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何时传入日本，现已无从考察，但日本人使用汉字是很早的。《三国志》倭人传中曾提到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明帝上表致谢。当时倭人没有文字，倭使赴魏带着归化汉人作译员，因而可知表文是用汉文字写的。由此可以推测，把汉字传到日本群岛的人，是汉族归化人。前已述及，西文首一族归化汉人，在馁王政府中从事文笔工作，担任外事往来中的文件起草和翻译工作等等。由此可知，侯王武向南朝宋国呈递的那篇用汉字写成的辞藻华丽的著名表文，也是出于归化汉人的手笔。这些说明日本人使用汉字，作为中日两国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工具，是很早的。同时也表明，汉族归化人在传播汉字中的作用。在日本文字形成之前，汉字一直是日本使用的主要记录文字。甚至日本最早的国史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是用汉文写成的。但是，这只是汉字传入日本后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另方面，汉字的传入，也为日本人创造现在的日文字母，提供了客观条件。过去，我们常听到：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两国人民都属于黄种人，都使用同一种汉字。可是认真考察，这“同文”一词不确切。文字是语言的表达工具。中国人民的语言和日本人民的语言，不论在句子结构改文法上，都不属于同一语言系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同文”的说法呢ς这主要是指日本人民在自己的语言中，借用汉字来表音的问题。由于日本人民接触汉字较早，在自己的语言中借用汉语的单词，来表示一句话的完全意思。这就如同现今汉语中的外来语一样，时间一长，外来语已为全体人民所普遍接受，它就构成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汉语的句子中不是以外来语的功能，而是以汉语的功能在起作用。汉字在日语中的作用也和这一样，它不是作为汉语，而是作为日语的要素在起作用。正因为如此，汉字的传入日本，就为日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前面所说的日本人用汉字写文章，是使用汉字的第一步。在使用汉字作汉文的过程中，由于日语结构和汉语结构不同，因此，在汉语结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混进了日语的结构。而且有些日语的固有名词，汉语也难以完全表达其意义，因而只好用汉字来表音。这个用汉字表音的作法，就是日本文字产生的萌芽。而且，在日本文字萌芽过程中，也还要看到汉族归化人的作用。

试以日本出土文物中，被鉴定为五世纪的刀、剑铭文为例。九州熊本县北部中期古坟江田船山古坟中(在今熊本县玉名各郡菊水町)，出土一把银镶嵌(即错银)铭文的大刀。该刀的年代，大约在倭王珍的时期，即公元四三八年左右。在这个铭文中就出现有不属于汉语单词范畴中的词汇。现将该铭文转引于下：

治天下狡×××卤大王世。奉×典曹人名元×工，月中，用大釜并四尺适刀，八十练六十招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三思也，不失其所统。作刃者名伊大×，书者张安也。（注16）

这个铭文除第一句外，基本上是汉文文法结构，从铭文结尾处明写书者张安可知，他是个归化汉人。但是，铭文第一句的开头处“治天下狡×××卤大王”的词组，却不是汉文结构。这是一个用汉字表示日文字音的词组，是汉字的日本用法。而且归化汉人张安参加了这种用法的创造过程。因而可以说归化汉人对日本文字的创造，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全铭文七十四字中，只有大王的名字使用了汉字表音，说明这种书写方法刚刚使用，还不普遍。

再晚些，场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剑铭文，汉字表音的用法就突出了。试看这个铭文：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诡，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星巳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坡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豆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ς)牵事根×也。（注17）

据多数日本史学家的意见，获加多支卤大王，即侯王武，是日本史书中的雄略天皇。获加多支卤五个汉字，是日文的汉字表音。在这一组一百一十六字的铭文中，文法结构虽仍是汉文结构，但通篇词组都是由汉字表音组成的，从整体看，已带有明显的日本文字风格。倭王武的时代，归化汉人写出了地道的汉文表文，与此同时，又在剑铭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汉字表音词组。从这里清楚地看到汉字在日本应用的两种功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前发展，开始形成日本的文字。

在日本古代史上，一提到中国经典传入日本的问题，总是要联想到王仁这个名字。传说是他，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其实早在这以前，中国的经典已传入日本。王仁在日本教侯王太子茧道稚郎子学习中国的经典，不仅有《论语》，而且包括《诗》、《书》、《易》、《礼》、《春秋》。这些经典传入日本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千字文》肯定不会和王仁所带的《论语》，同时进入日本。因为在传说中王仁献《论语》的应神时代，撰写《千字文》的梁朝周兴嗣尚未诞生人世。《千字文》的传入日本，肯定比《论语》为晚。日本早期的史学家在创造王仁传说时，把二者共同附会到王仁身上。

六世纪初，侯王从百济招聘去一位懂五经的博士段扬尔，三年之后又为博士汉高安茂所代替。懂五经的博士不断去日本，为日本的统治者讲授五经，说明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大多数都认识汉字、懂汉文，因而对中国的经典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典，从中吸取知识，完备和充实自己的统治制度。可以说中国的五经和《论语》等的传入，在政治上、思想上、道德和风俗上，都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

在政治上，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经典，促使日本古代统治者逐渐克服氏族公社意识的残余，树立起君臣秩序，为建立统治阶级完备的国家机器，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在七、八世纪编纂的《日本书纪》仁德纪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应神帝死后，已被立为太子的茧道稚郎子，认为自己的德、才不如其兄大鹅朗尊，

因而甘心让帝位于其兄。大饿郎以弟已受父命立为太子，礼让而不肯受帝位。兄弟间互相推让‘使帝位虚空三年，最后太子自杀，大鹅朗尊方始即帝位，这就是仁德帝。宣传这个故事的日本古代文学家，企图说明在学习经典之后，日本统治者懂得了礼让。但是，实际上，这正好说明嫡庶、长幼之分，即是君臣之义的封建

思想，已在日本统治阶级头脑中产生了影响。大鹅朗是长兄，其外戚势力大，太子本身是庶出，尽管有五经莫不通达的学识，也难以与大鹅朗一争雌雄。以自杀让位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势力斗争。

此外，中国封建经典思想对日本社会风俗，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日本社会当时尚在的诸如姑姨之见的婚嫁的习俗、异母兄妹婚嫁、续母子之间的婚嫁等原始社会族内婚的参与，都逐渐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