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根据中国和缅甸两国政府达成的边界协定，成立了中缅边界联合勘察委员会，正式启动中缅边界的勘界定界和竖立界碑工作。中方由时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原驻缅甸大使姚仲明负责。因需要很多译员，外交部特从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借调在读翻译班学生和在读大学生三十余人，着令星夜赶往昆明，笔者是其中一员。全部工作分为三个阶段，于1961年7月结束。

我参加了三个阶段的所有工作，每个阶段各勘察了三个界碑点和边界走向。因有一个界碑点位于两条小河的交汇处，必须竖立三座界碑，所以，在九个界碑点共竖立了十一座界碑。

在昆明集中学习约一个月之后，我被分配在首先开展试点工作的第一勘察队的第二组担任译员。我组的任务是与缅方人员联合勘察三个界碑点和边界走向，第一个便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前不久视察过的第一号界碑尖高山。在双方勘测人员实地勘测之后，双方组长就边界走向形成书面文件，由我译成英文，再由双方组长签名，各执一份，各自上报。然后由勘测人员指导用混凝土浇筑。第三天上午，双方再次会晤，拆下浇筑件的木制框架，中国两个大字立即展现在面前。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边界谈判，第一次参与书写边界文件，第一次参与竖立界碑，十分兴奋激动。

两过溜索

勘察第三个界碑点时，必须用溜索滑过水流湍急的怒江。近年来，在某些电视剧和电视报导节目中，江面上横着一条碗口粗的钢索，过江者吊在一个钢制滑索器上，手舞足蹈，完全不符合溜索的形象。当年的溜索是用竹条编成的，直径有十多厘米。滑索器是用一块非常坚硬结实的木头制成的，呈半圆形扣在溜索上。顶部有一个环，将绳子从中穿过，再将过江人像捆粽子一样吊在滑索器上。过江者双手紧压滑索器，身体纹丝不动。协助者将牵引的小绳一松，过江人瞬间便滑到了对岸。若过江人在空中乱动，滑索器翻转，捆绑他的绳子便会被溜索滑断，人就要到缅甸的出海口去寻找了。

一见溜索，与我方人员一起上界的缅方人员（主要是军队官兵）面有难色。我方先派人示范，然后逐个护送他们，将他们安全护送过去。我婉拒了护送，独自成功过了怒江。

第一阶段工作结束之后，中缅边界联合勘察委员会决定全面铺开勘界工作，在昆明召开双方四个勘察队的队长会议。我被调到昆明，担任第一队队长会议的译员。

三上雪山

第二阶段，我所在的组负责三个界碑点的勘察和竖碑工作，条件比第一阶段更加艰苦。在前两个点我组曾三次登上海拔四千米以上终年积雪的雪山宿营并开展工作。前两次各在雪山上宿营半个多月。环视周围，白雪皑皑，不辨方向。大概这是这两座雪山第一次见到人类。每天做饭和喝水必须融化积雪。寻找干柴，点燃篝火，全靠为我们运送物资和行李的傈僳族民工。全组二十余人，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军人，组长是解放军，勘察技术人员是解放军，还有一个加强班的警卫部队。与他们一起工作生活，觉得自己也成了解放军。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乐趣无穷。第三次登上旁边的一座雪山是为了复核勘测结果。我方组长、技术人员、负责民工的干部和我带领四名战士踏上征程。夜间，四个干部分别带领四个战士站岗值班。雪山顶上一片寂静，只有篝火偶尔发出的啪啪声，身挎手枪站岗两个小时，这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中学读书时曾四次申请参军，分别是军事干部学校、志愿军、空军和陆军，但是或因年龄太小或因体检未达标而未能如愿。这也算是体验一下当兵的感觉吧。

缅食难耐

我组负责的第三个界碑点是当时尚在缅甸管辖下的片马古浪冈房地区。这个地区原是我国领土。自1900年开始，英帝国主义不断侵犯该地区，并于1927年后将其强行占领，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根据中缅双方达成的边界协定，中国政府将在勘界定界后予以收回。根据中缅边界协定，如果一方不能从本方上界而必须从另一方上界时，这一方的食品由另一方负责提供。

因此，越过当时的边界线后，我方便开始食用缅方提供的食品。缅方提供的食品是其军队的军需口粮。每八个人有一铁桶食品，内有大米若干斤，食用油一小瓶，肉类或鱼类罐头两个，豆类罐头两个，食盐一小袋，水果糖一小袋，没有蔬菜。肉类罐头主要是阿根廷生产的牛肉罐头，我方人员虽不习惯食用该类食品，但是尚能维持一段时间。

待我组完成任务，与其他三个组会合后，正准备从返回国内的一个山口启程时，突然天降大雪，数日方停。我方人员驻地虽在雪山脚下，但是积雪过深，无法通行。一百五十多人被困在山下的坝子（平坦的地方）上，寸步难行。更为严重的是，我方的食品仍然由缅方供应，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家每天吃着同样的食品，加之没有一点新鲜蔬菜，因而很多同志一闻到牛肉罐头的气味便恶心呕吐，不能进食。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浮肿病号日益增多。有的行走困难，有的浮肿厉害，抚摸肿处没有感觉。最严重的时候，一百五十多人当中有一百四十多个病号。由于当时蒋残匪时有活动，警卫工作至关重要。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无人松劲，无人叫苦，大家上下一心，乐观对待。特别是警卫部队的官兵，必须经常带病值勤，日夜保卫着自己的营地，保卫着自己的战友。

我们的艰难处境惊动了上层。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迎来了祖国派来的亲人。原来，上级派遣解放军一个连队，前面的官兵用铁锹打开通道，后面的官兵背着面粉、鲜猪肉、蔬菜、鸡蛋粉和调料等物品，紧随其后。沿途他们必须用铁锹挖开深过两米的积雪，一锹一步，一步一锹，挖出雪道，将救命食品送到了营地。见到亲人到来，营地上欢声雷动，同志们纷纷拥上前去迎接亲人，嘘寒问暖，表达感激之情。

下午，大家一起动手，有的和面，有的剁肉，有的切菜，有的和馅，有的擀皮儿，包起了年夜饺子。这一餐年夜饭吃得高兴，吃得开心，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难以忘怀。

往事难忘

虽然六十多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但往事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同战斗共患难的战友，永远不会忘记那一餐不同寻常的年夜饭。        

看到王毅同志站在一号界碑前的照片，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勘界工作属于高度机密范围，沒有留下一张一号界碑的照片。

（陆增璞：1938年3月生于山东省烟台市，共产党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留校任教，1973年因公转至北京语言学院任教，1976至1978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赴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任外语系英语专业英语专家）

陆增璞与我方警卫部队的联络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