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一个外国人，他来自英国。他是我大学的英语老师，叫Endymion Wilkinson，中文名字魏根深，后来我们都习惯叫他“老魏”，记得是从本科生同学那里叫起的，他也很喜欢这个称呼。其实他同我们进修生年龄相仿，说起来我还长他两岁。

第一次见到他是1964年9月初，那时他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带着对东方的好奇和憧憬，来到北京语言学校（现北京语言大学），成了一名外教。他是当年剑桥最优秀的7个毕业生之一，并因此受到女皇接见，他曾给我们看过接见时拍的照片。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位彬彬有礼的青年绅士：身材颀长，面色红润，高鼻梁、棕色短发，透着笑意深邃的蓝眼睛，逢人能说出几句洋腔洋调的汉语，浑身散发出青春的朝气。他一出现在校园，就很快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1964 年9月，我作为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英语。当年高教部从全国各高校中文、历史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择50名作为出国汉语师资，在北语分别学习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学制3年。我到学校报到时，校门还挂着“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牌子，它是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修班的班底发展起来的，骨干教师来自北京大学和北外。学校有3个部分。来华部、出国部和出国师资系，主要任务是招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外派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学生学习俄语。师资系是新设立的，旨在培养出国从事汉语教学的老师，64年首次在国内招生，除进修生还招了50名本科生，分别学习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学制4年。

英语进修生16人，分两个小班授课，我在A班，老师是王还和陈喆，B班老师是孙以鉴和邹贵新。魏根深教两个班的语音课和口语课，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他在大学专攻历史和东亚问题，但他的课总是充满活力，没有刻板的照本宣科，而是用各种生动有趣的方式，帮助我们纠正发音。语音课上播放着原版Lingger Phone唱片，我们如唱歌般反复吟唱；音标发音、句型操练、绕口令练习，他一丝不苟，紧盯着每一个同学不放过。他手执一小截木棍，按单词节律，抑扬顿挫，让我们复诵时按他的动作起伏发声，如有谁跟不上，他会拿着小棍在桌上敲几下，以示注意。有的同学怕班上“出丑”，经常早起晚睡，偷偷地练习。他将枯燥的语音课上得生动活泼，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他上口语课也独出心裁。不发教材，只提供词汇表，用学过的单词解释新词的含义，课后留下一盘录音带，让我们反复听课文的对话，直到能听懂并能流利说出为止，到周末发给大家几页一周（6课时）所学的讲义。这种教学方法对训练听说能力很有帮助，对我以后的海外教学也很有启发。

课间他喜欢聊天。“来中国前学过汉语吗？”有同学这样问起。“大二时买了本《初级汉语教科书》自学。后来跟一位饭店伙计学，他是香港人，说的不是普通话。学了几次就不学了。”“你为什么要来中国教书？”“想亲眼看看中国社会老百姓的生活。”“窝窝头吃得惯吗？”“窝窝头的味道像沙子，实在难吃，但我不怕。”他如实作答，并表示要和中国师生一起同甘共苦。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与我们同住六舍学生宿舍，同在学生食堂用餐。3分钱的土豆熬白菜，他吃得津津有味，一毛六分钱的红烧狮子头，他说这是世上最美的佳肴。他衣着整洁，但给我印象，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衣裳。

在北语他是个忙人，除担任进修生和本科生口语课，还给年轻教师上课。训练班５人是陈文芷、方立、邹贵新、朱文俊和王合，教材是他带来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小说集。那时没有复印机，那本厚书全靠一页一页打字，然后油印装订成册分给大家。据朱文俊老师回忆，“他授课认真，还常有测验。有一次是听BBC广播录音后，谈自己的观点，我的回答老师很满意，得了满分（５分）。我们还表演过英语节目，内容是一个胖女人的故事。”

据朱富华同学回忆，陈文芷老师曾带领魏根深和他们几个同学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影片《女跳水员》英语配音，魏根深给影片男主角配音。

他66年７月中旬工作期满。离开北京前，方立、朱文俊几位老师在醉爱饭店为他饯行，他说回国后去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学习，希望有机会再来华工作。我也于68年５月离开北语回到我毕业的母校吉林大学储备。从此一别渺无音信。那些年，每当我翻开相册中泛黄的旧照片，就会想起在北语与老师在一起的时光，那是我们青年时代一段美好的回忆。

岁月匆匆，28年如白驹过隙。1994年，当我再次听到魏根深名字时，他的身份已发生很大的改变——欧盟首任驻华大使，他再次回到中国这个他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我也于75年6月携妻小回北语任教。他没有忘记他的同事和教过的学生。本科生王明杰（曾任外文局副局长）撰文说：“1994年，我在香港工作期间，他路过香港，特意请我到他下榻的君悦酒店喝咖啡，一起回忆我们共同认识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在语言学院的欢乐时光。”也是同年，他到京不久，邀请教师方立、邹贵新、朱文俊，进修生郑梨生、林襄冶、王维新和我聚餐。席间他从一个纸袋里拿出当年学生食堂使用的两分钱饭票，虽然过去28年，依然保存完好。他笑着说：“这可是文物，可以进校史馆展览了。”他将自己创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Chinese History：A New Manual，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赠送给朱文俊老师，令人羡慕敬佩。

这是我毕业后唯一的一次同老师相见。此后一直杳无音信。前两年从王明杰的忆文中得知，他2001年卸任欧盟驻华大使职务。回国之前，他请了邹贵新几位老师，本科生有张芝年、马铁生和他，一起到他最钟爱的潭柘寺游玩，并请他们吃午饭。离任后，他又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继续修订《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国情结促使他多次来华，并曾在清华和北大从事学术研究。

如今想起来，魏根深老师的经历犹如一部时代的缩影，他见证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而作为他的学生，他教会了我们学习外语的方法，为我们后来的学业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广阔的认知，懂得如何面对挑战。他不仅是一位外教，更是一座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让我们在这个特殊年代感受到了来自异国的温暖与关怀。这里我用一首七言绝句赞美老师：

英伦才俊赴华堂，

育李培桃岁月长。

两度结缘情义重，

中西文化共传扬。

如今我们早已进入望八之年，成了华发满头的耄耋老人，我愿借此短文，送去对老师的美好祝福，真心地道一声：“谢谢你对中国的爱！”说一句：“谢谢你让中国学生对世界有了更广阔的认知！”

英语师资班同学和魏根深老师在学生宿舍楼前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