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个多么神圣的称谓，她给予你生命、抚育你成长；她教你做人的道理、培养你的意志品质；她教会你各种知识、本领；她使你成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服务社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能顽强生存下来的人。

我的人生有十位妈妈。她们分别是：生母林莹妈妈、血浓于水的史群英妈妈、给我生命和智慧的邓颖超妈妈、呵护我幼小生命的杜启远（杜坤）妈妈、马背上摇篮的随行朝鲜族妈妈高仁顺、给我们全校同学健康体魄的谭政夫人王长德妈妈、给我们全体中南军区干部子弟以正规教育的小学校长林月琴妈妈（罗荣桓夫人），还有认真执行建校宗旨亲历亲为的吴朝祥妈妈、于慎妈妈、谢果妈妈。感恩所有的妈妈，没有你们的辛苦付出就没有我德、智、体全面健康的成长。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母亲在清凉山下孕育了我，1945年底母亲临盆时大出血，母女危在旦夕。此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司药、红军阿姨史群英无私地伸出了胳膊，O型血泊泊地流进母亲的身体，面色苍白的母亲脸上泛起了红晕，母女平安。从此我的血管里就流淌着红军妈妈史群英的血浆。

谁曾想到，襁褓中的我得了急性脑膜炎，当时在延安中央医院的盘尼西林也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看着发烧不退的幼婴大家都很着急，母亲卧床，此时史群英妈妈领着抱着我的高仁顺阿姨，去求助邓颖超妈妈，邓妈妈爽快地把她的盘尼西林交给她们拿去给我注射。生命的奇迹出现了，幼小的生命开始转危为安，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的杜启远妈妈（李天佑将军的夫人）是妈妈的好朋友，她精心医治并照料我。慢慢地我逐渐痊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生母林莹1935年在北平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为保护党的秘密电台正常运转，做了大量外围工作。姥姥是北京人，育有四个女儿。姥姥省吃俭用，供排行老大的母亲上了私塾。为掩护电台安全转移，也曾挺身而出沉着应对。

母亲1936年6月奔赴陕北党中央所在地，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大）学习。不久后，跟随党中央转至延安。红军大学则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1937年，有文化基础的母亲以优异的成绩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延安女子学院任文化教员。学员中大部分都是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刘彩霞阿姨、王顺红阿姨、韩珍阿姨、权卫华阿姨、毛珍阿姨、马慧先阿姨等，母亲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还有输血抢救我们母子的史群英妈妈。她们几乎都是从童养媳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

1943年延安创建了“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母亲被调往该校任教，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成为延安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师”。母亲备课非常认真，边学习边教学。她教他们认字、朗读、写作，讲解中文文法、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知识，还教他们军事技术和革命理论。数百名朝鲜青年在该校学习。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回国后成为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干部。曾任内阁副首相的崔昌义，中央委员崔明，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武亭，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抖奉，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朴政德上将、朴金波中将等。他们都曾在延安学习和工作过。该校为朝鲜劳动党输送了近300名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派出上千名干部，奔赴东北战场接收政权，他们跋山涉水，冲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母亲把我放进马背上的摇篮，她们靠双脚跟着马队前进。始终陪伴在我身旁的是高仁顺妈妈。翻山越岭、渡过黄河、日夜兼程，开始了数个月的征程。此间我又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一次在穿过大峡谷时，出发前大胡子马夫叔叔掀开被角查看每一个箩筐里的孩子，看完甜甜睡着的我之后，不小心，没把我的小被子掖好，大风无情地灌了一路。晚上到宿营地时，妈妈把我从马背上抱下来时，已经是全身青紫，几乎没有了呼吸。有几个同行的阿姨说这孩子怕是活不了了，有一个阿姨说把她扔了吧。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妈妈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暖着，舍不得遗弃，好一阵我才慢慢苏醒了，嘴唇开始蠕动。风餐露宿，母亲几乎没有奶水。炕边一位有乳汁的年轻媳妇，一把将我搂进她的怀里，将乳头塞进我的嘴里，甘甜的乳汁流进我的口中……是人民的乳汁滋养了我，是老乡家的小米糊糊养育了我。活过来的我又随同部队前进了。第二次死神降临是在通过封锁线时，怕孩子的哭声暴露目标，一个个母亲把乳头塞住孩子的嘴，悄悄通过。我又一次差点儿被憋死。好不容易到达长春，我已经八个月了。妈妈被分配在吉林省委陈正人省长的秘书处工作。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当时爸爸在东北野战军十纵队当后勤部副部长后升为部长，参加了极为残酷的黑山阻击战、塔山阻击战，解放了锦州。我在隆隆的炮声中成长。辽沈战役胜利，东北全境解放。

