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我客座法国国立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回到北京不久，植树节那天，老师带着学生植树，我和一个学法语的女学生陪着盛成教授在家属区栽种了数株迎春与木槿。
我们的校址原是1952年建校的北京矿业学院，西区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家属院。那个院子,天圆地方,几座楼房东南西北参差错落有致，无论高空鸟瞰,抑或从地上观察,建筑艺术都体现了中国的审美精神；正南正北两条咖啡色砖砌小路在正中交叉成十字，从教学区蜿蜒而来的大路消失在一栋与三栋之间，然后变成向西北和西南两条花草小径。每逢春来秋往,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是学校值得留恋的一个景区。
20世纪末，时代的巨手将四栋楼房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两座十多层的高楼，精致的家属小院遗失在梦里，庆幸的是被人无意留下一株木槿，躲过袭劫，低调地生活在所剩不多的树木之间。每当我看到或想到这株木槿，就会想起盛成教授。
一
光阴很像强劲的褪色剂，它的力量几乎可以使一切化为乌有；不仅是生命，甚至历史都会被它慢慢风化剥蚀得体无完肤。但是，有一种东西几乎可以永存，那就是精神的纪念碑。
盛成是谁？年轻人知道他的已经很少了。前几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博士说他曾去过一次仪征，在扬子公园见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盛成广场”，安放着盛成的全身铸铜坐像。他听说盛成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一级教授，问我盛成究竟是何人？我对他说，盛成是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国际著名学者和思想者……
第一次听到盛成这个名字是1974年秋天。那时我正在巴黎第三大学执教，与1938年留学法国、长期在巴黎从事中文教学和文学翻译的山西才女梁珮贞先生是同事。她问我是否读过盛成风靡法国的MA MÈRE（《我的母亲》）。她还说，法国象征派大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为这本书写了万余字的长序，还说诗人的一处故居就在起始于卢森堡公园东北角往东南延伸至意大利门的Gay Lussac大街的右侧12号。后来，我多次赴法国讲学，每一次都会在瓦雷里故居的大门前停下来，看一遍长方形的纪念牌上的文字，默念一遍“DANGS CECUT Paul VALERY(1891—1899) ”，并拍照留念。
我第一次执教巴黎第三大学三年多，盛成正好周游列国回到巴黎写作，但我无缘拜访这位奇人。1978年，盛成披一身秋光从巴黎经美国回到北京，由于邓小平的推荐，得以将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作为他落叶归根之地，担任一级教授。他来我校前夕，教务长刘君桓到我家问我知道不知道盛成？我说他是大名人、大作家，因一部法文《我的母亲》名满天下。我当时正在主持编撰《中国文学家辞典》，还拿出一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搜集了多位著名作家——郑振铎、沈雁冰、郁达夫、郭绍虞、孙伏园、王统照、叶绍钧等写自己文学生活的一本书让他看，盛成名列其中。不久盛成到校，暂住学校领导居住的家属7号楼一层。一天晚上我去拜访他，当他得知我也刚从巴黎回来，又是研究文学的，彼此颇感有些相见恨晚。我们兴奋地一口气说出汉学家保罗·戴密维（Paul Demieville）、勒内·艾田蒲（René Étiemble）和黄家城（Francois HOUANG）等人。他说：“除了戴密维，后两位汉学家都年轻，我不熟。”第二天，我把“作家调查提纲”给他，希望他能提供翔实的生平和著作资料。他说他视力差，写字困难，可以他说我记。此后，我这个不速之客，就会三天两头去他的住处串门，每次一进门，盛太太李静宜就会高兴地大声嚷着，“盛教授，你最欢迎的客人来了！”
盛教授说他革命的一生、坎坷的一生、自由追求艺术与文化的一生；我当着他的面，只记要点；那时年轻的我，记忆力强，回到家，再整理与他的聊天，就仿佛面对面地在听他的那些传奇往事。
