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参与筹备我校出版社到出版社成立，再到1995年我离开出版社赴澳大利亚任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中文教育顾问，前后在北语社工作了整整10年，这也是北语社初创的10年。作为这10年的亲历者，回顾一下当时所走的路，也许不无益处。
一、 筹备
从1984年参与筹备我校出版社到出版社成立，再到1995年我离开出版社赴澳大利亚任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中文教育顾问，前后在北语社工作了整整10年，这也是北语社初创的10年。作为这10年的亲历者，回顾一下当时所走的路，也许不无益处。
筹备组最主要的任务是与我国出版事业的管理部门中宣部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系，向他们反映我校成立出版社的必要性以及学术优势，这主要是说服他们能早点批准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由杨石泉负责，我和丁淑兰有时也一起去。
当时正是国家对申请成立出版社的审批比较严格的时期，所以我们要想很快得到批准是有难度的。教育部报给新闻出版署的大学出版社的申请也只有北京5家，包括北语。于是我们这5家的筹备组就频繁联系，经常互通消息，特别是每次去过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出版局回来后，总要通过电话说说情况。离我们最近的北航出版社筹备组组长许传安同志是我们这里的常客。我们私下估计，我们这5家，都很有特色，所以批下来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一放宽审批，都是很有希望的，但不可掉以轻心，要抓紧，还是要经常往两家领导机关跑一跑，主要是要加深他们的印象。
我们去“公关”的主要依据是1984年3月29日学校报给教育部的《关于成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的请示报告》，“北京语言学院是我国唯一一所以教外国人汉语为主要任务的院校。近年来共编写各种辞书19本，教材95种，摄制电影、录像若干部。这些书籍、资料虽不是正式出版物，但深受欢迎，如能正式出版，其影响可想而知。由于国内出版门路难寻，我们申请成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我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历史较长、经验丰富、人力设备齐全，可承担编辑、出版任务。出版范围包括：供外国人使用的语言、文学教材，工具书，对外汉语教学参考书；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著作；外语教材、工具书、参考书。”
筹备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学习。我们筹备组的三个人，包括后来调来的陈荣德，都是出版的外行，所以必须趁着批准建社前的一段时间向老社学习，等批下来可以尽快“进入角色”。这事由我和陈荣德做。我们先走访了北京几家大学出版社，包括北大社、外研社、人大社。我们在这三家出版社都受到热情接待，他们都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经验。这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跟他们的社领导，都比较熟悉，所以见面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感。北大社社长麻子英，曾经当过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领导，他对我们学校许多从北大调过来的干部、教师都很熟悉，虽相隔近30年，他还能说出很多人的名字，所以他跟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整整谈了一个上午。当时外研社的几位领导，都是我校常宝儒教授的同学或同事，我们去之前，常宝儒教授跟他们打了招呼，所以谈得也很畅快，因为我们和外研社都是语言教学出版社，性质相近，所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尤为宝贵。人大社接待我们的是常务副社长陈维雄和校对科长李英。陈维雄曾在我校教务处任副处长，李英在我校印刷厂当过调度。其实他们二位来北语之前就是人大社的老人，是“老出版”了，后来他们都回到人大，“重操旧业”。我在系里当教学秘书、副主任的时候，常跟他们二位打交道，熟人见面，格外亲切。他们听说我校要成立出版社，都非常高兴，所以也是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情况。陈维雄主要介绍出版社如何坚持正确的方向，如何运作，如何经营；李英还陪我们在校对科走了一圈，让我们对校对工作有些具象的认识。
那年9月开学后，我们就开始到外地，走访大学出版社，我们还跟那里的一些对外汉语教学单位联系，了解他们的教学科研情况，看能不能发现合适的书稿。我们先后走访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走访的对外汉语教学单位除以上各校之外，还有暨南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所到之处，也都受到热情的接待，特别是那些教学单位，他们都很欢迎北语成立出版社，认为北语成立出版社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一件大事，他们的教材和学术著作就有地方出版了，不然在一般出版社甚至他们本校的出版社，出版对外汉语教学的书都很困难。
