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一个命很苦的孩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常的出路是每日早出晚归当农民，最好的出路是进城当工人，或是做个小买卖，赚点钱，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当然，这是我们亿万百姓最朴素自然的人生。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生命竟与文学有了瓜葛，并把它作为信仰，形影不离、执着地陪伴了一生。

我没有幸福的童年。生父是蔡廷锴将军麾下的抗日战士，在我出生之前牺牲。我娘说，我爹留有口信，“如果是男，就叫高书泰，如果是女，就叫高银叶……”高书泰的名字，寄托了他要我读书的理想。但是，我生不逢时，生下来一睁开眼，便是战争和灾荒，中原大地饿殍遍野！

我娘育有二男二女。1943年，二姐金叶饿死在滑县高寨村边的枣树林里。孤儿寡母，我娘带着我哥我姐和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然后滞留在黄河边的习城南街一间奶奶庙里。在连草木都难活命的年月，因我太小，怕我饿死，娘便把我给了人家。我哥我姐讨饭回到庙里，一听我给了人家，便嚎啕大哭，逼娘非得把我要回：“要死，大家宁可都死在一起！”于是，娘又把我领了回来。没过多久，满街要饭的人，到处躺着饿死的人，我娘哭着说，“让书泰逃个活命吧，要不，非死不可！”最终，我娘决心又把我送了人。这一次，我哥我姐看着娘哭着在“卖人契”上按下了手印。“活是阎家人，死是阎家鬼！”“卖人契”这句刻骨铭心的话，成了我的“誓言”。

我养父养母都是穷人。养父曾在焦作煤矿当矿工二十多年，养母生过九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成活。到了阎家，我成了养父养母的掌上明珠。新家虽然也是吃糠咽菜，但总是千方百计让我吃饱。

我上学很晚，却是个一心一意想念书的孩子。在小学，我从来都是年级考试前三名的学生。小学有作文，学生不懂啥叫“作文”，老师说，“作文就是写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写自己做的事和自己知道的事。”第一次作文，我就写了二百多字。1952年，完小没毕业，凭村里的介绍信，就可以考中学。老师说：“你家穷，还是考新习师范吧，一年出来就能教小学。”但我坚持考中学。这年秋，我们十多个学生过黄河，我考上了东明中学（山东东明一中）。在学校图书馆里，《人民文学》上有诗人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我因为“天山牧歌”而爱上了诗。从此，每逢节日，学校和县城的大“壁报”，开始刊登我的“诗”，我的作文和“周记”,常被老师宣讲和贴堂。那时，我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把一切献给党》《新儿女英雄传》及大部头的《复活》，朦胧的作家梦，就形成于这个时候。我把农村生活写成“小说”，投寄给《河南文艺》，虽然没有得到发表，但编辑的热情回信，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1955年初中毕业，我又面临考高中还是考师范的问题。善良的老师说，“阎纯德，你家穷，就报考开封二师吧，一毕业就能教中学。”但我徒步二百余里，如愿以偿考上了全国著名的河南师范学院（河南大学）附属第一高中（开封高中）。

开封，是奠定我文学人生的一个起点。那时，我课下除了阅读中国的古今诗歌，还如醉如痴地阅读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波德莱尔、艾吕雅及苏联马雅科夫斯基等诗人的诗。同时，我也喜欢体育运动，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少年运动会上，我的400米、800米和1600米接力赛，获得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名，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1958年春节过后，我被调到郑州省体育场集训，同时借读于郑州一高；5月初，在河南省运动会上，我的800米获得了冠军。这一年，是我人生的重要节点。河南省体委戴主任对我说，“阎纯德，你不用考大学了，我们保送你上北京体育学院。”这个“保送”的好事我拒绝了，我喜欢体育运动，但我还是要考自己最喜欢的大学和专业。于是我执意跑回开封，准备高考。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教导主任说：“北大中文系今年在河南只招两名学生，考上的概率太小。你再想想吧！”我说，“碰碰运气吧！”于是，我把第二志愿南开大学改为郑州大学，第三志愿是开封师专。没有想到，这梦竟然成真！

华北的八月骄阳似火。我背着行李，徒步82里到濮阳，第二天，到新乡，再从那里乘慢车站到北京永定门，整整三天才走进北大。

虽然，在开封我发表过小诗，但北大才是我文学的真正起点。国家每月给我13块5毛钱的助学金，帮我从19岁走到24岁，在未名湖畔，过了五年既苦又甜的难忘岁月。那时，我是一个说话不多，与班上同学接触少且有点“孤僻”的学生；除了上课，聆听名家名师的教诲，每日下午3点之后，除了在运动场上追逐竞赛场上的速度，其余时间，我都用在写作上，几乎深夜12点前不会回到宿舍。《北大校刊》经常发表我的诗，《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也时不时地有我的小诗面世。

“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我毕业时多数同学真诚的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黑龙江，却意外地被留在了北京，成了教育部的汉语出国储备师资。放弃我学过八年的俄语，又从零起点开始“法语”学习。那时，我心不在焉，坚持在写作，法语70分才算及格，老师的教学标准是要把我送进“地狱”。但是，我“痛改前非，发奋图强”，决不肯在法语面前低头！