他到学校不久，就搬到更宽大的家属三楼三门203室。我那时担任外语系主任，全系师生为他举行过一次欢迎会，基本没有给他安排什么课，他每日的“功课”就是把眼睛贴在高倍放大镜上看书和赶写自己的学术著作。
盛成教授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起床，吃饭，看书,写作,散步，睡觉,都有定时；每当太阳出来,阳气上升,他必会下楼走几圈。他家离我家,远不过四十米，有多次，没有盛太太陪同，一个人登上家属四楼三门五号我家，有时站着，有时坐在我家的简易沙发上，我们全家悉心陪着，听他说那些散发着“五四”火热味道或法兰西的陈年香槟味道的历史记忆。有两次，我们也同他一起照相留念。
二
盛成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不仅因为他有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更重要的他是20世纪的文化符号，是人类重要世纪的见证人。
盛成祖上是“乾嘉汉学”承传下来的汉学之家。母亲郭氏，是清末“太谷学派”张积中的后人，父亲盛达泰，是支持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盛达泰育有三子，长子盛延祺（1894-1923），又名延年，字白沙，深造于烟台、吴淞、南京海军学校，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策动南京下关海军起义和中华革命党人发动的夺取“肇和”舰、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他为革命捐躯之后，盛达泰说:“我这伢子就是‘六君子’之一，他投胎我家就是来革清朝命的。”盛成的三弟盛延武（1905-1942），字止戈，1924年参加孙中山统率的护法海军，1926年随军北伐。这一兄一弟，都把生命献给了“新思想”。盛成排行第二，从小深受父兄进步思想的熏陶，是一位追随新思想的爱国者，关心国事，向往革命，被誉为“太谷学派”最后一位代表。
盛成曾在1980年8月14日写过一首诗《忆故居》：“天宁塔下有人家，三代孀居酱醋茶。孤树白沙生晓月，满林红泪产飞鸦。雪涛江上三山在，桑梓楼头万物华。八十归根追往事，悠深玄运眷中华。”写的就是他的家世和他一生为国的情怀。
盛家旧宅院内有一株宋代种植的梅树，历经几代风雨老而不衰，花香不减，盛家子弟读书的“梅花书屋”便是以这株“梅树”命名的。盛成小时候在这间书屋读私塾，11岁到南京汇文书院，13岁在老师的指引下加入同盟会。他从少年起就站在社会前沿，抨击黑暗，拥戴光明，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参加辛亥革命，是有名的光复南京“辛亥三童子”之一，还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和鼓励。后来盛成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攻读法文，1917年到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当工人，1919年当选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中国人的灵魂在苦难中彷徨得无法救赎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革命”，接着在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资助下，告别狂飙汹涌的祖国，远赴法国、意大利半工半读，开始在常常捉襟见肘的艰辛留学生活中寻找光明。
他以最佳的学习成绩毕业于法国蒙白利埃农业专门学校、蒙白利埃大学和意大利巴都大学，并获得高等理学士。20世纪初，正值欧洲思潮动荡、“达达运动”在巴黎兴起之时，盛成于1927年，加入布洛东、阿拉贡、苏波、艾吕雅、皮卡比亚等诗人、作家组织的巴黎“达达主义”流派。达达主义者以批判的观念审视传统，力图在反主流文化为宗旨的行动中解放自己。在他参加“达达主义”不久，便参加了法国社会党，旋即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法国南方朗格多克地区的负责人之一。
盛成的性格桀骜不羁,是一位热烈追求光明而又喜欢冒险的人。尽管他曾在巴黎大学担任过助教，但生活却拮据得一无所有,然而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被无情的岁月所摧毁,依然是一只时时渴望飞翔的自由雄鹰。