我们到市内和几个省市走了一圈，确实学到了很多老社的经验，走访了一些对外汉语教学单位，感觉稿源应该没有问题，这使我们对搞好将要成立的出版社，有了信心。
这里我要记述我们的一次“实战”。1984年9月，我校语言教学研究所王还和常宝儒主持的科研项目“现代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的第一个成果《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完成，学校决定由正在筹备中的北语出版社负责出版，主要考虑如果找其他出版社，出版时间会拖得很久，交北语社出版，可以立即就进入出版程序，而且还可以锻炼一下这些出版新手。这本书的出版主要由陈荣德负责，还临时请了熟悉印刷业务的我、校印厂的李敬华师傅参与。
我们出版社尚未得到批准，没有书号，印刷厂不会接这个活。我们又找到外研社帮忙，请他们给一个书号，并介绍一家印刷厂。书算外研社出版，具体工作都由我们做。外研社同意了。这在当时，好像是很容易的事，因为那时国家对出版社不限书号，也不讲究金钱，所以外研社没收我们一分钱，事情就办成了。
二、 建社
1985年2月5日，新闻出版署批准北京语言学院成立出版社，院党委常委会决定，出版社社长由主管副院长周炳琦担任，任命鲁健骥为总编辑，杨石泉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丁淑兰任副社长。
3月23日学校举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成立大会。说是“大会”，其实就是在办公楼二层第二会议室开了一个二三十人的茶话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校内院领导有院党委书记唐腾义、院长吕必松、副院长周炳琦（兼出版社社长），以及各相关教学部系和职能单位（人事处、财务处、教务处等）负责人参加。邀请的上级领导有教育部对外司司长李滔和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主任纪晓峰，还请了北航出版社社长许传安。会开得很简单，我宣布开会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成立后，由李滔和吕必松揭牌。接着我介绍了出版社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出版社的办社宗旨以及我们的初步打算。
出版社是成立起来了，但紧接着还有很多事要办，还得继续跑。一是要到国家出版局去“报到”，正式成为它管辖的出版社；二要跟当时国内、国际的发行机构挂钩。国内唯一的图书发行机构是新华书店，我们属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管。那时还没第二发行渠道，算是比较单纯。我们去的那一天，接待我们的是该所的副主任潘国彦先生和一位和我社联系业务的科长，他们对我们很热情，详细地给我们讲了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关系以及运作方式，由于只有这一个渠道，所以一切都比较简单：我们每出一本书都要给他们送样书及图书介绍。这很关键，决定了他们要批发多少册。折扣固定为按图书定价的73%结算。当时国际发行也只有一家，就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即国际书店）。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工具书，主要靠他们“走出去”。我们70年代编的《基础汉语》等都是他们对外发行的。他们对北语社的成立很重视，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是一个热销的种类，所以专门指定了一位副科长跟我们联系。但他们的发行折扣只有50%；三要跟税务部门建立联系，我们的财务人员要经过他们培训；四要有印刷基地。本来我校自己有一个小而全的印刷厂，而且在印制对外汉语教材方面，独具特色，但它毕竟规模小，印规模大的、规格高的书，还没有条件，所以出版社起码得找一家规模大的印刷厂作为基地。我们最初找的是一二零一厂，这是一家部队的印刷厂，技术比较全面，设备比较先进，工价比较合理，而且就在花园路（即现在美廉美超市所在地），离我们学校很近，很方便。
上面说的都是行政上的几件事，一个出版社，特别是专业出版社，还必须有可靠的稿源。对外汉语教材，自然主要依托本校的编写力量，但在语言学等专业方面，我们要打开局面，还得靠语言学界的支持。于是我们就开始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语法组、《国外语言学》编辑部挂钩，与刘坚、侯精一、李临定、赵世开、卫志强、沈家煊等建立了联系；与语用所的李行健、陈章太、龚千炎、陈建民、于根元等建立了联系，也与北京高校的林焘、胡明扬、陆俭明、张寿康等著名学者建立了联系。在这方面，一是要清楚不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要从长远计议。实际也如此，他们在出版社成立后的各个时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比如语言所就把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交给我们社出版，如《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廖秋忠文集》等；二是这个联系面要随着出版社的发展逐步扩大，要利用各种学术会议的机会，与京外的学者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学者建立联系，如邢福义、邵敬敏以及上海的青年语言学家。通过与学术界的广泛交往，北语社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逐渐扩大，相关的学术会议都邀请我社参加，还跟北京市语言学会和北京电视台组织了一次北京中小学生汉字比赛。
