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语培养的，”刘老师用这句话开始了我们这次拖延已久的采访。作为第一届被选拔的35名出国储备汉语师资中的一员，刘老师是1961年加入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行的，1964年到北语工作。他没有在北语上过一天学，为什么说自己是北语培养的呢？看到我迷惑的神色，他就接着向我解释说：

　　“华东师大给了我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北外给了我听说读写英语的能力，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进修给了我语言教学理论知识。我感谢这些学校的恩师们。但给我各种锻炼、挑战和考验的机会，真正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的，还是北语！我感恩北语，没有北语，也就没有我48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

　　难忘艰苦创业的老校长

　　去年夏天，在回答台湾记者的专访时，刘老师曾将他近半个世纪所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总结为四个时期。从1964 年到1978 年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北语和国外南斯拉夫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为他今后的教学与科研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时的北语正值建校初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西校园的西北角几栋楼的基础上，首任院长王亦山带领着大家几乎白手起家，建立起中国最年轻的、最特殊一所大学——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北京语言学院。当时不但教学设备条件很差，社会上还有所谓‘对外汉语教学是小儿科’的论调，对此，王院长提出‘上路’‘下水’的口号，要求大家树立牢固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思想’”。刘老师说：“老校长的话，影响了我一生”。

　　首次出国的 一段友情

　　1975年还是文革期间，刘老师第一次出国教书，去的是当时尚未与我国恢复正常关系的陌生的南斯拉夫。但当地学生们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对首批中国教师的友好态度，又使他感到非常温暖。每次上课他都看到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后面，风雨无阻，跟正式学员一样认真学习汉语发音和汉字。她是南共盟员，一位二战时的老战士。她对中国的一切有着特殊的兴趣，经常邀请刘老师到家里去，为他做各种各样的塞尔维亚风味的菜，向他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情况。刘老师任教期满回国后，老太太仍一直和刘老师保持通信联系。她英文很好，但每次都坚持用中文写信，在放大镜下一笔一划艰难地写汉字。

　　第一次出国教书的这段难忘的友情，也使刘老师对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更深的感情。

　　四件小事忙半生

1978 年到1991年是刘老师工作的第二个时期，除了继续在一线教学外，还在北语的语言教学研究所先后承担了编写国外用教材和研制汉语水平考试的任务。

　　刘老师爱用“四件小事”来概括他半个世纪以来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追求。所谓四件小事是指他参与过的：一套教材、一份考卷、一本小书和一张课程表。

　　“说这些是小事，并非谦虚。北京语言学院作为我国最早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基地和中心，为开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启动学科建设、建立与海外汉语教师交流合作的平台等大事，做出了人所共知的贡献。而我所做的的确就只是几件具体的小事而已”。刘老师如是说，但事实上这几件“小事”也不算小，不仅在国内更是在国外都产生过、有的还正在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一套教材”，是指1981年开始出版的《实用汉语课本》，和2002年开始出版的它的第二代产品《新实用汉语课本》。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语编写过很多优秀的汉语教材。七十年代末北语接受教育部的任务为在国外教学编写一套通用汉语教材，并把它交给了刚从欧洲教学回来的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三位老师，组成编教小组，刘老师任组长。

　　《实用汉语课本》一出版就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反响。美国的姚道中先生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就写了一个书评，指出它是“优秀的教科书，有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汉语教科书”。德国1983年现代汉语讨论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认为这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最先进的对外汉语教材”。美国邓守信先生说，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加拿大使用最多的是耶鲁出版的约翰. 狄方克 （ John DeFrancis）的汉语教材，《实用汉语课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 根据他90年代初所做的问卷调查，该书 “被全美超过四分之三的大专院校话语课程所采用”。根据德国、俄罗斯的统计，《实用汉语课本》也是使用量最大的汉语教材。说PCR（《实用汉语课本》在欧美的简称）当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中国编的基础汉语教材第一次成为了美国汉语课堂的主要教材，并不为过。在国内，《实用汉语课本》也是最早获奖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主要是《实用汉语课本》体现的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理念，符合汉语教学规律。当时汉语教材比较少，也是一个原因。”刘老师是这样解释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海外仍有一些教学单位（如牛津大学）在继续使用，但这部已有20年历史的教材毕竟老了，它的内容也显得有些陈旧。2001年，作为国家汉办的规划教材，由刘老师主编的、供大学专业学习用的《新实用汉语课本》项目开始启动。它称为“实用汉语课本系列”的第二代。新教材在编写的理念，结构、功能和文化的体现方面都比老教材有了新的突破。和《实用汉语课本》一样，《新实用汉语课本》出版后也在世界各地受到教师和学习者的欢迎，成为汉办重点推荐的教材之一。迄今为止新教材已获得5项奖，特别是去年12月获得了“优秀国际汉语教材奖”。

