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六天时间，我们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出发，步行一个半小时到达学校开始上课，每天上午上三节课，课程安排得很丰富，肖寒的社会课介绍北京的大学，魏倩茹和刘宇的语文课讲授百家姓的名人故事和古代的励志名言，彭博和马铖教孩子们26个英文字母和简单的日常对话，刘玮的奥运课介绍奥运历史和08北京奥运会，我的历史课讲北京历史和概况，还有音乐和绘画课。我们每个人都要提前写教案，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目标、教学难点和教学效果；我们还运用了一切可以用的手段，学校没有多媒体设备，我们就用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播放奥运的宣传短片和演示文稿，还有精美的挂图和清晰的板书，孩子们对此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群小脑袋围在电脑四周争先恐后地问东问西。可以看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一张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就足以让他们惊叹很久。每位老师上课都很认真，因为孩子们年龄差距大，接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教学内容，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语速要放慢，多提问题，多鼓励他们思考。有些孩子年龄小爱调皮，经常在课堂上打闹、说笑，还要花掉相当的精力维持课堂秩序，总之，一节课下来，嗓子就哑了，但是想起在课堂上和孩子们那渴求知识的目光交汇的瞬间又会很有成就感，支教锻炼了我们的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培养了我们的爱心和耐心，音乐课教孩子们唱《隐形的翅膀》告诉他们要学会坚强，教《精忠报国》传播爱国思想；体育课和孩子们一起跳大绳、投篮、打羽毛球、老鹰抓小鸡，历史课讲董存瑞炸碉堡和八年抗日战争，社会课告诉他们大学的生活和城市的节奏，语文课培养他们的良好品质，奥运课把他们带到激情飞扬的赛场，感受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六天下来，我们切身体会到了做一名小学教师的酸甜苦辣。也许六天的时间我们并不能给孩子们系统地讲授知识，也许我们走后他们很快就会忘记那26个字母，但是他们会记住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有很多大学在等着他们，只要发扬奥运的拼搏精神他们一样又可能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带给他们的——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又多精彩。
我们每天的午饭都是村里小卖店做的米粉，下午的安排就是按照第一天确定的“留守儿童名单”到孩子家里做调查，每天访问三个家庭，之前我们针对访问对象设计了三种调查问卷，包括儿童卷、家长卷和教师卷。在对孩子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留守儿童”两极分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以杨柳和周萍为代表的第一类孩子很懂事，他们虽然也很渴望能和父母团聚，但他们明白父母在外挣钱是为了供自己读书，给奶奶治病，所以他们很努力地学习，并且十分孝顺，从来不在爷爷奶奶面前表现出对父母的思念，还主动承担家务为年迈的爷爷奶奶分忧。9岁的杨柳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女孩，她眼中总是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忧郁，她成绩十分优秀几乎每次都是第一名，还担任了班长的职务，文体方面也很突出，但是我们很少能在她脸上看到笑容。她坦言不想父母、也不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留守的生活让她变得性格孤僻，别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地下河洗澡，她却说“我不想玩，没有意思，我要回家了。”杨柳的奶奶提到孩子常常偷偷看爸爸妈妈的照片就忍不住老泪纵横“这孩子太懂事，怕我难过从来不提她爸妈，可是哪个孩子不想妈呀，她爸妈每年过年才回来不到十天，这孩子现在放了学就回家看书，也不爱理人……”。第二类孩子占据大多数，以男孩居多，父母不在无人管教，爷爷奶奶年迈体弱根本没有精力和体力去管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就是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既不能辅导他们的功课也不能防止他们和社会上的坏人接触，这些孩子在外面游荡一整天，中午也不回家吃饭，放学不是下河洗澡就是去网吧打游戏，甚至还逃课去网吧，饿了就拿五角钱买根冰棒或是啃袋干脆面，长此以往，身心都向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向勇和张文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向勇12岁了，父亲出去打工，母亲和别人跑了，爷爷奶奶也不在身边，只有他和哥哥生活在一起，15岁的哥哥也到镇上打工了，向勇经常被村里的混混欺负，不久又在他们的怂恿下学会了抽烟，因为要钱买烟他又学会了偷东西，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总是带着一帮孩子在门外捣乱，当时我们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好感，后来从其他孩子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我们很难过，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聊天，说到他妈妈的时候他沉默了，眼中闪着无辜的泪光，我在问自己，这个孩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能怪他吗？养不教，父之过，还有他那个没有任何责任感的妈，他虽有父母却如同孤儿一般，从小就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父母这个词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失去血肉的文字符号，年龄太小又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又没有人给他正确地引导，学坏似乎就不足为奇了。
