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樱花浪漫的时节，我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外派教师来到了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工作。
日本国民最让人叹服的是总那么彬彬有礼、规规矩矩：做任何事情，都自觉排队；垃圾严格分类；付钱的时候，把钱放在专门的收银盘里；周末的运动公园，棒球运动员白衣白裤白袜，戴着棒球帽，背着大背包，弓道部的孩子穿着黑色的长褂，背着长长的箭，自行车爱好者戴着专门的头盔；日本妈妈做的爱心便当通常两层，米饭一个盒，菜另一盒，蛋、鱼、咸菜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小碟隔开，自成一块小天地，看起来清清爽爽；春分的时候吃惠方卷寿司，要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默默吃，天热的时候吃鳗鱼补充精力，女儿节的时候家有千金的就摆上玩偶，端午节的时候家有男孩的就挂上鲤鱼旗幡……松尾芭蕉吟唱过“种竹日，不下雨，也要蓑和笠。” 当一种习惯浸透到骨子里,生活便带上了庄重的仪式感，传承下去，就形成了传统。
东西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各得其所；人有他该处的位置，各就其位。生活在“high context”（高语境）社会中的日本学生，不用语言靠“空气”就能感知对方，加上从小就被教育“会倾听远比能表达重要”，“不要轻易做没把握的事”，“出る杭は打たれる”（类似我们说的“枪打出头鸟”），因此他们上课一般不主动开口。尽管对他们的“沉默是金”有所准备，但第一天上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三十来个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无论怎么问，问什么，楞是一声不吭。可见，即兴回答有违他们的习惯，他们开口的安全感基于充分的准备！
日本料理素来以新鲜和最大限度地保存食材的营养而闻名，对中国人来说，唯一的不适是如何让习惯热菜热饭的胃接纳冰冷的食物。在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习惯成自然了，凉水冷菜冰品来者不拒！学生们和汉语也同样需要一段“磨合期”，我等待着。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契机，一次作文课的主题是“我的拿手菜”，同学们在课后完成的作文中介绍了“天下第一好吃的蛋包饭”，“日本人最爱的咖喱牛肉饭”，“两分钟搞定的日式沙拉”，“野餐必不可少的饭团”，“最最家常的味曾汤”……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食的热爱。何不把“课堂”搬到家里，邀请学生们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呢？
第一次欢迎外国朋友，亮相的是我们的“国粹”——饺子。从去超市采购开始，我们对比中日汉字所代表的不同意思：中国的“胡萝卜”，在日语汉字里表达为“人参”，“蔬菜”表达为“野菜”，中国的“粉丝”是日语的“春雨”，“萝卜”是“大根”……在笑声中我们走向收银台，我向同学们介绍在北京的超市是要付费购买塑料袋的，而日本学生也向我介绍日本超市的环保举措。回到家，我们马上开始分工合作，在包饺子的过程中，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彼此，学生们也切身地感受到包饺子过程中那热闹、合作的氛围以及“慢生活”的品质。饺子出锅了，有的很精致，有的破了相，我问同学们：“饺子包得怎么样？”有人答：“不好，有的饺子破了。”我说：“破了，听起来不太好听，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还可以怎么说？”学生们纷纷抢答，“坏了”、“开了”、“张嘴了”、“出来了”，我笑而不答，故弄玄虚，然后吐出四个字：“饺子笑了。”学生们哈哈大笑。在吃饺子的过程中，我们由刚才的话题引申出中日的饮食文化异同和禁忌。学生们一改课堂上的腼腆，个个表现出开口的欲望，边查词典边做笔记。这第一次聚餐吃得宾主尽兴，学生们还希望能有第二次机会，欢迎，欢迎，想吃我的私房菜没问题，但前提是每人必须准备一个话题，而且必须说汉语。
于是，我的“中国厨房”开张了，每周一次。学生们来吃顿饭实属不易，每每还要准备半天，紧张半天，开口前想半天。几次之后，学生们渐入佳境，话题也随之深入。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论中日两国年轻人的文化和流行语，日本的草食男子及宅男宅女，中国的不同“族”群及“控”生活；记得我们一起做脑筋急转弯和猜谜游戏，赢的人可以指使输的人干任何事；还记得我们从日本校园的学园祭谈到日本人的季节感直到有人认为“死亡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憧憬”这样的生死观；还记得大年初一那天我们一起欢度中国的春节，我们边吃从“中华街”买回来的“炸虾片”边看网络春晚回放，我们见证了刘谦近景魔术带来的奇迹，我们为王力宏和李云迪的“斗琴”激动不已；还记得为配合神户外大的“话剧节”，我们一起商讨剧本的选择，同学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派，“经典派”与“先锋时尚派”，支持经典的同学认为在把经典搬上舞台之前能全面细读作品，这不失为一个学习经典的好机会，而且经典作品也能推陈出新，常演常新。