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汉学家 是北语的老校友，他曾于1974年和1975年在北语学过汉语，为其一生的汉学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顾彬先生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曾经大量翻译中国现代散文和诗歌，为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北语校友办的师生有幸在这个天朗气清的九月见到了来华的顾彬先生，面对这位学问渊博、著作等身的学者，记者心中既感到些许的紧张，又期盼在与他短暂的交流中能够得到长者的教诲和启迪。
北语人顾彬
在北语校园初次见到顾彬，他穿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打着蓝底的领带，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肩上背着一个双肩包。北京虽是九月的天气，但并不凉爽，穿着这么正式整齐的人并不多见，从穿衣打扮看出的这种严谨细致、不随意、不浮华，正符合我想象中得德国人形象。见面互致问候之后，我发现他的言语并不多，比较擅长倾听，并不着急发言。我们领他游览了校园，他认真地走过每一个地方，偶尔会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是怎样的，那个地方原来是有什么样的建筑，还兴致勃勃地看了当年他住的地方，虽则哪儿现在已不再是宿舍而是办公楼了，然而故地重游想必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我们在带领他参观今日校园的同时，也由衷惊异于他对北语的印象之深，仿佛他也同时带领我们游览昔日的北语校园。
顾彬先生是1973年来北京的，那时候中德两国虎牌留学生学习，德国留学生一批被派往台湾，一批来大陆学习，顾彬先生因此来华学汉语。在中国教育部的统一安排下，顾彬先生来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这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正中其下怀，因为那时候的顾彬认为台湾太美国化，对中国文化的保留不够，所以更愿意到大陆来学习中文，而与香港、广东等粤语城市相比，无疑说普通话的北京市最理想的学习汉语的地方。对中国唐诗的喜爱，点燃了顾彬先生学习汉语的兴趣。那时候德国的汉学家大多注重的是古代汉语的学习，所以顾彬在德国学习汉语之处，学习的是古代汉语，只学习了很有限的一点现代汉语。到北语来学习之前，顾彬的汉语水平是只能看懂汉字而没办法完全听懂汉语的，在北语的学习使他掌握了汉语基础，为他回国后在波恩大学教学打下了基础。
谈起在北语的学习经历，顾彬先生说起当年来华学习的同学中的很多人做起了记者，不少同学做了教授，也有人研究古代哲学……来北语学习汉语的经历都对他们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顾彬先生尤其对当年教导过他的老师们印象深刻，还深情回忆马树德老师的课讲得既清楚又认真，包含了很多内容，他对鲁迅的了解也是从马老师的课堂上开始的，这也为其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必要的基础。由于顾彬来华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所以他在来之前担心自己再“红色中国”“精神会死”，但幸好在北语遇到很多良师，使他不仅学会了现代汉语，而且由衷发出“我活了”的感慨。
顾彬在北语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学习之余，他也喜欢到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香山去游玩，尤其是颐和园，他甚至能够自豪地说“我是颐和园专家”。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坐车去十三陵，顾彬说，那里的冬天零下十几度，很少人去，但是景色很好看。亲身到中国来学习生活的体验，也使他更加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他甚至到人民公社去体验生活，在农村和农民们一起割麦子。顾彬先生看到那时候中国的农民已经和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形象不同了，他们不那么简单落后，甚至有人还能背诵唐诗。
顾彬虽然离开北语多年，但对中国的热爱使他一次次回到中国，回到母校，对母校的关心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少。他曾经参加北语四十五周年校庆，也曾在德语系做过报告，与北语的学子们进行过交流。顾彬坦言，现在的中国学生与以前相比，更加活泼踊跃，也不想“文革”时期那么政治化。