1927年初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倡导的国际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就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法国女社会活动家加比夫人。那时他已经基本用法文写好了《我的母亲》初稿，他把前两章塞给加比夫人，没想到不仅得到她的热烈赞扬，还得到她的一个拥抱。从此，加比夫人不仅成了他的朋友和同志，还甘愿当他的“秘书”，帮助他策划此书的出版。她对盛成说：“这是一本一定会引起轰动的书！”
盛成按照加比夫人的意思，给保罗·瓦雷里写了一封求其写序的信。这封信，纪德看了之后对瓦雷里说：“这个中国人了不起，将来会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字有贡献。”
1928年初，盛成在巴黎大学开设“中国科学”课程，还做关于“蚕桑学”的公开讲座，演讲中时不时讲到《易经》和“人类归一”的话题。瓦雷里听了他的演讲，不仅觉得这个中国文化底蕴丰富的年轻人前途无限，还从他的演讲中获得了灵感和启发。盛成在《我的母亲》竣稿后，拜访过瓦雷里，向他倾诉了此书写作的初衷，还说自己喜欢写实的作品，写作感情要真实；瓦雷里赞成他的看法，说写文章越真实越好。瓦雷里读完盛成的手稿后，一口气为他写了长达16页、被称为《我的母亲》畅销法国的“救命之星”的长序。
1928年6月，法文版《我的母亲》作为“东方丛书”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果不其然，真的是一夜之间轰动了法国，从此盛成也开始了他游走中法之间的人生序幕。接着，盛成加入了聚集着罗曼·罗兰、纪德、马尔罗等许多法国著名作家组成的法国文人协会，成为那个时代接通中法两种文化的桥梁。
《我的母亲》这部传记体的写实作品，既具有人类社会学的意义，又代表了中国精神；凭借一位柔媚的母亲,以文化征服了法国,征服了西方。盛成作为东方文化和精神的辩护者，使许多西方人改变了对中国的误解和神秘观。这部作品是他计划的“归一集”的第一卷。所谓“归一”即是人道的归一及人类的归一，亦即“人类一体,地球一村,万象归一”。这个“归一”思想，即使在21世纪，也是人类祈望不及的伟大梦想。《欧洲》杂志评论说，盛成的“归一”是要东西文化归一，是孔子人道主义的扩张，有点像苏格拉底；盛成“替东方恶当辩护，也不代西方坏人作保障。这一点，证明他是站在社会前沿阵地的人类进步的卫士。”谙熟中国文化的瓦雷里称《我的母亲》是“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非凡之作”，它“会成为世界新纪元的一个征兆”。“我读了盛成的《我的母亲》一书之后，在最柔和的色彩与最优雅的外貌之下，发现了至大新奇事物的初生，令我梦见天将破晓，玫瑰一色的万象，无穷纤细的光华，暗示着、公布着新世代诞生中无量地事变。”“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在我们的想象中，那里生活着一个奇怪的民族，因为最顺理成章的便是想象着他们所做的，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还说，盛成“把一位最慈爱和最善良的母亲，当作一个民族的代言人，放置于人类的面前，是多么别具匠心和多么合乎情理啊！读者不可能不为之感动并受到震撼。”保罗·瓦雷里满腔热情而又客观地阐述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及其对世界的贡献。
不只是瓦雷里，当时欧洲几十种报刊对这部先后由法文译成英、德、西、荷、希伯来等十六种文字的传记文学都是好评如潮。盛成的处女作在西方人的灵魂中，投下了一束关于中国的神话般的阳光。他用孝子对母亲的赤诚动摇了西方人的心，用一生的经历建筑了东西方文化的真诚结合。
如果说，《我的母亲》是一座连接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桥，而瓦雷里的长序则是西方人通向这座桥的钥匙；如果说，东西方近代史上有一条“丝绸之路”，这条文化之路的杰出筑路者就是盛成；因为他不是“翻译”外国“思想”，而是直接向国外输入中国思想。
人道主义是人类文化最具价值的一个核心，它可以跨越国界和不同文化。盛成的《我的母亲》，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中形成了一个“盛成现象”。
1928年，原始封面《MA MÈRE》（《我的母亲》）