经过两三年的建设，北语社初步“羽毛丰满”。人员已经增加到近30人，社址被安排在教2楼印刷厂的楼上。各部门也齐全了。社办室、总编室、财务室、编辑部、出版部都成立起来了，后来还增加了校对室、磁带复制室。原来只有一个房间的售书处，很快就发展为北语书店，设在教2楼东侧路口处。房屋虽然只是三间比较简陋的工棚，却是北语社展示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北语社与读者交流的窗口，一个小小的书店，售书码洋快速增加。
北语社有模有样地运作起来了。
三、 探索
回想出版社刚成立的那些年的工作，虽然之前向老社学习了许多经验，但真要自己去做，还是没底，只能摸索着前进。但有两个原则是明确的：一是坚持党的出版方针，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平衡；二是坚持大学出版社的办社方向，为发挥本校的学术优势服务，讲求出版质量，尽量做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十年之后，在一次向罗马尼亚大使罗明赠送《汉罗词典》的仪式上，国家教委主管大学出版社的刘富副司长说：北语社规模不大，人员不多，但领导班子团结，有魄力，出了不少好书，坚持了出版的正确方向和宗旨，办出了特色，是个老实的出版社。我想，这是上级领导部门对北语社十年工作的肯定，特别是那“老实”二字，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具体是如何做的呢？我想可以说一说。
坚持办社宗旨。作为一家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出版社，我们一定要把出版跟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图书作为重点。北语社成立之前的20年中，只出版了10种对外汉语教材，建社后的10年中，我们又有计划地出版对外汉语教材，初级、中级、高级汉语教材，出版了6种汉语短期培训教材和9种供外交人员学汉语的教材。我们不但填补了教材出版的空白，而且成龙配套，满足了本校的需要，也为兄弟院校所采用。
重视社风建设。我们编辑部的大部分编辑，都是从教学或科研第一线调进来的中年教师，他们熟悉对外汉语教学，多有国内外教学的经验，这是我们出版对外汉语教材、工具书和理论著作的审稿和编辑的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支编辑队伍具有甘于“为他人作嫁”的良好素质，大家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态度认真。我们社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些制度和规则。比如定期讨论选题计划，公开透明；坚决实行三审制。作者为了表示对责任编辑的感激和尊重，一般都会在书的前言或后记中写上一笔。我们社规定，除非是责编确实对书的出版起了大作用，我们对此一般都加以婉拒，如果他们确实要表示，我们建议他们向出版社表示感谢。我们这种做法，得到了广大作者的理解和称赞。对于调进来的青年编辑，我们一定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业务，参加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组织的业务培训。为了锻炼队伍，我们还安排编辑参与学术活动，参加学术会议，与作者一起讨论书稿的写作计划等。
北语社成立之前，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著作几乎是零。北语社成立10年，我们重点开发了学术著作的选题，这里面包括第一至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历次年会的论文选，还出版了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以及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王还的第一本论文集《门外偶得集》、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华语教学讲习》《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等理论专著。这些著作出版以后，在学界影响很大，至今仍是对外汉语教师的必备参考书。根据前十年的统计，我社出版的图书品种总量的40%为对外汉语教材、工具书、教学参考书。同时我们也注意发挥我校外语教学的优势，出版外语教材和工具书以及语言学著作。
我们严格审稿，择优出版。对于教材，我们坚持要求先试用一至二年，经过修改再接稿。开始的时候，校内一些老师不知道出版社还要审稿，对此不理解。我们只得反复进行解释。有的编者为了早出书，就把稿子拿到其他出版社出版，我们也不为所动。由于我们严格把关，北语社出版了不少优质教材，如系列教材《初级汉语课本》《初级汉语教程》《中级汉语听和说》《汉语口语301句》《桥梁》等，都是禁得起时间考验的教材。这些教材历时三十来年而不衰。
对于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学术著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尽量主动组稿，坚持请同行专家审稿。像前述王还、吕必松的著作，大部分都是我们争取来的。
