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艰苦回忆

我于1922年5月11日生于辽宁锦州，父亲是铁路工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沦陷。父亲被调到了大虎山，全家也都跟着搬了过去。家境尚可，我还有机会接受教育。那时东北已改为伪满洲国，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完全按照日本的教育模式：改为国民小学和国民高等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有一部分是日本人，学生全都是中国人。在我们当时的学校里，日语是必修课程，其他文化课都十分简单，日本人不想让中国孩子学到更多知识。我们每周要进行军事训练，并被灌输“日满亲善”的思想：“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我上学时已9岁，不懂反抗，但也没有被他们的鬼话所蒙骗。他们口口声声说“日满亲善”，可日本人吃的是白面大米，我们吃的却是糙面，日本人为一等公民，中国人为三等公民。这些侵略和剥削，我们都一一看在眼里。

1941年从国高毕业后不久，我跟着曾在张作霖部队里当军人，并与李运昌是同志的叔叔回到了老家河北武清（现天津武清）。叔叔是一位共产党员，我当时会点日语，就让我去传递情报。为了方便传递情报，我还找了份工作，不容易引起怀疑。我传递情报两三年，主要给丰台、天津等地区传递情报。这份工作很危险，检查站的日本兵都端着大枪，枪上还上着刺刀，一个个粗声厉气，推推搡搡的。如果情报被发现会丢命。我当时都是穿着东北国高学生制服，还会讲点日语，所以他们对我也查得不严，倒也没遇到过什么危险。

我家里父辈有10人都参加了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我爱人家里也多是地下工作者和烈士。1945年春天，我跟着叔叔通过封锁线来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一带，叔叔将我介绍到位于阜平平房村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工作。

抗战时期是一段艰苦的时光，每位战士和地下工作者都值得人们尊敬。在抗战和革命的道路上，我始终跟随党，相信党，因为党是为了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抗战、革命的。

和平年代的教育往事

抗战结束后，我随着华北联合大学的迁移辗转来到了张家口。我仍清楚记得，1946年2月20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也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开端。最初是在学校的行政训练班做行政工作。训练班当时是做思想教育和政治审查工作。后因傅作义进攻张家口我们转移到正定，我转去做会计供应工作，生活很艰苦。1954年，受“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我离开了会计室，到人民大学出版社任职，后来又调去教育部办公厅的对外联络处，负责外国专家、留学生以及外国科研资料的管理工作。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和科研资料。到了60年，对外联络处几乎就没有什么职能了。

1962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宣布设立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现北京语言大学），位置定在北外西院，派我到上海给王亦山同志送了封信，并给他介绍一下学校情况，请他到该校任校长。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建校后，我也调到该校任职。建校初期，形势严峻，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没有外国学生宿舍，没有留学生食堂，生活条件艰苦……老师们多数来自北大、北外，有部分老师也在国外留过学，教学上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学生们生活上的问题不少，吃不惯中餐想吃西餐，加上北京的冬天太冷，住的地方没有暖气。教师们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宿舍、食堂、暖气这些生活设施也不是一日就能建成的。在教育部指导下，校内宿舍、留学生食堂相继完工，从大教室到小教室的改造也逐渐落实，宿舍、教室里也开始供暖，条件有了改进。

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被撤销后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合并在一起，我也被调到了干校。

1972年，按照周总理指示，外国留学生要回来，当年要开学复课。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校舍，原有的校舍已被北外收回，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寻找新的校舍。经教育部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系，同意寻找合适校舍，经几番调查研究，并经煤炭工业部同意和教育部批准，确定将已调出北京的矿业学院部分校舍分为我校校舍，复校的事情终于有了着落。但在修学校北墙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原矿业学院的留守人员不同意修墙，这堵墙是修了凿，凿了修。我们也不能硬来，只能请示上级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慢慢接受。最终思想工作做好了，但给我们提了一个要求：墙可以修，得留个小门。我们也答应了，这个门就是今天院内的西北门。

按照上级的指示，复校后我们便马上开始了复课工作。学校开始广招人才，老师们抓紧备课，职工们采办物资，基础设施该建的建，该修的修，全体教职工们都行动起来。经过半年，准备工作完成，学校便开始招收复课后的第一批学生。总结了之前办学的经验教训，学校便开始内外兼顾，国内和国外同时招生，以达到语言学习的环境要求。最初的一届，学校只招收了国内外共一千名左右的学生，后来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如今在校学生已经达到了上万人。看着学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打心底高兴。

1986年，我离休了。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历程，为国家和党艰苦奋斗的坚定信念始终指引着我。62年到72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先后经历了建校和复校，一次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指示，我们也看不到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有这股韧劲儿，有指示我们就拼命干，困难再多也要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身。现在，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的初心依然没有改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董海波：1922年生，河北人，1946年入党。曾任北京语言大学总务长、党委委员、常委，1986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