1966年，一场风暴从北大刮起，把一个国家摧残七零八落，也将我赴法国工作的通知撕得粉碎。1967年“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这时按教育部的指示，结婚后前往布加勒斯特大学执教。没有想到的是，一“结婚”，便成了“狗崽子”，因为岳父岳母是高干，我成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此后，直到1974年，我才肩负着中法文化交流的使命得以走出国门。

那“十年”虽然苦不堪言，心里藏着沉默，我却没有忘记善待文学。在法国多间大学讲学，仿佛到了一个“启蒙时代”，除了汉语、文学和文化教学，还从汉学家那里获得学术灵感，SINOLOGY（汉学）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也因此走进了我的学术视野。我除了做20世纪的文学研究，也写作散文和诗歌，主持和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并以较大的精力投入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1977年，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著名诗人李瑛主编的《解放军文艺》连发了我在法国的多篇游记散文，引发了十多家杂志向我约稿，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写作激情。我想，那时大家都抱着一种“解放”的心情，希望看到窗外的风景；我写国外生活的散文，大概就是适应了人们期待看到窗外风景、期待“解放”的国情吧。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约稿；1981年出版了由茅盾题签、严文井作序的第一本散文集《在法国的日子里》。这本散文集不仅获得了多个部委联合组织的全国少儿文学一等奖，其印数，加上北京市为中小学生阅读的借版数量，多达10万册，其中的《心愿》和《新来的伙伴》被编入教育部小学十年制课本长达三十多年之久，201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仍将《心愿》编入为小学六年级阅读的包括20世纪名作家丁玲、沙汀、老舍、艾青、王愿坚、柯岩、史铁生、王家新、海子等名家作品的《语文主题学习》之中。

我编过许多具有开创性的书稿。《中国文学家辞典》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大全式的工具书，编撰宗旨十分开放，“胡风反党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右派作家”“国民党作家”“萧军问题”“艾青问题”等及台港澳作家如司马长风、徐訏等都在其中，文艺界许多作家的所谓“问题”尚未得到“平反”之时，“辞典”便率先“解放”了他们，收入这六卷近四千作家的“辞典”之中；有作家将“辞典”戏称为“十年”后将文学领进新的“解放区”的朝阳下的“带头羊”。我主编的《中国新文学作品选》（7卷）《中国现代女作家》（与白舒荣、孙瑞珍、李杨合著）《台港及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她们的抒情诗》等，包括《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11卷）《著名女作家散文经典》以及《列国汉学史书系》《汉学研究大系》（60部）等，都是这些领域的先声。

在我先后担任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语言文学系主任和学校大杂志社社长、《中国文化研究》主编期间，尽管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我从未慢待过文学笔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能心明眼亮，洞察社会与人生，这是“文学者”的不二法门。我望着漫不经心的时钟，嘀嗒嘀嗒地赶路，不肯停下来休息，我虽然像夸父一样跑步追赶，却令我永远望尘莫及。每次听到它的嘀嗒之声，我都感觉，这不仅是在嘲笑我，也是在削短我有限的生命，这使我这个性格倔强、“人格”庸常的人，惭愧于“修身齐家”，而不知如何“治国平天下”……

人有高矮，没有高下；人有贫富，没有贵贱。人的一生，不能没有志气；只要肯奋斗，就有未来！

我从黄河滩，走到北京和巴黎，其终点，还是我乡愁缭绕的故乡。

我这一生，之于文学，只是一种憧憬：“年轻”时“初心”萌动，“60岁”时“雄心”不止，“80岁”之后，依然“野心勃勃”！但我的“野心”，追求的不是“成就”，只是心里的信仰。

人活着就是做事，这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喜欢做的事，无非就是写点儿小文章，研究点儿小学问。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做自己力所能及且有益于国家的事，也就算不罔顾此生……

我是一个没有年龄歧视的人，从不倚老卖老，却也量力而行，这是我的座右铭。我知道“天快黑了”，但因太阳要落山，我才紧着赶路，只有走路才不孤独，只有走路才会有“黎明”！

我总想象着自己像是我娘烧火做饭的柴火，至今所以不肯熄灭，还在快乐地燃烧自己，就是因为文学、文化和汉学。文学和文化鞭策我“青春不老”，胸中的丘壑不时地此起彼伏，一坐在电脑前，那感觉不是海阔天空，就是山高水远，也如置身黄河滩，眼前是令人热血沸腾的田野。尽管我妻不断唠叨，说我“幼稚”、“可爱”，但面对无功利的这块“自留地”，至今还自不量力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孜孜不倦地耕耘着《汉学研究》和《女作家学刊》这两块沃土。

我是个有点儿志气的人。苦难使我坚强，也许就是它，把我的性格锻造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姿势，让我成为一个不肯示弱的人。文学之于热爱它的人，视它为一生的精神之旅。我从没有把人生看得多么神圣，只是视它为一片富有诗情画意的江湖；我虽然没有闯荡的浩然之气，只是把自己视为江湖里一片飘荡而不肯沉没的落叶，大半生抱着文学，挎着文化，提着汉学，自得其乐地混在其中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我因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多种文学书系和汉学书系及三个大型杂志，在为人作嫁的过程中，结识众多我所崇敬的作家、学者，因与他们的交往与书来信往而受影响，他们鞭策我，“黑夜”之前不肯却步，而依然蹒跚着跋涉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