　　“一份考卷”，是指我国汉语水平考试的第一套试卷。1984年教育部把研制汉语水平考试的任务交给了北语，北语组成了由刘珣老师任组长、黄政澄老师为副组长的五人研制小组。1985年5月第一次试测取得成功，在8月份北京举行的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刘老师代表研制小组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宣告我国已经有了汉语水平考试的第一套试卷。

　　“ 四个坚持”论学科

　　第三个时期是从1992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刘老师主要在北语的人文学院（当时叫文化学院，前期为语文系）工作。

　　八十年代初“对外汉语”本科设立以后，人们一直希望本专业有属于自己的硕士学位。1997年北语终于从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学科教学论”（后来改为“课程与教学论”）中申请到硕士学位点。作为当时文化学院院长兼教师进修学院院长的刘老师，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和学校有关单位一起探索和完善本专业的全国第一个硕士学位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设计好这“一张课表”。北语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建立了国家批准的、全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培训机构，本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始终是北语和当时的文化学院研究的中心问题。

　　无论是本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培训教师的教学，都需要有一本比较全面、系统、既总结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又有国外新的理论、史论结合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这样的教材，九十年代末，学校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刘老师。2000年刘老师写的《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由我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出版至今12年来共印行了17次，至少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创下了一本理论书印行次数的新纪录。国内很多学校都把它用作教材，不少学校还指定该书为考研的必读参考书。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已销往20余个国家和地区，用作研究生的教材。这在我国对外汉语教育“走出去”的学术著作中也创下了一个纪录。

　　在这“一本小书”中，刘老师论述了他后来所一直坚持的学科理论和教学理论的主要观点。他认为：“第一，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本质是语言教育学；第二，必须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对外汉语教学才能可持续发展；第三，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要从汉语和汉语教学的特点出发；第四，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要以语言教学研究为本。第一个问题虽长期有争论，但已由‘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定名而得到了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在学者中争论不大。现在真正有争议的还是第四个问题：什么是我们学科的‘本体’。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把握不住学科的发展方向。”

　　可爱而“年轻”的长者

　　第四个时期是从2004年到现在。2004年刘老师退休后，为人文学院返聘，还兼任了校出版社有关汉语教材的一些工作。

　　“我们这代人缺乏‘享受生活’的概念。除非身体很差，退休后相当长的时间都还想为学校为社会做点事情。也谈不上什么‘发挥余热’，只是像一架长期运转的机器，虽关了电门但还在自动地转。事实上我的同辈伙伴们退休后都在上课或做讲座，有的在家里著书立说。” 刘老师退休后确实不比退休前闲多少。他说，四件小事还没有做完呢，现在正酝酿编写实用汉语课本系列的第三代教材；《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也到了该修订的时候了。

　　他虽然很忙，但同学找他他总是很欢迎的。他办公室常年“客人”不断，一些毕业了七八年的学生，也经常轮流来看他。和刘老师在一起时，很容易忘记他是老师，感觉他更像是家中的一位长辈，一个朋友，和蔼而幽默，感觉到他有一种令人温暖愉快的气质。很多私人的事情，升学、求职甚至交朋友，都愿意与他商量。在闲谈中刘老师经常跟我们说起：“做人第一要低调，鸡叫得再响、头上的花冠再大，也飞不高；第二要与人为善，即使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岁月里，也不要伤害别人”。这也是他生活的信条。

　　年逾古稀的刘老师，并不是一位古板的老人，恰恰相反，我们都很喜欢用“时尚”二字来形容他。他不但经常上网浏览信息，还用飞信和QQ。他很喜欢到处走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趁现在还走得动，多了解些信息，也为北语做些宣传”。近年来，刘老师经常应邀到国内其它大学或海外院校去讲课或作报告，与对外汉语教学界同行们分享研究成果，向他们介绍北语的经验。

　　“我一生唯一的单位就是北语，我与北语可以说是不离不弃、厮守终生。我衷心希望年方五十的北语，能重振雄风，再塑辉煌，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汉语加快走向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刘珣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