1929年初，盛成先后到比利时、瑞士等国家讲演，“讲家庭，讲中国，讲文化”，讲“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哲学之道；同年4月14日晚上，纪德邀请法国社会名流和读过盛成《我的母亲》的文化人在家里为他举行饯别酒会，使他既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力量，又感受了法国友人对中国的美好情谊。宴会上，纪德说：“世界文学必定产生于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一定产生于地方文学。地方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根源；民族文学又是世界文学的根源。盛成的《我的母亲》，就是地方文学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必不可少的佳作。”
1929年4月15日，盛成告别巴黎，启程踏上报效祖国之路。
三
盛成乘船从法国回中国，一路走走停停，绕了半个地球，直到1930年10月10日才抵达上海。从上海回到故乡仪征，盛成见到的还是贫穷、落后和愚昧。后来，他找到南京佛学院里的欧阳竟无，懂得了从“渐悟”到“唯识论”，从“顿悟”到“禅宗”，明白了一生治学和做人的方法。他曾说，“我一生和唯识论与禅宗亲密为友，我以两只眼看世界而避免了许多片面。”
在中国与西方的比照下，盛成深深感到，要想迎来中国的现代文明，非得靠“教育”不可，没有好的教育，国家不可能进步。“五四”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他有许多从政的机遇，“政治”固然重要，但是教育才是最终主宰国家命运的根本。他到处漂泊，先后在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教书，传授他的知识和思想，由于战争，他又不得不投入抗战。抗日胜利后，辗转上海、台北，又转赴美国、欧洲。1966年3月6日，盛成第三次来到巴黎，那时他已经67岁。为了糊口，他在14区租了一间小房，以私塾形式开办《易经》学习班，十来个学生都是崇拜和研究他的“粉丝”。这些“学生”还组织了一个名为“盛成之友”的文艺沙龙。这期间，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的约请，把文学名著刘鄂的《老残游记》译成法文出版。
1978年，北京的秋色浓得像酒。盛成携夫人在最美的季节经美国回到北京。这时的心情，与初次乘船出国半工半读时的心情既雷同又相异。盛成说，“在走下飞机的时候，我流泪了。我是从北京出发的，绕着地球走了一大圈，我出发的原点又成了我人生之旅的终点。这也算是‘归一’吧。你问我那时的心情，我说不清,只觉得好像见到了我的母亲……”
就在这一年，由邓小平推荐，通过教育部，他便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完成了落叶归根。这所国际性大学是培养汉学家的摇篮，他没有太多的教学任务，所有的时空都属于他，好使他能够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整理过去已发表或尚未发表的学术论著及诗文。
1985年3月14日，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代表密特朗总统，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此最高的荣誉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的特殊贡献。
回国时他已经身染疾病，但他并不把它当回事，每天伏案读书、写作、研究，像急着赶路一样。1996年岁末，病魔终于以另一种形式纠缠他，要他服输。12月下旬，我最后一次探视他。盛太太在他耳根温柔地说：“阎纯德看你来了……”他的眼皮动了一下，闪出一条小缝，又好像没有睁开。当时他还清醒，这位心志强大的老人，以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我知道！但是，我不想死！我的研究还没有完……”这时他眼角浸出黄豆大小的泪滴，透着求生的光亮。
1996年12月26日，盛成教授仙逝。依其遗嘱，他的骨灰归葬于仪征青山母亲墓茔之侧。
四
盛成一生笔耕不辍，学术上，他主要从事法国语言文学、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文化研究。除了早期那部法文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母亲》，还出版了《母亲与我》《海外攻读十年纪实》《意国留踪记》《巴黎忆语》《东南西北中》《旧世新说——盛成回忆录》，法文诗集《秋心美人》《狂年吼》《老觚新酿集》及译著巴尔扎克的《村教士》，中译法《老残游记》等。1978年回到北京之后，他又出版了中文诗集《盛成诗稿》、纪实作品《盛成台儿庄纪事》、文论集《盛成文集》及四卷本《盛成文集》等。这些著作，主要记录了他的思想和足迹。
