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结伴远行。他们是商量好的吗？一前一后，他们微笑着，安然而散淡，像是结伴散步，更像一同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他们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永远有上上下下“朝拜”他们的信众。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他们像峻石铸就的高山，我们的心是围着山转的水。他们走了，我们向他们挥挥手，以泪作酒，祝他们一路平安。
文化就像农民耕耘的土地，只有深耕细作，才会有收获。但是，他们有永远耕耘不完的大地，有永远收获不完的硕果。他们走了，留下一片无垠的文化原野，也把尚未开垦的未竟之业作为遗产留给我们——一群东方的文化儿女！
季老晚年有恩于许多教育、文化单位和个人。由于他的善他的真，他的支持、帮助和影响，使得一些教育和文化实体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起色和发展，使得某些个人得以“飞黄腾达”。我们北语就是其中一个教育单位，《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就是其中的文化“实体”。为此，学校的历届校长和书记，都感激在心，念念不忘季老给与我们的关怀和恩惠。
1993年，我校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由我具体操办，时任校长杨庆华教授问我准备请谁当顾问，我回答：“张岱年、任继愈、季老和萧乾。”（其实，我心目中还有钟敬文）为了请季老当顾问，我冒冒失失打电话，向李玉洁大姊说明拜访季老的因由，不会耽误季老太多时间，就一刻钟。从电话里，我听到季老对李玉洁说：过几天吧，下午，3点半以后。
6月中旬，我骑着自行车，独自摸到北大13公寓201室；怀着矛盾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轻轻敲门，那是一种怕自己要找的人听见而影响其休息又非得去敲的心态，轻轻叩响季老的大门。是的，我怕惊扰他，不愿搅扰一位智者的休息或宁静。但没想到，开门的竟是季老。他打量了我一下：“是阎纯德同志吧？”我说：“是啊，季老！”我随着季老走到里面的那间放满了书和杂物的“客厅”，我们一坐下，他的爱猫跑过来，一跃，先上到季老的腿上，眼睛盯着我们，许是它觉得听人说话不妥，于是又跳到斜对面的桌子上，认认真真监视着我们说话。
一坐下来，我就先自我介绍：“我北大中文系出身，现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书……”季老说：“我知道你主编过《中国文学家辞典》，还把我收了进去。”接着，我单刀直入地向季老谈起编辑这本杂志的想法和细节，还把拟好的几十个栏目念给他听，并将创刊号的目录递给他过目。这本杂志首期的主要作者有张岱年、盛成、张岂之、汤一介、傅璇琮、吴小如、冯天瑜、钱逊、严家炎、谢冕、刘梦溪、陈漱渝、周思源、彭庆生、韩经太、杜道明、许树安、王晓平等著名专家学者，这一期共有14个栏目。季老看完之后说：“创刊号的阵容可谓壮观、辽阔、宏伟，那么多名人给你写文章，我看哪家杂志也得甘拜下风。你办刊的想法不错，你是要将《中国文化研究》办成真正海涵中华文化的杂志，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还包括地域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真正的大中国大文化。这很有新意，就是不要仅仅是儒释道那些千年一贯、千篇一律的文化；你们还将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纳入其中，有远见！你们既然想要我当顾问，我就不能白当，有时候我可能要问问；问问，你们不反对吧？我头上的‘高帽子’快把人压死了！其实有许多‘顾问’‘会长’之类的事我是不管不问的，他们也未必想让我管让我问。我很清楚人家的想法，于是我也就倚老卖老装糊涂。事实上，我一点也不糊涂，不过人生在世贵在难得糊涂，必要的时候，装糊涂也很好……”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从季老的笑声里，我理解这位大学者的宁静心态和长者的人生智慧。既然他答应了请求，接下来就要得寸进尺，请他为创刊号题词。他没有拒绝，遂走到隔壁的书房，十分钟后，题词便写好了：
弘扬中华优秀的文化实与人类生存前途密切相关。我们今天应当从这个高度上来认识弘扬的意义。
我想得到的，北大母校都给了：顾问和题词，一切都很温暖。季老无私地将他的智慧给予了一个正在诞生过程中的“文化产儿”——《中国文化研究》——所需要的精神和阳光。他的赐予，也正像张岱年、任继愈等前辈一样，成为文化成长的及时雨。
1994年3月9日，正是春风聚集阳气、大地回暖的时候，《中国文化研究》举行出版座谈会。我打了一个电话，季老便来到我们学校，与张岱年、任继愈、钟敬文、张清常及汤一介、乐黛云、傅璇琮、冯天瑜等近三十位学者一起，不仅对《中国文化研究》予以肯定和鼓励，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那一次，季老讲了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怎样研究中国文化和如何办好《中国文化研究》三个问题：
中国文化对今天重要，对未来更重要；对中国重要，对世界更重要。我强调两个“更”字。怎么叫“对今天重要”呢？刚才张岱年先生提到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这是有目共睹的。“礼失而求诸野”，现在要“求诸野”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个原因，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的广播和电视，宣传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很值得研究；我们出版的书籍，究竟宣传什么？对青年人，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起什么作用，这非常值得我们担心。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可是今天我们许多地方也不那么伟大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起码应该有扭转社会风气的作用。为什么说“对未来更重要”？原因是再过六年就是21世纪，现在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是坚决主张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的世纪的。因此，我说中国文化对今天重要，对未来更重要。中国文化对中国重要不用再讲，对世界更重要还是需要再说一说。我们的文化好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并不注意。前几年海湾战争，萨达姆打了个很惨的败仗，美国的“黑头”将军打了个漂亮的仗，其实这在中国就是四个字：“兵不厌诈”！这对我们是很简单的事情，可对萨达姆来说就很不简单，他上当了，结果吃了大亏。去年我们国家的一位领导人访问印度，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时，印度总统脱口用中国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来阐明教育；到了巴基斯坦，他们的女总理也引用中国的古书谈文化。外国的政治家重视中国文化，而我们是否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不单是为了中国，更重要的是为了全世界。我讲过一句有点儿狂妄的话：“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
