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不少年轻教师对这门专业的发展认识不足，有的不安心工作。我校第一任校长王亦山同志针对教师的思想，提出了“上路下水”的口号，鼓励年轻教师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不止一次听老校长讲“上路下水”，现在回忆起来，大意是：“有些人讥笑我们学校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内容，小学的教法’，这种说法不对。办专门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大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去试验，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这叫‘上路’；我们的学问从哪里来？从教学实践中来。教学中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要不怕困难，下工夫去研究，努力去解决问题，这叫‘下水’。年轻教师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上路下水’，将来你们中间会出有学问的专家，我们学校会办成学术水平很高的国际性大学。”他的这段话，后来简称为“上路下水”的精神，党、团组织用这个思想来教育年轻教师，他们的专业思想逐渐安定下来。

1960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我总觉得让我教外国留学生学汉语，发挥不了自己的特长。因为我是南方人，讲普通话带南方口音，要练好标准的普通话不容易，最好让我做自己喜欢的文学工作。可是，最初领导让我在资料室帮帮忙，没让我上课，我很苦恼。我曾想离开留学生办公室，去教外语系中国学生的写作课。1961年，教育部把原任四川高教局长的王亦山同志调到北京，负责筹建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他任校长后，很重视思想工作。有一天，教学组长对我说：“领导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让你跟一位西班牙语老师配合，教一个15岁的古巴学生学汉语。”于是，我认真备课，请北京籍老师纠正发音，天天早晨大声念课文，积极练习普通话。半年下来，我的普通话有了进步，这个古巴学生学得也不错。（令我高兴的是，大概过了30年，在上世纪90年代，我听说他担任了古巴驻华大使）。不久，管教学的主任李培元又对我说：“阿尔巴尼亚学生觉得汉字太难，不愿意学汉字，你考虑考虑，能不能为这个班试开一门汉字课？”于是，我开始搜集材料写讲稿，强调汉字是有规律的，并不难学。为了使外国学生对汉字感兴趣，讲课时，我在黑板上写“人、木、日、月”等容易认的象形字让学生猜，他们竟一一认了出来。然后，我讲合体字，如“人”在“木”下是“休息”的“休”，“日”和“月”合起来是“光明”的“明”等等。这样，学生逐渐对汉字产生了兴趣。这门课大概有十来讲，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李培元同志鼓励我写了一篇《汉字教学总结》。不久，我又在他的授意下，为外国留学生编了一套《汉字练习本》，作为汉字教材。

后来，李培元同志让我参加钟梫同志负责的编教组，组里另一位成员是陆世光，让我配合他们编写汉字练习。跟这两位老前辈共事使我获益匪浅。我渐渐领悟到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和一些基本经验。当时的汉语课分别由两位教师教“讲练课”和“复练课”。教“讲练”既要讲，又要练，一般由老教师教；教“复练”只要复习和练习，一般由新教师教。编完教材，李培元同志让我跟赵淑华老师合作教复练课；赵老师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我常常听她的讲练课，学到了许多东西。直到1963年以后，领导才开始让我教讲练课。在教学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部分学生只在教室里说汉语，出了教室大都说自己的母语，没有很好利用中国的语言环境。为此，我给王校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在课外给外国学生创造练习汉语的环境。多搞教唱中文歌、演小话剧以及到校外参观、座谈等语言实践活动。这封信受到王校长的重视，并且表扬了我。

1965年5月，我从湖北农村搞“四清”回来，总支副书记鹿宗世找我谈话，说“组织上研究决定，下学期让你教二年级。要编一套选用文学原作的新教材，在教法上也需要改革。下学期二年级只有一个班，由你任组长搞试验。”我说：“我没这个能力，可能搞不好。”她说：“你不要怕困难，要‘上路下水’嘛！希望你有创新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由你负责这个试验班，让支部书记施光享帮助你。”我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信任，只好答应下来。为了做准备工作，整个暑假我没有休息。后来我们在教材、教法和课外活动上做了以下安排：（1）搞单元教学。对旧教材的篇目做了增删，按内容编为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单元。这样，生词、话题的重现率大大增加，并且阅读课、写作课和语言实践课在内容上都与讲练课同步，可以避免过去出现生词过多，练习、复习少的弊病。（2）在教法上试验“听说领先”。我上讲练课先不发课文，只发课文的生词。讲生词后就让学生听一段课文录音；一般听三遍后学生才初步听懂。接着，我根据课文的每一句话不断提问，轮流让学生回答。等学生弄懂课文的意思后，我才把这段课文发给学生，然后再进行讲和练。这种方法对提高学生听和说的能力很有效。（3）制定了语言实践活动计划。这个试验班叫“6413班”，五六个教师忙了一年，我们既编教材又教课，包括印刷、录音、组织语言实践活动等都自己联系，工作很累，但教学效果很好。后来我写了一篇《6413班教学总结》，受到王校长的肯定。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工作停顿了下来。