《盛成台儿庄纪事》是一部牵系中国人民感情的台儿庄战役的原始记录。盛成当时作为国民党第31师战地记者的身份亲临战争现场，从微观视角描绘了丰富的细节，讲述了这场战役的状况和真相，以及中国官兵为国捐躯的伟大精神。盛成的中文诗集是他漂泊无定的“旅人”生涯中随写随“丢”的部分古体诗稿，是他沉思后咏物、怀人、抒情、写景、言志之作，是他即兴下载的思想火花，也是他生活、思想历程的一部诗的日记。这些诗稿，由当时已85岁的李静宜女士在美国蘸着许多朝晖和落霞以及不眠的灯光，一笔笔从散落凌乱的日记、笔记本、纸片上抄写下来的。由于许多诗写作年代不明，这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理解。
思想、激情、形象、美感和文化意蕴是诗的骨肉和灵魂。他的诗，虽是人生旅途中的急就章，但是思想和技法不凡，我们不仅可以倾听到他浩瀚的生命乐章，还可以从他的深厚学养和东方智慧中得到人生启迪。他的深刻、机智和聪明，使其诗文随处都有火光划过读者的敏感视角。有一首朴实的诗这样说：“多少年来多少事，多少玫瑰多少刺，多少血泪洒东西，多少相思多少字。”如果读者了解了他的一生，就会知道这是他一生的总结。为了人道的观念、“人类的归一”，他奋斗过，像个勇士，他战斗过，像个战士，他辛苦过，像个无产者。他的一生，属于国家和民族，也属于自己；既有往昔爱的甜蜜，也有爱的痛苦；有业绩和成就，也有苦难和欢乐。
五
盛成东飘西荡，一生坎坷；他作为20世纪一个灿烂的文化符号，一生总是站在人类的思想前沿。无论是对国家命运的热烈关怀，或是对先进政治的孜孜追求，抑或对学问的忘我和执著，都显示了一代爱国文化宗师的深刻历史特征。他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正面理解，使他的建树不仅具有丰富的传统性，而且还具有开放的先锋性。以老子的观点看人和世界是“人法地”；盛成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土地上的人，我是地球上的人。地球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过去的观念，认为地球是不动的，是静的，所以产生牛顿的静者常静、动者常动的宇宙观。现在的实际情形，地球绝不是方的，是圆的，而且是不断旋转的，不但日夜在自转，而且还绕着太阳公转……本来一切都是圆的，才有自转与公转，假如是方的就不能公转与自转。这个‘方’字把中国人害死了。所谓方正、方向、方位、方家，‘君子可以欺以方，难罔非其道。’方位何在？方法何来？方面何存？因此我们的基本点、基本线、基本面、基本的轮廓以及我们的基本字、基本语句都无时无刻不是动的。静者常静在哪里？方位在哪里？方法又在哪里？这就是21世纪，一切都是动的，一切都是新陈代谢的，一切都是活的，不是死板的。”（《回首20世纪》）这是他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这个宇宙观，从何而来？因为他的世界观是“动”的。这与他早年在法国从事农学、生物学、昆虫和动物学研究有关。他的研究最终悟出一个道理：生物和人类共同存在于地球上，生物和人类一样。这个认识具有深刻意义，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科学意识和社会意义。严格说，生物可以远离时时威胁它们的人类，而人类却不能离开赖以生存的生物。盛成拥有传统，但他从不死守传统。他的思想总是很新，很开放。这新的开放思想伴随他一生，为了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和道德精神，他“不安分”地奋斗着、追求着、寻觅着，关心国家，关心人类。
参与搭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盛成教授乘鹤而去。法国总统希拉克于1997年1月30日亲笔写信给盛成夫人称赞这位见证法国与中国珍贵相逢的伟大朋友。
盛成人走了，但精神还在；吹来吹去的历史风沙，没有模糊他的音容。在我们大学的校园里，每当桃李芬芳之后，他栽的那株木槿依然茁壮挺拔，朴素而大方的木槿花，总能灿烂地笑出一个温馨的金秋。
《我的母亲》中文版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