关于怎样研究中国文化，季老说：研究中国文化的刊物很多，咱们的《中国文化研究》怎么出，要办出成绩来就得费点脑筋。第一，要了解其他刊物的动向和内容，要有分工，不要一个题目大家都来搞，这很浪费，应尽量避免重复。第二，要搞出自己的特色来，起码要达到向外国人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我们这个刊物的文章是高的，栏目也比较齐全，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1998年，《中国文化研究》创刊五周年，季老又为我们题词：“诚挚祝贺中国文化研究创刊五周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自我第一次登门求季老当顾问之后，在这十六七年的岁月中，到他的陋室拜访前后不过四次，每次进门就想着说完事尽快走人，决不啰嗦。我很忌讳“纠缠”名人，因为他们的时间比生命还宝贵。我请他题词、写文章、参加我校举办的各种文化研讨会，都是通过电话或写信。他仿佛就是一位不会拒绝的人、有求必应的“活神仙”，给你的永远是慈祥的微笑、真诚、温暖和信心。每次亲切接待之后，临走时也总像张岱年先生那样，一定送你到门口。虽然他不是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其实，他也是属于国人最忙的一位，学术上的事情，新闻媒体采访，加上意想不到的事和人，都会找到他的头上，他即使是印度神话中拥有四头八臂的大梵天，或是《罗摩衍那》中的罗刹王、我们的孙行者，也难以一当百地应付没完没了的正事、闲事和杂事。谢天谢地，幸亏有一位不辞辛苦、甘当“门神”的李玉洁大姊，她的庇护使季老少受不少难言之苦。
季老关心中国文化研究，还特别关心汉学（SINOLOGY）研究。1999年5月，我给季老写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为《汉学研究》写一篇序。季老回信说他“愉快应命”，并答应从山东返京后立即命笔，遂于9月30日写毕。可惜，这序文一直没有飞来，好事多磨，两年后即2001年中秋前夕，季老的大作欣然“失而复得”，使得那年的中秋明月也高兴得分外皎洁。序文非常重要，不仅重提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季老还提出许多人类文化的重大问题：“有一个事实，常被人忽略：西方近代文化带给人类的不只有幸福与进步，也有灾难与弊端。大气污染、臭氧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爆炸、生态失衡、淡水资源匮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世界上所谓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西方以外的国家，把西方的好东西带来了，西方文化造成的弊端，威胁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也随之而来。我认为，人类正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救之之方，只有一个，就是利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济西方文化之穷，人类庶几能免于灾难的威胁。”他说对西方汉学家的作用必须重新认识，并预言，“到了21世纪，阴霾渐扫，光明再现，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时候，西方的汉学家将是中坚人物，将是中流砥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独具慧眼，创办了《汉学研究》杂志，这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季老对于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担忧，是有识之士所共有的文化忧患，值得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深思。
季老是一位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而又乐观、自信的文化学者和思想家，他所有的学术文章以及文学散文，都不是无的放矢，都能给我们许多思想领域的深度启示。我们中国所缺少的就是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思想家。19世纪末以降，苦难、动荡、悲情的中国，出现过许多文化名人，他们手里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权势和金钱，但是作为思想者，无论是在其时，抑或在其后，他们的思想都是照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温暖阳光。季老就是这些人物谱系中的一位。作为大学者，他在语言学（印度古代语言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语义）、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梵文文学和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卓越建树。
每个人都有或和顺或坎坷或灰暗或辉煌的人生旅程。季老从他降生那一天起，命运便在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家乡——山东清平官庄——的泥土路上划出了一条起跑线。对于历练人生而言，贫穷是一块磨刀石，它能激励奋进的意志和坚毅的性格。苦难为季老的一生注入的是刻苦勤奋精神。因此，这个“无产阶级”，在过早失去母爱之后，寄人篱下十三载，先私塾，后小学，再初中高中，依仗出类拔萃的古文和英文在高中取得“六连冠”，并在1930年同时考取清华和北大。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清华。再后，十年留学德国，以《<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为题，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博士后阶段发表《吐火罗文本<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和《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等重要论文，使他成为德国学界交口称赞的中世纪印度学专家；用他的话说，“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在他的人生路上，与之相恋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没有能留住他，“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尽管他也依恋这位美丽的姑娘，但还是在1946年回到了祖国，在陈寅恪的推荐下，得到了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和代校长傅斯年及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的赏识，破例录用为教授，还委任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胡适在给他的复函中称其论文《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确凿之至”，晚年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还说，“做学问，就得像北大的季羡林研究佛教那样……”
