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学校档案馆的《口述校史》记者约我谈谈1992至1994年我在巴基斯坦教授汉语的经历，这勾起我对那段教学和生活的记忆。

到当地人家里做客

1993年2月，我先后访问了两个家庭，巴希尔和那依姆。巴希尔是学校中文系的老教师，来语言学院教过书的中国教师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那依姆是年轻的农村医生，聪明而有点顽皮，是初级班的学生，七八月准备去中国留学。

17号那天，巴希尔邀请我们周日去他家。张老师送了他一本《报刊新词语词典》，那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参考书，我则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孙中山画册》赠予他。

巴希尔住的地方简直是个贫民窟，门前是条污水沟，到处是塑料零碎布片垃圾，分不清哪是路。巴希尔的妻子、女儿是不见客人的，所以我们只见到了他两个儿子。我本想同他们全家人照张相，巴希尔说他妻子是从农村来的，从来不照相。我提议在门前合个影，他又怕邻居看见了有些难为情。结果只好在楼上尚未建好的平台上，背靠着墙拍了两张照片。那天还有件趣事：他大儿子想来中国留学，夫妻俩意见不一致，妈妈要儿子马上找工作，老爸支持儿子去中国留学。巴希尔解释说，妻子村里有个青年到美国留学四年，回来后又抽烟又喝酒，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妻子比较担心儿子。

2月3日我们拜访了初级班学员那依姆的家。出发时是下午5点，到他家已经8点。带的礼物不多，给他妈妈一把檀香扇，大妹一副景泰蓝手镯，小妹一个纪念币，给那伊姆一本友好手册。他父亲回来较晚，长得挺富态，爱说爱笑。那依姆的父亲是大夫，女儿在医科大学学习，小弟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读一年级。他家住一座新楼，仅楼下就有一个客厅、三个卧室、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晚上我和那依姆睡在他父母的房间里，他们特地铺了新床单、换上新被套，想得十分周到。他家住在WAhcantt，是个小镇，民风淳厚。那依姆家开的医院在通往白沙瓦的路边，两层楼，楼下是门诊室、透视室和化验室，楼上是病房和中医诊室。他从中国购买了不少中成药，仅人参蜂王精就买了四五十盒。就硬件条件来说医院还比较简陋，严格地说就是个医务所，但病人却不少，经济效益自然不错。那依姆的父亲善经营，常用水果、热茶招待病人，看一个病人的收入都在一二百卢比之间。

在巴巧遇北语学弟

1992年底，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中国民协副秘书长贺嘉是团长，率领4名团员，他们是阿不力米提·沙地克（维族，新疆民协主席）、姚力（女，宁夏民协副主席）、吴微（女，《民间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王炽文（中国民协组联部副主任）。贺嘉是我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就读时的同窗，毕业后我们都分配到北京，来往也多，所以得知他率团访巴我很是高兴。他们住在品第，在巴日程安排挺满，平时无法联系，只在使馆举行的新年晚会上见了一面，说了几句话。我给家里写了封信，给儿子买了件皮夹克，让他帮忙带回北京。

世上的巧事还蛮多。1979年我在加德满都教书时见到了北语学弟虞家复，在巴基斯坦则遇见了北语学弟朱富华。当年（1964年）我们一同进北语学英语，当时他是大学生，我是进修生。如今他是使馆经参处一秘，我到伊斯兰堡的当天晚上，他同爱人就来住地看望我。我在巴任教两年，他对我的帮助我铭记在心。他平时工作忙，头绪多，常去外地出差，也不会忘记来电话问候我。有时外出办事经过住地，也要进屋说上几句话。他提醒我，伊斯兰堡天气燥热，要注意防晒；出门上街少坐当地的公交车，注意交通安全。有时给中国老师送来青菜和易拉罐啤酒，更重要的是为我提供车辆购物，及时取信让回国人员带回北京。

长期出国的人都知道，在国外白天忙碌，夜晚就会感到寂寞，常用读书、看电视来打发时间。每次下班回住地都要先看看信箱，拿到家信会急切、贪婪地一气读完。有时没接到信，那种难过的心情无法形容，我在国外终于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滋味。那时我家四口分住三地，我在国外教书，爱人在北语教书，儿子念中学，女儿在外地读大学。东北还有个81岁的老母亲，早上锻炼时受伤住了院。我一周至少要写3封信，这些信多半是靠朱富华或他的同事（有时也有文化处的同志）及时送给回国的人，托他们把信带到北京寄出。那时的传送家信对我来说，是除教书以外最大的事了。

巴基斯坦出现“汉语热”

1979至1981年我在尼泊尔任教两年，学生不过20人，还经常缺课。那时孟加拉、斯里兰卡、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汉语教学，也存在这种现象。学生有一个相同的想法，认为“学汉语没有用处”。而到了1992年，巴基斯坦的汉语教学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当时好多公司，如中原公司、精密仪器公司、成套设备公司、北京石油开发公司，都前后来巴基斯坦招揽工程，也有华人来此地开诊所，他们迫切需要懂汉语的当地人作翻译，所以学汉语的学生越来越多，仅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学汉语的在校生就超百人，其中30%还是社会闲职人员。学校每年也会选派3名学生带奖学金去中国留学。看到这种变化，我们都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