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治下亡国奴

我的家乡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1938年初冬时节，我在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小山村降生。日本占领我家乡已有六、七年之久，在那里建立了伪满洲国。

老百姓不能吃大米白面，违者就是“经济犯”，要被抓去坐牢。我的养父是一位乡村中医，年老多病。养母用“非法”手段搞来一点点米面，有时偷偷给养父蒸一小碗米饭或烙两张小油酥饼。我和养母吃粗粮。养父太疼爱他的“小仁子”，见我眼巴巴望着他的样子，有时往我的碗里拨一口米饭或者掰一小块饼给我。就这样，他们对我仍要千叮万嘱：“到外面有人问你吃什么饭，绝对不能说吃过米面，一定要说吃的是苞米碴啊！”我年纪小，不会说别的（例如还可以说“吃的高粱米”或“吃的荞麦面”之类），怕说错了，给养父母惹来无妄之灾，于是一口咬定了“苞米碴”。人家一问，就答“苞米碴”。后来东邻西舍的大爷大妈们都以此揶揄我：“你们家怎么天天顿顿吃苞米碴呀？”

1945年春天，我上学了。开学第一天回家，养父问我：“学什么了？”“老师说我们是满洲国人！”啪！平生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耳光搧了过来：“胡说！我们是中国人！”养父给我讲，我们是中国人，这“满洲国”是日本侵占我们家乡设立的伪政权。讲完了，还是说：”到外面不要这样说。”我小小的心里堵上了一块大石头。

受的是奴化教育：走进校门，就要朝着远远的校长办公室鞠躬，据说那里有日本天皇的肖像。这个天皇是谁？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向他鞠躬？我一直都不知道。

出操，上体育课，喊口令都用日语。小学一年级就上日语课。养父拒绝给我买日语书。上课时我只好看邻座小朋友的书，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句日语也沒学会。在街上見到老师敬礼时必须用日语问好。我的办法是：远远看见老师来了，撒丫子就往家跑，或者赶快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兵荒马乱“跑胡子”

八月中旬，我在家度暑假。一天，忽见一队士兵白面孔，黄头发，骑着高头大马，从我家门前飞驰而过。

小山村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小日本投降了！苏联红军来了！”

苏联红军并未在村中停留。老百姓高兴的日子沒过上几天，这里成了土匪横行的世界，人们又重新生活在恐惧中。有时一夜之间会有两股“胡子”来到：上半夜一股土匪打枪打炮从村东头进来，烧杀抢掠，弄得鸡飞狗跳。人们刚刚喘口气，下半夜又一股土匪从村西头打进来，抢东西，占民房。我的养母和怀抱着我那可怜遗腹子小弟弟的母亲，还要把土匪开枪打死的家养鸡做好供他们大吃大嚼。我那只可爱的小狗小白也被他们开枪打死，陈尸数日于阳沟中。

我的养父怕“胡子”绑票，他要逃走。家里有五个孩子，小弟弟还在吃奶。养母决定留下陪我母亲，让养父把我带走。怎么走？往哪里逃？我们村往东30公里便是黑龙江省的地界，据说那里比较安全。夜里我和养父出发了：雇了一辆牛车，车厢里装满了青草，车夫将我和养父藏在草堆里。漆黑的夜，万籁俱寂，只听见老牛呼哧呼哧在荒野的路上吃力前行的声音。我躺在草堆里，望着滿天的星星，不敢说话，更无法入睡，担心着一分钟之后就会有土匪出现，恐惧和绝望攫住了我的心……

盼天明啊！那是1946年，我八岁。

太阳出来上学堂

一九四七年，共产党来到我家乡，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字告示贴满街。我只认识最后两个大字：云泽。他就是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对，云开了，雾散了，共产党来了，老百姓的日子太平了。

四七年冬天，土改工作队进了村。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作主人，个个喜气洋洋。我家也分到了土地。特别有趣的是，土地证上户主一栏写的是我大弟弟的名字，他那时才六岁。农村当时认为户主必须是家中最长的男丁。我父亲已于1944年去世，六岁的大弟弟就成了我们家年龄最大的男人。

那些严寒的冬夜，我常常去土改工作队的住地那里找女队员玩。她们教我唱《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教我唱《兰花花》《南泥湾》，给我讲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艰苦斗争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杨靖宇、赵一曼的名字，听到“八女投江”的悲壮事迹。我心中涌起一股热烈的愿望：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人。他们为老百姓谋幸福，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要跟这样的党走，我要做这样的人！

