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海浪云涛，为了梦中的寻找，

         四海学子相聚一个家园，理想编织着青春微笑。

         语言牵手和平，文化搭起长桥

         我们放飞人类希望，祈愿天下真情拥抱……”

　　相信每一个北语人对于这段歌词都不陌生，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校歌。悠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总让人有余音绕梁之感。而这歌词之间不仅展示出北语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国际化人文特色，也充分表达了北语人“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美好心愿。

　　这首耳熟能详的校歌诞生于2002年北语四十周年校庆之时，词作者则是我校的阎纯德教授。作为创办汉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的阎纯德教授，曾任巴黎龙吟诗社创会副社长和顾问，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兼女性文学委员会常务委员和香港文化总会顾问。

　　“我的文学梦”

　　“黄河边的成长经历，对我的影响是根本的、基础的、终生的……”阎教授提及饥饿、动荡不安的童年，便陷入深沉的回忆。贫苦的生活砥砺出“人穷志不短”、事事不甘人后的性格。“别人可以做的，我也可以做；别人做得好的，我也能做得好。”因此，无论是在家乡小学，还是在东明中学，他都争取最好的成绩，立志考取河南最好的高中——开封高中。1958年北大中文系在河南只招两名学生，他以不服输的精神和自信，终于如愿以偿。同样是这种毅力的驱动，他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除了“文革”十年被迫中断，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写日记，每年都有十多万字至二十多万字的关于生活、思想和见闻的记录。这些基本的文字操练和思想锤炼，为他的文学梦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山东东明读初中时，因为喜欢闻捷的《天山牧歌》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而爱上文学，这种爱坚如磐石、恒久不变，我的文学梦就从那时开始起航。”回忆起50多年前的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阎教授说：“从1952年起，除了看别人的作品，我自己也学着写诗和小说。”中学时期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开封时助学金只有9元，只能吃4分钱的熬白菜。虽然物质生活条件差，可是精神世界却十分丰富：那时他开始阅读大作家如托尔斯泰、拜伦、歌德的作品，也尝试探索写作的奥秘；此外，他还是一个能在开封市、河南省及全国取得较好名次的中长跑运动员。

　　北大是一个知识王国。在那里除了诸多名教授的教诲，他自己更是饥不择食地在图书馆里勤奋读书，而这些积累成为他日后教学、研究和创作的重要营养和源泉，那时他也开始在《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上发表诗文。阎教授说：“小时候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在北大偶然读到诸子散文，觉得它们深奥得像大海，优美得胜过诗。现在回想起来，我所以后来能对文化产生兴趣并创办《中国文化研究》，这与北大对我的浸染分不开。”

      “做的有影响的事都与语言大学有关”

　　北大毕业时，阎教授与其他同学一样，是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真诚面对分配的。但是，他却作为“汉语出国师资”被教育部直接派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法语。后于1964年调入北京语言学院再读法语，“文革”期间，又于1973年从北师大中文系调入刚刚复校不久的北京语言学院执教。阎教授说：“我与北语有着不解之缘，北语终于成了我的故乡我的家！”1974年1月19日，他被派往法国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任教，开始了之后共计七年的法国教书和文化传播生涯。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副总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回国途中顺访法国，在曾涛大使的引领下于24日在奥利机场与前来送行的北语老师阎纯德和李忆民合影留念，留下了北语校史和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珍贵一幕。

　　在法国任教期间，除了教授汉语和文化之外，阎教授把文学梦想变成现实，出版了记录法国新鲜人文趣事和见闻以及所思所想的《在法国的日子里》、《欧罗巴，一个迷人的故事》和《人生遗梦在巴黎》等散文集，成为中国旅游文学的先驱之作，给遭遇“文革”污染的国内文坛带来一股新气象，曾名列国内读书榜榜首。