北语是向海外输出汉语教师的重镇，很多同学学习的是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专业。顾彬在海外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孔子学院的发展，他认为中国要派最好的老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到国外的孔子学院去教习汉语。他认为年轻教师会更加活泼一点，与学生的互动性也比较好，也能够更容易了解年轻学生的想法。顾彬特别谈到自己当年学习汉语时，老师们都和学生的年纪差不多，甚至会小一点，发音都很活泼，食使他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充满趣味。顾彬提醒北语学习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们，要注意到学习的不只是语言，因为“语言不是工具，它有其自身价值。语言是我们的世界，语言也是我们的故乡，我们再没有别的世界了”，对外汉语教师不能仅仅将语言看做是一种工具，更要引导有志于学习汉语的学生们了解汉语背后的文化。正如德国的歌德学院在教习德语的同时传播德国文化一样，孔子学院要传播的更是中国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有志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同学不仅要掌握好专业的语言学基础知识，更要学习好广博的中国文化。而对于来华的留学生来说，顾彬认为他们需要人学好现代汉语，尤其注意不能总在自己的外国朋友圈子中，只与外国学生在一起是不能学好汉语的，与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多交流将是非常有助于自己的汉语学习的。
学者顾彬
顾彬先生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也是享誉海外的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曾经翻译过大量的中国现代散文和诗歌，其中包括六卷本的鲁迅小说散文选，并且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先生在大学教授的是中国文学、艺术和哲学课程，跟学生们讲鲁迅、郁达夫、张恨水、北岛、杨炼等作家的作品。顾彬先生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他每年都会来中国，到中国大学上课、作报告。
顾彬先生认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两国都很有意义，透过他者的眼光看待自己也是很有价值的。现代欧洲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有缺陷和问题的，希望从遥远的亚洲文化中寻找救赎和出路，他们开始转向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而印度和中国的文化更古老，也更受青睐。尤其是佛教的虚、空等观念，比较符合德国人爱玄想的思维特点，也更受他们的喜欢。顾彬认为虚无的观念能使人更安静，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了解自己。顾彬先生对孔子的《论语》也很有研究，虽然谦虚地表示自己不是研究《论语》的专家，但他认为儒家文化也是能够教会人们怎么生活的学问。顾彬先生坦言，自己开始时事通过鲁迅的眼睛来看待孔子的，从《狂人日记》中他看到了礼教吃人的一面，然而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他发现鲁迅的杂文有一些是歪曲了孔子形象的，“三十年代的鲁迅杂文值得看，但不是盲目地看”。
顾彬先生认为，研究中国文化也需要“从外面来看”，比如要看到德国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甚至是两国文化相通的方面。顾彬也曾著文阐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史无浪漫主义的，并将中国唐朝的浪漫主义与德国的浪漫主义想区别，以此发现中德文学的不同特点。他也曾经研究过中国古代诗人杜牧的《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认为诗中传达的是杜牧的历史观，也即是历史创造自己的问题，与德国人相信“历史是发明它自己的，历史是创造它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以此来证明杜牧是对的。他认为做学问的方法是要从问题出发，保持一种批评性的态度，不要过分盲目。
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研究使顾彬先生写出了十卷的《中国文学史》，而且他还在05年到09年期间写出了《中国戏剧史——从元朝杂文到现代戏剧》，他认为这是西方专家应该写但是没有写的。出于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开始研究中国戏剧。顾彬先生谈到七八十年代每次到中国来，都会去看戏，以后一有机会也会去中国的戏剧院，并兴致勃勃地提到07年还在成都的路上看过川剧。但对近年来京剧的现代化问题，顾彬还是保持精英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虽然这是老百姓喜欢的，但也担心会对文化遗产有不好的影响。
后记
虽然我们与顾彬先生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他认真的态度、睿智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既是一名热爱母校的北语人，也是一位认真严谨的学者，还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爱做中国菜的“中国通”。面对采访时一个接一个问题的“狂轰乱炸”，他既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也没有丝毫敷衍的态度，而总是在认真考虑后回答。顾彬给我们最初的印象是严肃拘谨的，而在采访的过程中设计自己的研究问题时却是认真而观点鲜明的，采访过后的他又是和蔼可亲的。短短的采访结束了，但顾彬先生向我们展现的不凡风采却依旧长留心中。
《北语校友》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