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冬日的严寒，静坐斗室，一杯清茶袅袅，打开已泛黄的相册，思绪立即穿越时空隧道，忆起当年在西郊苏州街老北语（即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简单快乐的校园生活。那时那日仿佛就在昨天。

1964年7月，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时，学校告诉我，到北京带薪进修三年外语后去国外教授汉语。这可是个全新的工作，要以世界为舞台，以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为课本，向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8月28日，我踏上了进京的列车。分配派遣证上注明，报到的学校是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北京有这所学校，校名也有点怪怪的。我打小没出过远门，最远一次是小学三年级随母亲回老家旅顺口探亲。这次独自一人进京，心中真没底，想到班里支部书记几天前就去高教部政治部报到了，决意请他帮忙。

过农田进外院东门

高教部人事司的同志告诉我，我去的地方在西郊苏州街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院，在西直门坐开往颐和园的32路公交车，在魏公村下车。魏公村是个大站，上下车的人挺多。我下了车，迈过路边的土沟，只见眼前商店的招牌“魏公村供销社”，旁边是家小饭店。西南不远处有几棵参天大柳树，一群孩子正围着粗大树干戏耍打闹，大柳树下有家新华书店，可哪有什么大学的影子？八月的北京，虽已过立秋，但秋老虎还在肆意发威，灼热的太阳晒得人心绪不宁，路边的杨树和刺槐树不时飘下几片枯叶，树上的蝉不知疲倦地鸣叫个不停，汽车一溜烟地从身边驶过。我四处张望，见三三两两的学生向书店后的菜地走去。经打听才得知，我要去的学校在苏州街路西，那里不通公交车。去北外、去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学生通常都是抄书店后的近道，从北外东校门进校，而去预校的学生则要穿过北外的校园出西门。

新华书店到北外东门隔着一大片农田，靠路边是灌木丛和待收割的老玉米，在裸露的沙土堆见到几座坟墓，后来得知，那里还有齐白石的墓。农田的庄稼和远处的树林遮挡了人们的视线，怪不得看不见校舍。

菜地中间有条百余米长的土路，只能走单车和手推车，路过一排平房的后墙，看不见院里的人家。只见菜地里长着豆角、黄瓜、西红柿和老玉米，闷热潮湿的天气夹杂着粪土堆里散发出的腥臭味，人们不由得加快脚步直奔东门。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校门没挂牌子，也没设门房。进校门北侧平房区，是北外教工宿舍，南侧是车库，只见车房没见停靠的车辆；车库往西是食堂、礼堂和篮球场，平房区往西是露天游泳池和大操场。一直往西走到操场尽头的主席台，见到一座大屋顶工字形建筑，主楼五层，南北配楼三层，这是北外的教学楼，很是气派。教学楼坐东朝西，正门对着西校门，出了校门就是苏州街了。

终于见到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校牌了，我喜不自胜！想不到，为找预校竟耗时半个多小时。这是一条老北语人进城、返校时的必经之路，我整整走了四年，同年进校的本科生则走了五年多！

校门前有拉脚三轮儿

苏州街（现今西三环北路）是条僻静的公路，柏油路面，双车道，往南经中央民族学院直达紫竹院，往北经北京工业学院、人民大学、八一小学、农科院等单位，可达海淀黄庄。受众多单位围墙走向的影响，此街弯路多，路上人迹稀少，来往车辆不多，就是骑车的也不多见，大都是上班族和外国留学生。那时的自行车可还是个稀罕物，属四大件之一，价格不菲，况且国人要凭票证才能购买。

苏州街把北京外国语学院分成了两部分，东院为主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西院是校机关、次教学区和家属区。两个院的大门相对，没有门楣。校门和门岗大小、格式一致，因校部机关在西院，北外的校牌挂在西校门外。后来得知，1962年6月20日，高教部决定将西院的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和出国留学生部从北外分离出去，在此基础上单独成立一所培训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学校，校名定为北京语言学院，只是当时还没有对外公开。我进校时，同学介绍自己时，多半说是“北语学生”，个别人也说“预校学生”。北语从196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四年制）和出国汉语师资进修生。进修生派遣证上注明“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本科生录取通知书是打印的，落款校名为“北京语言学院”，而盖的印章却是“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一位考生在上海火车站购票，出示录取通知书时，竟遇到了麻烦，那位女售票员看了半天证明，疑惑地问道：“你是外国留学生吗？”

