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中吸收丰富的“营养”

田靓：一般来说，您接受编写一部教材的任务时，都会作那些准备？

赵淑华：因为我主要是负责编写语法部分，所以首先，我得掌握已有的几套教材的语法部分的核心内容，有的内容甚至都要抄下来，逐条作比较。

田靓：主要比较什么呢？

赵淑华：我要比一比哪套教材解释得更详细一些，更科学一些，是不是能概括其他教材的解释。根据这些内容，我才能作出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只是一个基础，一定还会发现有这样或者那样不满意的地方，然后我思考修改哪些地方，补充哪些内容。总之，我需要一点一点地推敲，尽量做到既概括又具体。

参看新近的研究资料

田靓：我记得您还提到，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您还会参阅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赵淑华：是的，我在读书的过程中，会记一些笔记，如果遇到什么想不清楚、说不明白的问题，就去查看相关的笔记，看看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理解。在编写《基础汉语课本》的过程中，除了用到以前积累的一些知识外，我还会去找一些书刊、资料看一看这个语法现象的新观点。有的观点虽然很新，但是不一定适合写进教材，我也会慎重选择。总之，我觉得写《基础汉语课本》对我教学业务的提高很有帮助。

不断推敲，锤炼措辞

田靓：您在编写教材时给语法点作注释，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赵淑华：既要表述到位，也不能把内容说得太复杂、太详尽，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这种工作和语法研究还是有差别的。另外，在我们的语法注释中会出现“常常”、“往往”、“大都”、“在一般情况下”等词语，就是为了既体现这中用法的一般规律，也要避免说一些太满的话，为例外情况留一个出口，为教师留一个解释例外情况的空间。这样才能既满足教学应用上的要求，又不违背语法理论研究上的严谨。

田靓：您的这些经历和观点打消了我曾经对教材语法注释编写的误解。相信有不少人曾经也跟我的想法一样：教材上的语法注释，不过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产物。现在我想自己是误解了。

一部教材的“寿命”

田靓：您觉得一部教材的寿命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赵淑华：排除课文内容时效性的影响，我认为使用时间应该比较长。《汉语教科书》就使用了很长时间，这套教材还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编一套新汉语教材最好先试用两年，广泛听取意见，仔细修改，不要急于出版，否则有可能不但没有把过去教材的优点完全继承下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缺点。

田靓：您觉得什么情况下应该重新编写教材呢？

赵淑华：我觉得重新编写教材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内容的过时。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很多新鲜事物，出现一些新词语。对语言现象的研究也会有一些新的成果。这些都应该体现在教材中。不过我赞成在编写教材时，不要搞时间性太强的东西。应该尝试去找一些一般性的、有普遍意义、能够比较恒久的内容，来延长教材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也应该多参考国内各高校的教材以及国外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外语教材，学习人家的特点和优点，开阔自己的眼界，充实自己。

比如，20世纪90年代，用光盘驱动的电脑才刚上市，当时编写教材的老师就把“光盘驱动”这个词写进了教材，后来很快“光盘驱动”落后了。有的老师就抱怨不该学习这个词，其实我觉得这算不上词汇过时，“驱动”还是有用的，“光盘”现在不是还在用吗？

教材评价的方方面面

田靓：您如何评价一套教材的优劣？

赵淑华：课文内容很重要；语法内容是否兼备基础性和系统性；词汇是否常用；语法和词汇的复现情况如何；练习是否紧密配合课文、语法、词汇，同时符合多样化的要求；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系统，实现有效学习和教学的目的。

田靓：挺复杂的。您能否着重谈谈课文和语法的问题？

赵淑华：课文内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部好的教材能够反映中国历史文化，能够反映中国当代的国情；要贴近生活，要生动，有新鲜感，又不能时效性太强。所以在确定一套教材的课文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时，是需要全编写组的老师认真讨论的。

至于语法内容，对于编写基础阶段的教材，就要考虑哪些是最基础的、最急需的。语法阶段结束时，应该让学生对汉语的基本语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虽然不必求全，但是还应该有一定的系统性。

田靓：既要有系统，又不能求全，这个说法我不怎么理解。

赵淑华：学习语法当然要有系统，但是考虑到基础阶段的学习情况和对实用性的要求，又不能太求全。也就是说，在系统性的基础上，可以允许缺少一些内容，放到以后教授，主要还是要遵守“急用先学，循序渐进”的原则。至少系统性的问题可以多在教材的阶段复习和总复习中下些功夫。

（三）对编者的要求

田靓：听了您参与编写教材的这番经历和经验，我觉得，一个合格的教材编写者应该既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又是一个现代汉语研究专家。这可是一个挺苛刻的要求。

赵淑华：你说的这种情况当然最好，不过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一位教师既擅长语法研究，又有教学经验，这是很不容易的，比如邓懿先生、王还先生。

作为一个教材的编写者，首先必须熟悉教学，其次在语法研究方面得拿得起来。虽然对汉语教学，尤其是对基础汉语教学而言，所教的语法内容看起来很简单、很琐碎，但是编写教材的人必须能吃透，否则写出来的东西既不能帮助教师，更不能帮助学生。

田靓：这两位先生是如何做到这样全面的呢？

赵淑华：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在教学上遇到过很多问题，教学经验丰富。她们能够体会，如何写，学生才容易接受，才容易理解。而且她们对语法的研究也非常细致、透彻。

另外，我觉得他们的英文都很好，这样就能够从自己学外语的角度去体会怎么教外国学生学中文。她们的教学和研究应该也得益于这一点。

从编者的角度看教材使用

田靓：有这么一种现实，编者和教者往往各有各的想法，这在教材编写和使用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赵淑华：我觉得编写者和教师应该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补台。编写教材的教师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在整个教学中，教材的作用要占七分，教师的讲授占三分。就是说，如果教学效果不理想，编写者要负七分责任。而一线的教师则应该这样考虑：在整个教学中，教材是三分，教师的讲授应该是七分。

田靓：嗯，“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不难理解，所谓“互相补台”是什么意思？

赵淑华：作为编者，应该为一线的教师提供使用起来最顺手的教材，也就是说，不论你的教学方法如何，只要你能按照教材正确地讲解，你就会觉得很顺手，就能够保证一定的教学质量。教材要做到不给教师留难题。

而一线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能面对很多问题，这其中也包括教材编写得不够理想，等等，那么教材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想怎么责备教材、怎么否定教材，而是要在课堂上把教材的不足，教材的漏洞给弥补上，让学生能够学得好、学得透，就像一个演员需要把剧本演绎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一样。

（本文节选自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赵淑华卷》）

1987年在莫斯科大学与一年级班学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