张文结，6岁，他4岁时就被父母留给了奶奶，去年他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孩，孩子刚刚两个月就又扔给了奶奶出去打工了。张文结从小就淘气，奶奶根本就管不了他，如今他是学校里最让老师头疼的孩子，厌学、捣乱、欺负女同学，几乎到处都有他的“劣迹”，问他以后想干什么他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去打工”之类，他的奶奶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平时还要照顾刚刚七个月的小孙女，根本也没时间管他，听说我们来了老人家高兴地说“老师，对他严一点，没事的，这回好了，有人看着他了”。去他家调查的那天正好碰到他的妈妈回来，我们很激动，但是眼前这位满脸稚气的女子怎么都不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坦言自己只上过小学一年级，21岁结婚，出去打工也是生活所迫，不然一家老小就等着喝西北风，带着孩子出去又有太多障碍，只能留在家里交给奶奶，她满心欢喜地去抱自己七个月的女儿，女儿却吓得哇哇直哭，也许，眼前的这个女人在她眼中太过陌生，她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概念，毕竟她的生活中只有奶奶苍老的身影。在女孩张云莉的家中，我们和她的父母聊了很多，她的妈妈告诉我们，曾经云莉也是一个留守的孩子，每次过年父母回来她都会大哭不止，拉着爸妈的衣服不让他们走，父母心软了，如果给不了孩子幸福快乐的童年就算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回到村里承包了果树林，还搞起了养殖，日子虽不太富裕但至少能在孩子身边。说到那些外在打工的父母，云莉的爸爸妈妈表示也很理解，“现在种地根本没什么收入，要想挣钱只能进城打工，也想带着孩子但城里上学太贵，上不起，只能放在家里让老人带，这个事情应该政府和社会来想办法，我们做父母的也难啊。”
留守儿童的日子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如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报告》所指出的，他们亲情失落、心理失衡、行为失控、学习失教、安全失保、监护失助，总之一句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除了上学，隘口的孩子每天唯一可干的事情就是下河洗澡、上树掏鸟。在孩子们家里我们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村里还没有为“留守儿童”建立登记档案，更没有采取措施加强对他们的监护，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其他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毕竟他们还小，还不知道缺乏关爱和监护将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
在隘口村的最后一天，我们带着调查的结果再次找到了镇长和校长，首先我们采访了梁校长，他说在平时教学中能明显感觉到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的区别，他们普遍孤独自卑，性格内向，学习成绩也普遍不理想，有些孩子还有严重的厌学情绪。老师在日常教学中也特别注意了对这些孩子，尽力多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但毕竟代替不了父母。因为多数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学校从来没有开过家长会，孩子的爷爷奶奶也从来不过问孩子学习的事情，一放学，孩子就脱离了老师和爷爷奶奶的视线，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受到社会不良习气侵染的机会。梁校长表示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他们只能先保证孩子们上学期间的安全，其他的方面，他们实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后我们把这几天在村里的所见所闻向张书记作了汇报。
听完我们对村里留守孩子生活现状的分析，张书记叹了口气“你们说的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太普遍了，现在我们也没有接到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文件，现在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孩子和初中的学生都到镇里去读寄宿制学校，这能在一定程度让他们有人管，但毕竟还是老师的人数和精力都有限，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当爸当妈。”提到村里适龄儿童的教育问题，张书记说“现在国家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两免一补” （“两免一补”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一项政策 ）的政策也都落到了实处，所以我们村里的孩子基本都能读到初中毕业。但能上高中的就很少了，考上大学的就更是凤毛麟角。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父母的观念落后，想让孩子早点打工挣钱，二是高中和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高额的学费令人均收入只有1900多元的农村家庭望而却步。