我的初心就从这里开始。那是1947年，我九岁。

让我最高兴的是土改后，关闭两年多的学校重开了，我又能上学了。从48年到50年，我连续跳级，追上了耽误的两年时光，三年读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49年学校建立了少先队组织，我胸前佩戴了红领巾，臂上别上了三道杠（大队长）。

初心不忘勤耕耘

中学时期，我阅读了大量俄罗斯、苏联的文学作品，进一步受到革命英雄事迹的感染。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段关于人生与生命的名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话，我不仅倒背如流，铭记在心，而且写在了日记本里。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从北大毕业后，1964年开始在高校任教，直到1999年1月退休。三十五年的教书生涯，无一日敢懈怠，无一事敢马虎，始终对党的教育事业心存敬畏之心。1978年6月，幸亏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使我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宣布改革开放之前就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此后我又多次出国工作、进行文化交流和研究。

1980年我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搞文学翻译，两条线作战，非常辛苦。但是我很高兴，希望可以补上十年“文革”荒废的时光，实现自己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的愿望。

1986年时，各民主党派均恢复了生机，十分活跃。我在北大时的一位老师，时任民盟中央某部部长。他找到我，动员我参加民盟，并把入盟申请表交到我手里。

我的心活动起来：大学毕业不到三年就赶上文革，当了十几年的“臭老九”，自然不敢考虑入党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也没见几个知识分子入党。我已经四十八岁，可以考虑加入民盟，让自己在组织上找到一个归宿。民盟成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对我来说也比较适合。当然，我更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党怎么就不召唤我呢？一夜未眠，辗转反侧。第二天到校，我向总支书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数日后，书记找我谈话，把入党申请书交到我手中。不久召开支部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成为了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正。

政治上有了归宿，我工作也更加努力，文学翻译进展神速，每年都有新的译作发表。《巴尔扎克全集》《追忆似水年华》《莫泊桑小说全集》《家庭史》等几个大工程，都有我的参与。特别是30卷共1200万字的《巴尔扎克全集》，我不仅翻译了其中的十二部作品（220万字），还参加了5卷书的编校工作。我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巴全》总编艾珉女士称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此外，我也在上海译文、南京译林、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等出版社发表了卢梭、狄德罗、萨特、凡尔纳、巴赞等名家名作的译本。由于教学工作及教书育人方面的成绩突出，1989年我当选为北京市的优秀教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出于在法语教学及法国文学翻译方面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1996年我被法兰西共和国授予棕榈骑士勋章。

退休后，我又断断续续教过五年法语，培养了不少准备出国的学生。先生罹患三种癌症，生病九年。我精心照顾病人，身心俱疲，直至2009年11月他永远离开了我。此后我又译了几本书，几十年以前的译作也不断得到再版、重版。

不失本心耄耋行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我这个八十三岁的老妪，还能做什么呢？概括说来，我现在的状态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学习，我是不知疲倦的学习者。我爱学习，学习使我感到快乐。“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下“五七”干校，我也一直坚持学习法文，学习毛选、毛主席语录的法文版，看“样板戏”的法文译文，确信以后一定会用得上，为党的教育事业服务。现在要学的东西更多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科学方面，包括医学、养生方面，历史方面（中国史、世界史、党史）都有很多新理论、新发现、新的研究成果。我每天都努力学习，希望跟上时代。

二、 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从心理上、精神上保持年轻。年轻而快乐地活着，善待慢慢老去的自己。我坚信，心若年轻，岁月不老。村上春树说过：“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绉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人，才能活成不怕老、不会老的人。”他说得很对，我就要做这样的人。

三、不失本心，坚持自己的操守，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人的两种力量最有魅力，一是人格的力量，一是思想的力量。人格如金，纯度越高，品位越高。

四、不失本心，坚持不能做大事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由于疫情，八月初校园开放后，各处的月季园仍未打理。后勤员工有的尚未返校，无暇顾及。我每次散步经过月季园，就去薅掉几把野草，拉掉几支缠住枝条的攀援植物，让花茎自由呼吸，让花朵得以绽放。看到学生在校园里滑滑板，影响安全，便上前提醒。教八岁的孙女学法文，为培养后代出力。争取实现爱党爱国爱校爱家一线通。

这就是我对初心的回忆和我不失本心的现状。

（袁树仁：1938年生于内蒙古，1986年入党。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法兰西共和国棕榈骑士勋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