王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造反派批斗，我总觉得很不理解。后来，我跟他一块儿到“五七干校”劳动，恰巧成了他的领居。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区当过县长和专员，是个老干部，但平易近人，大家开始叫他“老王”。1971年军宣队把我调回北京编“应急”教材，那时老王还在干校劳动。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恢复北京语言学院，王校长才复职。他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校舍，1973年为把我校迁到五道口现在的校址操了不少心。可是那时还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工作很难进行，不久，老校长就退休了。不过他倡导的“上路下水”精神仍在许多教师心里扎下了根。我认为，他所说的“上路”，就是“创新”，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下水”，就是“求实”，要联系实际，下工夫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创新和求实，是他倡导的学风，一直指导着我们的工作。

1973年，我校有41个国家和地区的356名外国留学生，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几倍，而且日本和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明显增多，他们对学习和专业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于是，原来的二年级教研室扩大为二系。我教的班里有十来个英国学生，他们都在英国名牌大学学过两三年汉语，有的有硕士学位；还有四个日本外务省研修生，他们在台湾学过汉语。这些学生的知识面很广，阅读汉语的能力很强，唯一不足的是听和说的能力较差。我决定继续采用6413班试验过的“听说领先”法。但是用什么教材呢？当时大多数文学作品被否定了，编教材很难。不过，当时电台正在广播小说《闪闪的红星》，语言不错，内容也能让学生接受，就用广播小说做教材。上课时，我让学生一段一段地听广播小说的录音，再针对录音中的每句话提问题让他们回答。学生初步听懂录音后，我再发这段课文进行讲和练。这种教法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听和说的能力提高得很快。然而，随着高水平的学生增多，他们对课文的疑难问题提得也较多，要求老师有准确的解释。可是当时的词典和语法书往往对这些问题不做解释，我感到上课的压力越来越大。例如：当时都把“了”解释为表示“动作完成”，“我学了一年汉语。”老师说：“‘学’后的‘了’表示完成”，这是对的。可是，“我学了一年汉语了。”句子里有两个“了”，反而表示还没“学”完，仍在学，这是怎么回事？又如：动词前的“一”解释为表示“动作时间短暂”，“回头一看，并没有人。”老师说：“‘看’前的‘一’表示时间短暂。”可是，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有一句：“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学生问：“‘多’前的‘一’表示什么？”老师无法说清楚。我觉得，我们的语法研究有点脱离教学实际，老师连最常用的“了”和“一”的语法意义也说不清楚，在学生面前能感到不汗颜吗？有的学生说：“汉语没有语法。”这触动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想，自己能不能写一本专门供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书？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恐怕用毕生精力也不一定能干好。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综合各家之说，讲一些公认的语法概念，这比较容易，不过，这样的语法书外国学生不一定感兴趣，教学效果也不一定好；另一条路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教学实际敢于创新。我要写的语法书必须从实用出发，必须针对外国学生常犯的语法错误和他们提出来的各种疑难问题，只有解决实用问题，学生才会感兴趣，也才会有教学效果。

于是，我决定一方面带着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认真学习前人的语法著作，另一方面从眼前的工作做起，一点一滴搜集语料。我开始认识到，正因为教外国学生，使我知道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在哪里，逼着我去研究中国人习焉不察的语法现象，这是个有利条件，只要认真钻研，就可以闯出一条路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开始搜集学生的病句。我不担把学生作业中的病句抄下来，而且在假期里，还把系里保存的学生的毕业论文和考卷等借来，抄下病句。后来，我特地为二年级开了一门写作课，教法是：先让学生听一个小故事，然后要求学生用汉语写出来。改作业时，我发现学生的母语虽然不同，但用汉语表达都有一些共同的错误。因此，我把作业里的病句归成类，讲评时，专讲学生的同类病句错在哪里，使他们渐渐明白，汉语跟自己的母语在表达上有哪些差别；我也逐渐明白，学生的难点在哪里。在分析、研究大量病句以后，我发现外国学生常犯的语法错误集中在四个方面，我概括为四个语法范畴，即数量范畴、动态范畴、时间范畴和语气范畴，作为我要写的《实用汉语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5年，二系筹办汉语专业，系主任金德厚要我为三年级开一门《汉语概论》课。他对我说：“不要讲空洞理论，要紧密联系教学实际，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最初，这门课包括语音和汉字，后来，改为三门课，语音和汉字由别的老师教，我专教语法课。因为没有现成的教材，我只好边教边编，最初上课只发讲授提纲、例句和大量习题，用精讲多练的方法讲课。到1980年，我终于编成了《实用汉语语法》的油印讲稿，并且不断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看法是否站得住，一点一滴地把各种反映记下来。到1984年，我对讲稿进行了修改，把自己长期思考、研究的四个语法范畴写成七章补充进去。当初，这本书只在学校内部铅印试用，不料流传到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有些研究汉语的外国学者来访问我，鼓励我，增强了我写好这本书的信心。后来我又不断修改，补写了一章《句式的变换》，全书20章，约60万字，在1992年由我校出版社正式出版。1994年，此书获得国家汉办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北京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深深感到：最初老校长倡导的“上路下水”是指工作态度，它使我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其实“上路下水”也指治学精神，它使我在科研上联系实际，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现在我虽然已经退休，总觉得自己写的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2000年，我对《实用汉语语法》做了较大补充和修订，根据读者的要求编写了一本《习题解答》，篇幅增加到90多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了修订本。今年，我又对此书做了补充和修订，篇幅增加到约100万字，准备由我校出版社出版第二次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