“文革”十年曾使他的心灵受伤，但又使他清醒。日月重明之后，六十七岁后的岁月，成了他灿烂的收获季节。他说自己“不是文曲星下凡，不是天潢贵胄转世，我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就是这个20世纪初的“穷小子”，跨过数十年的人生坎坷，终于成就了宏文大著、道德文章。他的散文创作和文化思考活跃而深邃，他用爱和文化之心守望家国，温暖人生，我们在他的脍炙人口的《牛棚杂忆》《病榻杂记》《阅世心语》等作品集中，不仅收获丰硕的知识和人生真谛，更是寻得一份真情和精神。为人为文，憧憬于朴实朴素，钟敬文先生评论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季老有一种自觉：尽管人们总把他称为“大师”或“泰斗”，但他从不把自己看成社会或别人的救星，而自视自己是普通人群中的一员。这种朴素或普通，不仅仅表现在穿衣戴帽的外表上，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是普通人的心。1998年，山东学者蔡德贵研究员为《中国文化研究》写了一篇阐述季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开始其题曾亮出了“泰斗”称谓。为此，我给季老打电话,他坚决反对：“什么泰斗！千万不要！我不是什么大师、泰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化人……”后来作者将题目改为《论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与特点》，文章刊发在当年的“夏之卷”上，反响极佳。季老的这种美德，被谢冕称为“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厚重之中。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丝毫的自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历来中国文化人的理想，季老就是这种信仰的守护者。关于他的道德文章，张中行说季老身上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而这三种“难能”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朴实”再难找到第二位。饶宗颐说“他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
真话可以拯救一个社会，假话可以毁掉一个国家。追求真实，讲真话，讲真情，是季老的性格和做人原则。2007年8月3日，季老向前来为他祝贺96岁寿辰的温家宝总理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两句醍醐灌顶的话，代表了他做人做事和对社会人生认识的真谛和良心，因此，千百万网民说：季老胸怀坦荡，铁骨铮铮，敢讲真话，令人敬佩。
一位在人世间活了九十多个春秋的“世故”老人，说真话，谈人生，季老有资格。但是，“什么叫人生呢？我并不清楚。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清楚的。”甚至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恐怕也很糊涂，因此，“以已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他说“吾辈”皆是凡人，“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个人能先制定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众生。先考虑要降生的国家，再考虑要降生的父母。考虑周详之后，才从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辈凡人。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也没有。”季老还说，人在被动中或是糊涂里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劝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睢地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文人墨客说不清楚。尽管如此，关于人生，季老还是以其睿智的深思熟虑，在许多文章里反复探讨这个问题：人是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世态炎凉、走运与倒霉、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谦虚与虚伪、容忍与成功、有为和有所不为等有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季老的思想像一部诲人不倦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又像一泓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我们从他的著作里，可以随处受到启迪：“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人。”“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自己生存，也让别的人或动植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这些朴素的思想，彰显了他的道德人格。
季老说他有两个母亲，一是生母，一是祖国。没有母亲的人，孤独；没有祖国的人，受欺。母亲离世后，为追随母亲，他想过自杀；日日梦归三百里，夜夜思母十二时，这是他对于母亲的深笃思念！2001年，季老回老家祭祖，他悲恸地在母亲墓前磕了三个响头，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这是季老的“恋母情结”留给人间的感人佳话。
故乡与故国总是可以互为借代生死感情的。这种寄托，在历史上，泰山不仅是齐鲁或“山东”的代名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泰山也是家园和国家的代名词。2005年8月30日，季老在病榻上一气呵成大气磅礴的《泰山颂》，视泰山为“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寄托了他对故乡、国家和民众的深情和理想。
季老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的文化思想广阔而深邃。关于中西文化，季老有许多精辟论述，这是他对于人类文化研究的一大贡献。他认为文化交流一是输出，一是输入，敦煌是输入的代表，很多国家文化都到过敦煌。敦煌文化多是佛教文化，也有其他文化，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对于文化，他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他最著名的论断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他从人类全部历史发展来看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如此，也绝对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的这一观点虽然也受到质疑，但我认为他所阐述的正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朝代，都会有盛有衰，谁也不会天长地久千秋万代，周期性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怀念这位焚膏继晷，披星戴月，笔耕不止的季老，怀念他的善，他的真，他的德，他的爱国爱乡和学术精神。有人说，季老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想，未来既是一个时代的继承，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一个时代的开始。季老无疾而终，临走时连一张便条都不留，因为他相信“青出于蓝”，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