爸爸的部队十纵队改编为47军，在军长曹里怀带领下1949年9月下旬会同46军136师和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奉命进入湘西剿匪。我们随军到了湘西沅陵。白天父亲忙于部署后勤汽车团、被服厂、鞋厂、兵工厂、弹药库等部门的工作，有时带领战士进山剿匪。

有一次妈妈外出开会，我在炕上熟睡，阿姨离开片刻后，就找不到我了。据妈妈说当时驻地的山上有野狼出没，在山下就可以看见山上的土匪用红布擦枪。妈妈怀疑：孩子被山上的狼叼走了？还是被偶尔下山的土匪抱走了？爸爸带着一个排的战士满山遍野地寻找，也没找到。妈妈坐在炕沿儿上抹眼泪，无意中脚下勾出一个被子角儿，妈妈叫了起来。阿姨惊喜地在炕洞的柴火灰里找到了我。又一次有惊无险，脸上也没有留下伤疤。我又顽强地活了下来。

后来父亲的部队挺进海南岛，他只身前往荒芜的海岛。妈妈留在广州军区幼儿园主持工作，照顾着二三百个孩子。我也入园学习了。我的童年是快乐的。

1947年7月，罗荣桓将军的夫人林月琴创办了四野子弟学校。她亲任校长，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林妈妈”。她出色的工作，得到了时任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蔡畅同志的高度赞扬。建国初期，当时的经济条件仍然很困难。为了筹备办学经费，林月琴妈妈曾到上海进行募捐，又招募了不少师范毕业的学生当老师。那时实现供给制，教师的工资每月才几块钱，为了能让老师们安心教学，她想尽一切办法改善教学条件，提高伙食质量。她呕心沥血，为学校招收了数百名学生，学校随着部队前进。

1950年2月47军准备入朝作战，国民党特务扬言要对孩子们下毒手。为免除所有指战员的后顾之忧，组织决定把四野子弟学校小学部和幼儿园搬上庐山。

1951年妈妈送我上庐山顶上的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小学，我有了第六个红军妈妈王长德。王妈妈是长征干部，是谭政将军的爱人。她大胆地把数百名孩子接上山，担负起孩子们的全部生活、学习、课外活动的重担。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直到六年级。全部军事化管理、所有的教职工都是军人，学生们穿统一的校服，课程安排很规范。从此我们无忧无虑地学习玩耍。爸爸妈妈们很少来看孩子。父母直到我三年级才来看过我一回。老师阿姨就是我们的父母。随着战事的进展，陆陆续续就有许多孩子成了孤儿，他们的爸爸妈妈牺牲了。

1953年学校搬到武汉东湖，八一小学成了我们的家。我开始有了第八位红军妈妈吴朝祥，吴妈妈也是长征干部。于慎妈妈主管教学，她是知识分子出身。学校注重德育培养，在温暖的大家庭里，我学习各种知识本领，参加各种军事训练、文体活动，德、智、体全面发展。第十位妈妈是谢果。一路走来，迎接了各种挑战，终于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感恩我的红军妈妈们，如今我子继母业，成长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过62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海外协助教育部开创了哈瓦那大学280年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学中心，后又开办了孔子学院，把汉语的种子播撒在哈瓦那。我边教书边编教，坚持10年编出了一套为母语是西班牙语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新思维汉语》，经过十年在海内外使用，受到学习者欢迎。最近四年来重新修订，即将迎来第二版的面世。为推动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出了力。此间我经历过一次车祸、一次同飓风搏斗。在面对死亡威胁之时，我继承了妈妈们面对生死考量时的沉着冷静，勇敢面对。红军妈妈们的精神鼓舞着我，在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面前，我从未退缩，而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为祖国和北语争了光。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祝愿我的红军妈妈们在地下安息！放心吧！亲爱的妈妈们，你们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