由于我们出书质量比较高，赢得了使用单位和学术界的信任，这样就初步形成了良性循环。使用单位愿意使用北语社的教材，兄弟院校以及许多学术界的专家愿意把稿子交给北语社出版。
北语社建社十年，获得了26个图书奖项，其中包括3次中国图书奖。中国图书奖是从1986年开始设立的，我们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获首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其后，张清常的社会语言学著作《胡同及其他》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1991年）二等奖，1993年，我社出版的《中国敦煌学史》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这三部著作都是有开创性的著作。
我们还获得了23个其他奖项，比如我们有8种书获得了1988-1992年对外汉语教学优秀教材、工具书奖，连续五届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88-1992年），《英语听力技能训练》和《英语听力训练文选》先后获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1989年全国优秀图书奖。这几个奖完全是在书市上根据销售量和读者反映评出来的。
其他还有7种图书和音像出版物获得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和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奖项，所有这些奖项，出版社都不知道评奖过程。
当时有一种说法：书写得好才得奖，跟你们出版社有什么关系。获奖的图书内容当然是过硬的，但也并非与出版社全然无关。中国图书奖就是颁给出版社的，这是对出版社工作的肯定，说明这个出版社的办社方向正确，也说明这个出版社具有出版高质量图书的综合实力。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好像是说得奖都是靠花钱买来的，或者是靠疏通关系得来的。这是天大的误解。退一万步讲，若是要花钱才能评奖，以我们社当时的经济实力，也花不起钱。出版社只要写个参评表，就等着评的结果了。
但是，我们是比较重视图书宣传的。我们与一些书评报刊建立了联系，对我们的一些图书进行评价。在北语社成立五周年和十周年时，我们各编辑了一本本社图书评论选，共收入84篇书评（包括序言15篇），评论我社50种图书。书评的作者中有我校的老师，也有著名的学者、语言学家、作家，如（按姓氏拼音排列）柯岩、林庚、吕同六、马希文、邵敬敏、施关淦、石峰、王铁昆、吴小如、徐静茜、徐思益、严学宭、姚小平、叶蜚声、阴法鲁、于根元、张清常、张寿康、周洪波、周培源、朱德熙等，还有两位外国作者评论我社出版的意大利语（克•奥奈托）和德语教材（高珮儒，香港歌德学院语言部主任），更多的是我们并不认识的作者，是读了我们出版的书籍主动写的书评。同时，我们还动员和鼓励我们的编辑写书评，他们都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这个作者队伍体现出这些书评的学术分量。
这些书评的分量还表现在它们发表的地方上，且择要者列举如下：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刊物有：《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语文》《汉语学习》《辞书研究》《语言文字应用》《语文建设》《语言学通讯》《修辞学习》；图书评论和学报有：《读书》《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神州学人》等；报纸有：《中国日报》《光明日报》《澳门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至今，当我再次翻阅这两本书评的时候，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并对各位作者和报刊充满感激之情。他们的推荐，对扩大这些书以至于对扩大我社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
顺带说一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这个领域，书评越来越不受重视，有的刊物甚至宣称不发表书评。仅就对外汉语教学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新的学科，非常需要学界的扶持，通过书评发现这一领域的优秀教材、工具书、参考书，发现创新的思路和成果，是非常必要的。希望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刊物以及广大的对外汉语教师，能够重新重视起书评工作。
北语社成立已经近40年了，北语社的成立是我校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件大事，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形成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在北语社工作时，北语社还很“幼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比起其后来的发展，那是不值一提的，但作为历史，这又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特写此文，加以记述，略表纪念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