老北语远离市区，苏州街不通公交车，师生来自全国各地，就是少数本地生也在学校住宿，平时很少出校门，偶遇三两个人外出，多半是到东院办事，或到北墙外街边的商业区购物。刚进校时，常见校门口停着两三辆三轮儿，那是拉脚的，可以载客去魏公村或海淀镇老虎洞。商业区地面不大，仅有几家店铺，如菜店、粮店、邮电所和小饭馆，主要服务于北外、北语和京工（北京工业学院）三校师生和附近居民。顾客不多，生意也一般，可那里的营业员、服务员对学校家属，尤其对外地学生特别友善。七八月正是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的季节，成堆的西红柿堆在店前的篾席上，我们花一两毛钱就能买一铁掀西红柿，遇到好心的师傅还会给你再加上几个，让买者心里暖洋洋的。我几乎每两周都要去邮电所寄信或汇款。小邮电所只有一间门脸儿，一个营业员，只能打电话，邮寄信件，办理汇款、取款。若是寄包裹，发电报，则要去魏公村邮局。那时平信寄外地8分邮资，寄往本市半价4分，挂号要花两毛。邮电所前的绿邮筒寄托着人们的希望，是联系亲友不可或缺的纽带。

周末操场看露天电影

站在西校门前，凝视两块平淡无奇的校牌，左侧朝南的是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右侧的校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如今来到京城，心情格外兴奋。预校是我的新家，三年的学习定能使我变得成熟，会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悔的青春。

进校门便见一溜近10米的花坛，坛里的花朵虽不似盛夏般的炽烈，但还留下一股熏热的温香。花坛北是北外英语系四层教学楼，花坛南是两校共用的三层校部办公楼，北语只借用几间，供校长王亦山、校党委书记郝金禄、副书记冯凌等同志办公用。对着花坛的是长方形篮球场，三四排篮球架并排着，往西稍远到西栅栏围墙是带有400米跑道的足球场，周围是高大的杨树，全校学生都在这两个操场上课。说起操场应该给当时的体育老师点个赞。那时京城各大专院校，一入冬就将操场筑个尺把高的围栏，往操场浇上两三天水，就成了个简单实用的溜冰场。我们在教室自习时，总会见到体育老师王万全、张玉增和体育器械保管员于志博，他们先把冰场上的冰碴、残枝树叶打扫干净，再推着自制的圆桶水车往冰上洒一层水，第二天清晨又能看到一个光洁如镜的冰场了。那时中外学生400人左右，可备有的冰鞋就有100多双，这似乎得感谢外国学生，我们沾了他们的光了。

这篮球场还有个大用场，学校每逢周末都要放映一场电影。那会儿娱乐少，看电影便成了一周挺让人期待的活动。周六吃过晚饭，天还没黑，人们便三五成群地拎着板凳，提着马扎，到幕布前占地儿，真有点像农村看大戏的情景。待到天凉场地就挪到礼堂去了。老北语人是幸运的，数九寒天他们可在冰场上飞旋显示姿态美，闷热难耐的夏天，可到七楼东南的露天游泳池避暑，享受清凉。这可是个正规的泳池，长50米，宽25米，池边还设有男女更衣间。这个泳池是1965年初夏，我们进修生和本科生利用劳动课建成的，这里曾流下我们辛勤的汗水，大家格外珍惜。夏日午睡后，好多同学去池里游个痛快，心情也格外舒畅。

食堂油酥烧饼属一流

我进校时，北语自立门户才两年，校舍不足，教师、图书资料奇缺，往往是一楼多用，一人身兼多职。操场北侧的那幢三层凹形建筑，是北语唯一的一所教学楼，中间20多间教室供本科生和部分留学生使用。东配楼两层，楼下是能容纳百人的大阶梯教室，可放映电影，记得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四周年，于1965年12月21日在此举行了电影晚会；楼上是报刊阅览室，偌大的阅览室就一个管理员，人们管她叫霍大姐，40多岁，毕业于辅仁大学英文系，微胖短发，说话慢条斯理的，可办事特别认真。那里只提供当月七八种中文报、三四种外文报，她不用报夹，而是按日期用手叠好，整理得井井有条。西配楼是图书馆，藏书有限，但却很珍贵，大都是原版进口的图书。我常去那里借阅教材和语法书，其中不少是北外教师简写的英国名著。

篮球场南侧是车库，有两辆大客车，一辆小轿车，一辆卡车和一辆三轮儿。学校有两个食堂，北语属涉外单位，卡车常去东华门特供点提货，供留学生食堂使用。三轮儿为职工食堂拉粮拉菜什么的。我们和留学生外出活动都是包租汽车公司大巴，一次就是五六辆。