如果孩子不上学，不仅不用花钱还能早日挣钱，穷人的经济学是最实际的，何况现在大学毕业也不好找工作，就算找到了，他也至少要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才能把自己的教育费用挣回来，你们说，但是，作为党的基层干部，我们也在努力带着大家致富，现在村里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化，也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可以说，我们现在不穷经济，穷得是文化！孩子们不读书、不上大学，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挣了钱回来盖房子、结婚、生孩子，孩子大了再出去打工……一代一代周而复始，原地踏步，人口素质怎么能得到提高？但是农民拿什么去读书？读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所以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也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听了张书记的话，我们感到作为村干部他也很无奈，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而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低，守在家里靠那一亩三分地仅仅能维持生活，要想挣钱只能出去打工，城市里又没有专门的打工子弟学校，所以大多数父母虽然不舍也只能把孩子留在农村，孩子由于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缺乏关爱和管教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初中毕业就又加入了打工的大军，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样下去，9亿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怎么可能提高？谁都知道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想办法冲破这个怪圈，改变农民心中已经形成的“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在课间和孩子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长沙理工大学的学生也到过这个学校进行爱心支教，孩子们至今还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孩子们太需要有人陪陪他们，和他们说说话了，但是大学生毕竟还有学业要完成，只能利用假期来关心孩子，这点帮助对孩子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来近渴，但由大学生和留守儿童结成长期的帮助对子经常通信还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至少可以让孩子有心灵的依靠和前进的动力。所以应该有更多的“知心哥哥”、“知心姐姐”加入到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列。
在家访过程中，我们还碰巧遇到了隘口村唯一的大学生，他今年大二，就读于北方民族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他说自己十分庆幸考上了大学，见到了山外的世界，比起自己那些选择打工的同学，他觉得虽然暂时少挣些钱，但眼界和想法都开阔许多，他坚信自己大学毕业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来回报父母对他的支持。提起对留守儿童的看法，他说自己很幸运，从小到大父母一直都在身边，这些孩子很可怜，但是他说这在农村是没办法的事情，自己是太幸运了。但是，这个问题难道只是运气的问题？
离开隘口的那天，有个十分懂事的小姑娘送给我们每个队员一个葫芦，那是她自己种的，每个葫芦上都刻了字，她叫向明艳，今年读初二，她考上了镇里最好的初中成绩一直是第一名，但是妈妈却告诉她读完初中就让她到吉首市的饭店去打工，看着她落寞的眼神，我们每个人心里像灌了铅。当车子发动的时候，孩子们追出来，看着他们小小的身影渐渐模糊在我们的视线，我们不禁担心，我们走了，每个人的生活都要继续，可是，他们的明天在哪里呢？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我也是一个留守儿童，也从小就没人管，我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作为一个女生，我能像现在这样有主见有思想吗？我能保证自己不会学坏吗？是不是我也会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呢？是啊，孩子能有什么错呢？也许只是因为他们生在了农村，长在了大山深处，但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为什么不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为什么不能依偎在父母身边，为什么不能继续心爱的学业，为什么要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湘西是片神奇的土地，我们都深深爱上了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勤劳、淳朴，但就是因为贫穷导致的落后，这些留守的孩子只能在河水里找到一丝童年的欢乐，在梦乡里感受母爱的温暖。
回到吉首市，我们找到了当地教育局的主管领导，见到了湖南省教育厅2007年5月29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文件中提出了为“留守儿童”指定法定监护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城镇学生享受同等待遇、教育部门帮助学校建立“留守儿童联系卡”、建立留守儿童监护人培训制度等措施，他表示，文件会很快传达下去，至少我们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希望明年我们再来的时候，能看到向明艳微笑着冲过来“姐姐，我能上高中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