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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钟梫教授谈对外汉语教学

发布日期:2010-12-09  作者: 点击量:

“教学法不是可有可无的”

柯润兰:我读了您的《钟对外汉语教学初探》,其中的《十五年(19501965)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总结》(以下简称《十五年总结》)我看了好几遍,很受启发。在《十五年总结》里您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教学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教学要求,教学原则与教学安排中的几个问题,教材编写中的几个问题,关于教学法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在论文中都提到了您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这四个方面您认为最重要的是哪方面?

钟梫:在《十五年总结》中,教学法部分是重点。我这里面的论断是什么?你找到了吗?我认为教学法是绝对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有人曾经说过教外语是不需要教学法的,这个观点我是绝对不同意的,不用教学法去讲课是不科学的,是浪费时间。如果否定了教学法,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马路学语言”。你说“竹笙”、“原只八宝冬瓜”,实际上是“竹笋”、“原汁八宝冬瓜”,所以,要是留学生对你说“我要点一个竹笙鲍鱼翅”,你做得出来吗?像这种在马路上学习语言,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在某些地方学习的可能是一些骂人的话,这是不是中国的语言?是啊,克问题是以后能登大雅之堂吗?

所以那天会上(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52周年座谈会)发言,我就说了,一个“对外”一个“教学”,要掌握清楚,不掌握绝对不行。教学要提炼。马路上的东西要不要呢?鲁迅和老舍的文章里也有很多骂人的话,但是我们要告诉留学生,我们有这个责任把它们分开。

柯润兰:那么,您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学法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钟梫:首先就是一个教师的业务水平,完全不掌握汉语,大概就谈不上汉语的教学法。但决不能认为教学法就是板书设计、各个环节的时间分配等等。教学法问题要从语音、语法等各个方面去考虑。我前面说过,教学法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具有了一定的业务水平后,教得好不好就是取决于教学的方法。

柯润兰: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怎么确定该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

钟梫:我在教学理论部分说过,教学法的灵魂就在于它针对的对象,有针对的对象才可以说教学法。“教无定法”,但教也一定有法,你要依的“法”就是你的教学对象。比如现在来了一批美国的大学生,那么这就是你具体的教学对象,你就对它进行分析。你先看他们的条件是不是这样:他们在国外不太好的条件下开始的汉语学习,很多基础都打歪了,这是我的经验。基础打歪了他还在这儿跟你犟,犟得厉害,说他们老师是这么说的。但你一听,他们老师的根本就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你就知道我必须在纠正你,否则我在你这不好的基础上垒房子就坏了。

柯润兰:就是要先确定某一个对象之后才能说我要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法。

钟梫:对,我的体会是这样的。我接一个班,我就先去了解这个班是什么程度、都有哪些个国家的?我从头开始教的班特别多,有的时候一个学期来了,邓懿就对我说,这个班你开始。这个班我是用英文的,过了一个多月,基础基本打好了,邓懿就说行了,摞给不会英文的吧。第二个班又来了,那时候来的学生参差不齐,不可能是一样的。十月份再来一拨俄文的,我就用俄文。这拨儿基础打得差不多了,邓懿又说交给不会俄文的吧,完全可以往后走了。然后又是一拨儿。有时候一个学期我教三拨儿。

我的科研方法

柯润兰:您一直给我们强调要在教学上多花时间,要成为高级技工,就您而言,一方面教学上非常突出,另一方面在科研上也很有成就,您是怎么做到的?

钟梫:在新加坡,他们也问我,你怎么能写这么多东西啊?我说我在夜里是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很多书的提纲是在夜里完成的。

我有一个特点,所有我搞的东西都和我的教学直接有关,除了一个,就是那个《曲艺》里边儿的《谈一种偏向》。但是那一篇,其实也和我的工作直接相关,侯宝林的相声,我编教材的时候就用过他的素材,后来他还托人给我送来一本书,我到现在还留着,待会儿找给你们看。

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些年,从50年代周培源把我调出来,之后我下了决心,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不像有的人,只是附带地搞一搞。比如老舍,他也编过英语教科书,但他的主要精力在小说创作上。所以人们记住的老舍是作家,而不是语言教育家。

50年代我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编教科书上,就是《汉语教科书》。到了70年代,全部精力就在编词典上了,考虑的和做的全是与词典有关的事儿。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让我搞什么,一旦决定了,全部身心就都投入到这上面了。我不会同时搞一点自己的副业,那没有意思,什么都想兼顾,往往什么都搞不好,而如果在这个业务上面钻研下去的话说不定能搞出点儿名堂来。