车队往南的食堂原是北外职工家属食堂，能容纳三四百人就餐。食堂一头有个木制舞台，周末晚上常演电影，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学校于1965年9月5日在这里举行文艺晚会，1966年的新年联欢晚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全校开大会、听报告，大家自带椅子在这里聚集，九月一日出国汉语师资系的开学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如今老北语人提起这个食堂还是会赞不绝口，饭菜花样多，价钱也算公道。我喜欢吃肉皮冻，又好吃又便宜，那可是个抢手菜，去晚了就卖光了。水晶包、狮子头也大受欢迎，大家都争先购买。食堂好几个师傅烹饪娴熟，有个叫张德的，大脸盘，个儿不高，说话瓮声瓮气的。他做的油酥烧饼那是一流的，外焦里酥，千层皮层层不粘，入口即化，香甜无比。我们粮食定量35斤，食用油5两，师生同在食堂就餐。就餐人员无需交油票，外地同学就把油票积攒起来，假期前到粮店打油带回家。每逢工资发放日，财务科的同志会将一个大木盒带到食堂，里面是带编号的牛皮纸工薪袋，人们把袋里钱点清无误签好字后，再将袋放回木盒，十分方便。

独身宿舍留学生室友

西院有三个宿舍区。在西南栅栏围墙内有两栋北外四层家属楼。南楼三居室，供院领导、知名教授、外国专家居住，王亦山、郝金禄住此楼；北楼两居室，供老教师、中层干部居住，北语负责总务的彭伯勋住此楼。从院办后墙到南墙，并排四栋三层西出口的筒子楼，紧靠校围墙边的叫一楼，是北外卫生所，二楼是北语的家属宿舍，三楼是独身宿舍，多是1962年建校后入职的年轻教师。四楼同院办仅一路之隔，是进修生和本科生的宿舍，1965年招收的青工（如于志博、李春生）也住在此楼。每个房间住5个人，上下木床，其中一张空床放箱子和杂物，4张并排的学生桌和几把椅子、被褥都是自己带来的。

1965年初，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院门口挂上了新校牌，我们胸前都佩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校名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的，人们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学校改名前，高教部长蒋南翔专门讨论了语言学院的工作，他说：“应有雄心壮志把语言学院办好，自己创牌子，使其在国际上出名，真正是‘桃李满天下’。”校长王亦山和广大教职工也是信心满满，干劲十足，表示一定努力创出牌子，走向世界。这时我们已从四楼搬往留学生宿舍七楼。我开始同尼泊尔学生合住，后来的室友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学生。合住的目的是加强中外学生的了解和友谊，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效果确实也是明显的。七楼管理严格，不准外人进入。内部规定，不得向外国学生透露自己和别人的政治身份，需两人同行进入留学生宿舍，机密文件不得带入宿舍。贾玉彬是七楼好管家，为人质朴、友善，厕所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受到留学生的赞扬。在北语四年，我结识了多个室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室友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开始和别离都不由选择，随着离别时间的迫近，让人倍感不舍。带着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坚持与我的性格在一室的方寸之间，彼此理解、接受，一起平和生活。我想，这也是人生旅程中不可复制的一课。

六楼、七楼和新食堂（含穆斯林餐厅）都是1962年为留学生修建的。六楼、七楼在教学楼北边，食堂在教学楼东北边。六楼一二层是来华部办公室和留学生教室（小班），三层以上是留学生宿舍。在七楼我结识了几位日本同学，相处融洽。酒井诚是日中友协派来的留学生，刚过20岁，性格沉稳内向，为人坦率热情，热衷中日友好工作，回国后任日中友协东京都本部事务局长。1966年夏，我母亲带外甥来京探亲，他陪我们游览了颐和园，还一路拍了许多照片。“文革”初期，我骑他的自行车去西单商场前卖《首都红卫兵报》，还没卖出几份却发现车子被盗了。我十分懊悔，他多次劝慰我表示不必赔偿，但我还是花75元买了辆二手车还给了他。松山芭蕾舞演员清水哲太郎，来华时也就十八九岁，安静少语，平易近人，我经常同他到宿舍边的游泳池畅游，至今我的相册里还保留跟他在池边草坪上的合影。没想到多年后他因出演《白毛女》中的大春成了名演员，2017年作为该剧导演来华演出受到了好评。

王先生、陈喆和魏根琛

我们的教室在五楼，同三、四楼一样也是筒子楼，只是出口朝北，出了楼口就能见到四楼出口。五楼一层是教务科、财务科和工会，二层以上是出国汉语师资系办公室和教室。该系是我进校前一天成立的，当年从全国各高校中文、历史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择45名作为出国汉语师资，在北语分别进修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学制三年。自1961年起，高教部已在北外培训了三批近百名出国汉语师资，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我进校时，正值第一批师资（阿语班在北大培训）毕业，因无出国任务，全部留在北语储备，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教学骨干。