　　在法国，阎教授结识了不少汉学家，与他们的交流经常激发出新的灵感。阎教授编撰《中国文学家辞典》之渊源就与法国作家、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汉学家米歇尔?鲁阿夫人有关。正是她的一句“你知不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女作家”而让阎教授萌生了“中国女作家研究”与编写一部中国作家辞典的想法。这个想法马上付诸行动，阎教授与文坛名家李季、李瑛、菡子、浩然等书信联系，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支持。远在美国的作家聂华苓和於梨华、香港诗人何达、作家舒巷城、文学史家林曼叔也都鼎力支持，积极提供港台作家的资料。一回到北语，阎教授便将志同道合者组成编委会，制定编撰体例，拟定作家名单，并向茅盾、臧克家、周扬、夏衍、巴金、严文井等文坛巨擘征求意见。“文革”虽已结束，但是巨大的阴影令人谈虎色变，先后有不少领导和作家劝其“悬崖勒马”：“编撰这样的辞典是会犯错误的！其危险就在于一些作家的‘政治’符号就是定时炸弹，到时候就会爆炸……”他的回答是：“这件事我没有想过放弃。此生做这样的事即便是再大‘错误’，承受再大的惩罚，我也不后悔！”终于，经过与朋友齐心协力的奋斗，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大全式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经过1977年末的试行，于翌年正式出版发行。这对中国社会和文坛都是一件大事，仿佛就是“惊蛰”，预示着中国文艺春天的到来；很快，新华社、中新社、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晶报》、英文版的《南华早报》纷纷发表消息和书评，高度赞扬书中对作家及其文学成就的公允态度，更从政治上欢呼这一盛举。茅盾先生说：“《中国文学家辞典》是文艺复兴的一种可喜现象……是一桩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这部6卷近400万字的辞书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20世纪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的权威参阅辞书。

　　由于在教学、研究、创作和文化传播等许多方面的贡献，他被美国人物传记研究院、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分别收入《世界5000位知名人士》和《世界知识界名人录》。

　　阎教授回忆说：“我这一生，没有离开文学与文化。我做了四件事：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女性文学研究、创办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这几样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事，都离不开北语，外人一说起这几件事，都会说到北语。”而这些不仅对于阎教授来说是十分珍贵的人生阶段，更是北语校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是北语的义工”

　　从2004年起，阎教授结束了杏坛岁月。但他自己说退休就是返老还童，可以使他真正成为专业“坐”（作）家，“我有了大块时间可以从容地实现心中构想而尚未完全兑现的计划和尽享文学创作和研究带来的快乐。”

　　因为对汉学研究的热爱，阎教授退休之后依旧耕耘在学术前沿，他主编的《汉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可以在美国哈佛和欧洲、俄罗斯的国际名校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把它视为“核心期刊”， 至今已十四集，约800万字。他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如今也出版了20部。

　　提及另外一种由阎老师创办的杂志《中国文化研究》，阎教授说：“办一本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杂志是我的一个梦想，为了实现它我骑着车一次次往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跑。”拿到创刊号，“上级”让他从1994年出“试刊”，他却说要出就出“正刊”，时不我待，必须马上开始，于是便有了创刊号“秋之卷”。翻一下这期“创刊特大号”，除了张岱年、任继愈、季羡林、萧乾、柳斌（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和校长杨庆华的题词，还刊载了张岱年、张岂之、汤一介、盛成、冯天瑜、钱逊、刘梦溪、傅璇琮、陈漱渝、严家炎、谢冕、吴小如、王晓平和我校学者彭庆生、周思源、许树安、陈清、韩经太、杜道明等人的文章，这些闪光的名字给这本杂志编织成一个令人震撼的美丽盛典。可是，当时杂志惟一的编辑就是主编自己。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用品，家是编辑部，夫人李杨教授做他的校对。由于阎教授的个人魅力，《中国文化研究》很快便拥有了一个较大的著名学者队伍，短短几年，这本杂志便成为“中国中文核心刊物”。

　　阎教授的学术研究包括文学、文化和汉学多个领域。但他最在意的是起始于1974年从巴黎开始撰写的《百年中国女作家》。这部在襁褓中已经38岁的书稿已有一百六七十万字，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出版，以告慰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谢冰莹等充满期待的女作家。

　　除了文学和汉学研究，他也筹划着传记“三梦”的写作和其他文学创作。退休以后的阎教授激情不减，继续在学术和创作的园地里耕耘和收获。他笑称自己是北语的“义工”，因为“北语就是自己的家，为北语的建设和发展做贡献,实际上也是为传播中华文化做贡献。”

　　阎教授见证了北语的发展和进步。作为校歌的词作者，正像他在歌词中呈现的祝愿那样，对学校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的憧憬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