再说一下《海鲜、电脑、乒乓球》,那片文章是我动心脏手术以前的一个总结,你们两个一定要仔细看,是我深思熟虑的,考虑了差不多五天才设立了一个大纲。

这里头我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极大影响。吕叔湘当时由中央派来帮助周培源,来了以后和我就是同事关系了,跟周培源和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吕老当时就和我谈,钟梫你搞这个,因为他知道我的历史,他说你走的这个路有点儿像邓懿走的路。邓懿就是这样,她是搞外文的,又是研究院的,又搞中文,又搞英文,研究的越来越深,所以外文、中文缺一不可。邓懿就是一个英文,而我呢,又有一个俄文的条件,既可以那英文和中文比,又可以拿俄文和中文比,这一辈子我就是这样搞的。

这儿我要说一说吕先生,当时吕先生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他很赞成我的一些想法,有时在会上就表扬我。我的那片小文章,半三声,就是他让发表的。当时吕先生是《中国语文》的主编,就那么小的一篇文章,我的稿纸都没写完,吕先生立刻就发表,他说这是教学笔记,直接有益于教学。

所以,别这一大套理论,那儿又什么的,最后没有你自己的东西。教学研究就要从教学中来,还要能再回到教学中去,那才是有本事。做科研还要禁得住讽刺,坚持走自己的路。有一段时间我写论文,参加讨论,有人就说“钟梫要发明自行车”。这个你们肯定都听不懂了。

柯润兰:对,听不懂,什么意思?

钟梫:他们讽刺我写的一些东西都是人家已经说过的,像那个时候我提“形容词谓语句”、“体词谓语句”,他们就说这种说法人家早就发明了。我就说人家早就发明了,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看,黎锦熙就没有说成是体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到了丁声树、张志公、文炼、胡附,这才把这些站住了吧。所以不说什么问题都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的,难道有人说就解决了吗?

柯润兰:而且语言学家们研究的是针对汉语本身的规律,而对留学生怎么讲还是个大问题呢。教学语法和本体语法是不一样的。

钟梫:刚开创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邓懿开始的时候就是搬来赵元任的,后来我们在使用中发现不合适的再一点儿一点儿改进。那个时候我写文章就有人讽刺,“你还想参加全国的语言学习研讨会啊?”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全国的语言学讨论会难道我们不应该参加吗?参加了,你至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吧,完了呢,我们自己会有东西。别人不懂对外汉语教学,而我们有留学生做对象,角度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后来,又有人讽刺说钟梫想成为语言学的专家。我说我接受了聘任,我在这方面还不能有我自己的一点想法?我难道就只是打工啊?那个时候不用“打工”这个词,那时候叫“临时工”。我是清华大学的优秀生啊,考进来是第三名。

我如果搞这个,我就要在这个上面搞出名堂来,否则我就不搞。我那时候梗着脖子就是不干,后来周培源、何东昌他们好说歹说才把我说服了。我当然就要在这方面高程一流的,不能说是唯一的,但至少是一流的。

柯润兰:您觉得教师做科研要重视什么?

钟梫:我觉得不要放过小问题。关于语言的研究,关于把外语的某一些研究放进汉语的研究里头的问题,关于学生的错误如何指导我们进行汉语的研究等等这类问题,我都是跟吕叔湘探讨过的。所以吕叔湘有的时候在会议上公开这么说,钟梫的某些想法,很是上道。他就提到了我的关于半三声的那篇文章。

我的科研实践

柯润兰:钟先生,今天您能不能把您这几十年的科研实践做个梳理,以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因为对外汉语教师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课时多,如何在教学和科研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很多年轻汉语教师面临的实际问题。很想听听您的经历和建议。

钟梫: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跟现在的年轻人说一说的。有时候我也跟一些年轻人聊天,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儿,不少人说现在每个教师的周课时多达十几节,责任心强的教师备课、上课、改作业,这一天就过去了,很难有时间坐下来搞搞自己的专业。

我的想法是要把科研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只有你的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是科研的题目,时间才能有效的利用。否则,教学归教学,科研归科研,统不起来,精力上荡然大受牵绊。不过,语言教学跟语言研究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也要时刻关注他们的语言学界都在做什么研究,比如这些研究能不能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能不能在教学中应用。回顾我这几十年,科研和教学从来都是紧密结合的。五十年代,编教材、参与语言学界的几次大讨论,这都是教学的需要。七十年代,学生没有词典可用,邓小平又支持,我们就开始编词典,编词典的同时就开始思考词性标注问题,这也是教学的需要,因为在教学中我们要告诉学生是动词,还是名词。除此之外,我写的一些文章也都是对教学问题的思考,像半三声问题、词和非词的问题、拼音方案的问题等等,包括对十五年汉语教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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