后者认为选择老舍、曹禺等经典的作品太过保守，因作品的时空跨度远阔，历史、作品背景复杂，大多远离切身生活，难以满足观众了解当下中国的需要。我向同学们推荐了《恋爱的犀牛》，一起厘清其中的雅俗两条线并欣赏了经典的台词，以至于同学们见面都能用台词来打趣，“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在课下的“厨房”里，同学们更能敞开心扉，因此也让我更多地了解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印象，也许他们很容易品尝到“中式快餐文化”，也许媒体披露的诸多社会问题会充塞感官，如何避免这些匍匐在现实面前的表象影响他们的视听，改变他们先前的成见？我以为那些真善美、具有社会使命和道德责任感的文学作品就是扭转偏见的最佳的精神资源，它们以智慧为核心，不但能够看穿“皇帝的新衣”，敢于戳穿假象，还进行积极的建构；以澎湃的想象力和丰厚博大的审美创造性，拓展读者的心灵空间，产生改变现实的意志。在“中国厨房”里，我开始考虑推出一些“精品菜”。我选择了一些文学作品让同学们阅读，我希望学生们通过对经典原著的阅读体味作者精深博大的思想和语言表达的痛快、淋漓尽致之美，跟随作者一起进入人生体验的国度去思考、寻找、发现和享受。比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不仅表现出京派文学的和谐节制之美，还流露出对传统美感日渐式微的挽歌情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通过富有传统意味的“中国意象”传递出一种内敛的、平静的离情别绪，让人走进传统士大夫式的不激动的、没有负担的内心世界……
唐代诗歌理论家司空图主张诗歌要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创作时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日本近代徘坛巨匠高滨虚子也提出“以一悟十”，可见，对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追求，是中日诗歌共同的特质。诗歌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能够唤醒读者的审美体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发现作品深长隽永的意味，这也正是诗歌的妙谛，且诗歌篇幅短小，易于操作，因此，我们一边享受“舌尖上的美味”，一边欣赏“诗歌里的中国”，从“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的整体壮美感知，到由一个“挂”字所领悟到的造物主的伟力，并由此产生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从“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体会女主人的细腻感情以及一波三折的心理变化；在“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诗中，学生质疑为什么是“绿蚁”？“红泥”又为何物？在把酒共饮、共诉衷肠的情境中读出打动人心的温暖……当不同阅读能力和阅读期待的学生在面对同一作品时，他们的价值观、个体追求在“文本”中得到认同，并得到体现、强化与放大，这样不同的人就有了不同的“文本”。他们主动去获取信息并做出反应，但同时又受到文本所设定的语境的制约，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既基于文本主题，又结合了个人见解和生活阅历，表现出一种成熟的反应。
在“中国厨房”里，每次都推出一款主打菜系，我尽量地做出川菜的七滋八味，苏菜的玲珑剔透，湘菜的浓郁风味，闽菜的清鲜和醇，可最终的结果是不伦不类。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学生们来“厨房”的热情，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对“说”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了。
日本学生曾介绍过一位名人叫井伊直弼，他除了以主张开国政策闻名外，还擅长茶道。他在茶道中提出“一期一会”，其精神实质就是佛教的无常观，督促人们珍惜一分一秒，这次见面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还有没有下次，还能不能再见？很欣慰的是，听说今年神户外大中文系来中国留学的学生史无前例地多。看来，我的“中国厨房”有望重新开张！
连敏老师（中间者）与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