个地名时，爷爷就从桐城黄咀村老家赶到了安庆，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辗转武汉、重庆，1951年，随部队来到了满洲里，成为总后勤部满洲里转运站运输科的调度员，负责调度武器弹药，战事紧张时，他七天七夜没有睡过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爷爷调入了总后勤部集宁办事处，他在内蒙一待也是20年。1956年，我的奶奶出了平生唯一一次远门，去部队探亲。她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农民不种地是要被人笑话的。于是，80年代初，爷爷离休后又回到了黄咀村，与奶奶一起耕种劳作。
安庆与黄咀村只有三十几公里的路程，但黄咀才是爸爸心中的老家。每一个回老家的日子，都是我爸心中的大日子，无论是骑自行车蹬掉脚链子的八九十年代，大巴、中巴转手扶拖拉机的年代，还是一脚油门能开进村的现在，我爸都喜欢天蒙蒙亮出发，伴着“朝露待晨曦”的雀跃感，在老乡一声声“嘎（家）来啦”的招呼声中，“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很多年后，在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办公室，韩经太老师放下手中书卷，慨叹我们年轻人读不出古诗中的“黄沙万里白草枯”的意境，是因为我们未曾眼见过那般自然辽阔的生活。我和爸爸对家乡的定义，这三十公里路的差距，也差着一万个陶渊明。
如今，爷爷是黄咀村，乃至他们整个徐埠大村党龄最长的老党员。每到春暖花开，乡里会组织少先队员来听爷爷讲党史故事。2020年夏天长江流域遭遇洪灾，九十多岁的爷爷还表示自己会水（会游泳），要留在抗洪一线，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姥姥也在女儿们的陪伴下安度晚年，随着通讯的方式变化，她也不再坐在小茶几前戴着老花镜，给云南的大嫂写信；也不用守着电话座机激动地对弟弟、弟媳们打来的电话大喊：“我是安庆，你是昆明吗？”但有一个习惯，至今没变，收看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姥姥说：“你们在哪儿，我就看哪儿的天气预报。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注：本文内容经由我的姥姥原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安庆航道工程处财务科袁国粹女士（退休）、母亲张利平女士（退休），我的爷爷原安庆市肉联厂张宣文同志（离休）口述，四姥爷卫生部中国食品药品研究院张占全副研究员（退休）、四姥姥刘玉莲女士补充。袁国粹、张利平女士对本文内容进行了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