我在英语班学习。英语进修生16人，分为两个班，我在A班，授课老师是王还和陈喆，B班老师是孙以鉴和邹贵新。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不弃学生驽钝不敏，一路帮扶谆谆教诲。王还先生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在西南联大教过英文，是朱德熙的老师，之后随夫君杨周翰在英国剑桥教授汉语，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她说，学语言如同学唱歌跳舞，不光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技巧，要多说多练。王先生风度大方洒脱，衣着得体，夏天常穿细格浅色旗袍，春秋爱穿西式套裙。她平时不苟言笑，但为人爽快，对学生的错误发音会毫不留情地指出。陈喆老师跟我们同年，华东师大64届英语专业毕业生，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喆哥”。提起他，我想到的关键词就是“敬业”与“奉献”。每次上课他提前半小时到教室，陪我们早读，解答问题。为解决发音难题，他要每个人准备一面小镜子，练习发音时看舌头在口腔什么位置，他会不厌其烦地逐个查看，发现不正确会帮你纠正。

我还要感谢老北语不惜重金聘请外教提高众多学子的外语水平。据我所知，那时英语专业配备四名专家，一位是话语不多的奥地利女士，一位是眉目慈善的美国大叔，还有一位是热情、爽朗、健谈的美国姑娘，人称“老汤”（AnnTompkins），中文名叫“汤反帝”。我们英语进修班的外教魏根琛（Wilkenson，后任欧盟驻华大使），身材颀长，面色红润，高鼻梁，棕色头发，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这位青年绅士同我们年龄相仿，为人热情，王还很欣赏他一口地道的本土英语。他认为我们选用的北外许国璋主编的《英语》，从内容到语言都很陈旧，离现代英国十分遥远，很想另编一套教材，只是由于时间仓促，只好作罢。他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上语音课时，他手执教鞭，按单词的音节上下摆动，让我们复诵时，按他的节拍起伏发声。如遇有人跟不上，他会将教鞭在课桌上使劲敲几下，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难忘的国庆游行和军训

老北语学子学习紧张，社会活动也蛮丰富多彩。我们1964年9月入学，恰逢建国15周年，有幸赶上参加首都70万群众的集会游行。北语是高教部在京直属院校，我们和本科生编入高教部国庆游行检阅方队。记得10月1日凌晨4点起床就乘车出发，5点到二龙路同部机关队伍会合，天刚放亮，就在东单附近的长安街指定地点整队集合完毕。当我们的方队精神抖擞、昂首阔步地经过天安门前，见到敬爱的毛主席时，我们欢呼雀跃，心中无比激动。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终身难忘。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生学的专业是主课，还有一门主课是劳动课，占去学时的四分之一，目的是改造思想，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我们除了参加修建校内游泳池的劳动以外，还去过四季青人民公社、长阳农场、良乡农场参加“三夏”“三秋”劳动。1965年秋，我们还同本科生一起参加了京密引水渠道的劳动。为写此文，我特地翻看老相册，在已发黄的老照片中，竟有一张我在工地上引吭高歌，邹贵新老师为我手风琴伴奏的照片呢。

如今各高校新生入学后都有为期两周的军训，而我们当年就经历过严格的军训。那是1965年暑假，学校组织我们和本科生男同学到顺义牛栏山北京部队305炮团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该团装备加农炮、榴弹炮和迫击炮，我们在营地练队列，学瞄准射击，拆卸炮身零部件，擦拭炮膛，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后来全团拉练到离营房不远的农村，每天在潮白河学游泳，场面极为壮观。我们每个人都晒得黑不溜秋的，身上掉了一层皮。为防止闹肚子，连队规定每顿饭必须吃一两瓣大蒜，夜里睡觉要挂蚊帐，盖毯子，连长、指导员多次来查铺。这次军训，大家同部队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得知，该炮团还担负首都国庆夜晚施放焰火的任务，每年国庆前都要进京演练。1965年国庆节前，部队里有的班长趁演练间隙来学校看望同学，1966年5月初，有的本科生还骑车去部队看望首长和战友，还同战友举行了篮球友谊赛。

中断学业，告别北语

1966年6月，突如其来的一场“文革”中断了我们的学业，摧毁了北语人“创牌子”的奋斗目标。1967年初，留学生相继回国，只有少数人还坚持上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北语是“黑学校、特务学校、是蒋南翔的私货”。这顶“黑帽子”像一块巨石压在北语人的心上透不过气来，不少人感到困惑，前途渺茫，人心涣散。大家盼望早日结束这无所事事的日子，每个人都有个好归宿，早日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直到1968年5月，我们英语进修班同学的去处才有了眉目。一些人去了上海、大连、青岛、汕头，交通部直属的外轮代理公司和中波公司；有的人去了建材部和有色金属研究院做翻译工作；我和盛炎、红洲、项加贤仍作为出国汉语师资到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杭州大学储备。6月中旬我们都离开了语言学院，当初16人进校，除中途1人退学，如今各奔前程。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满怀惆怅，不知何日能够再相逢。

星转斗移，岁月如涛。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北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批出国汉语师资都进入了望八之年。想当年我们北语人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当年发生的件件平凡小事，至今仍深深地留在记忆中，而对老北语的印记，将是永远无法割舍的铭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