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７日上午，告别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之后，我们的汽车抵达甘肃省会宁县，来到位于会师楼旁的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塔前。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共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就是在这里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为期整整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世界性壮举。设计别具匠心的高大纪念塔宛如三位历史巨人一样紧紧簇拥于一起，屹立在大地之上，傲视着苍穹。听着讲解员的解说，我仿佛同时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欢呼声。这是胜利的沸腾之声，它的历史回音至今仍在全世界的上空回荡。这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被奴役者的福音。

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我们走访了附近的一些民居。从他们那里我们获知，会宁县是西北著名的高考状元县，但也是著名的贫困县之一。这是个让人喜忧参半的消息，一座有着如此吉祥历史纪念意义的城镇，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仍旧没有摆脱掉历史的重负。状元县和贫困县这种耐人寻味的双重称谓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在历史的辉煌瞬间，我看到了一种持久性的历史隐痛。它疼在记忆的心灵上，亦疼在我自己的躯体上。我在想，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高考状元们，又有多少会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而在学成之后执意回乡的呢？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无需调查即可清楚这个问题令人汗颜的答案。如今，还有谁会像那些先烈们一样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先的呢？同解放初期无数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回国参加祖国艰苦创业的爱国知识分子相比，我们今天的大多学子同样也应该感到耻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传统今天还保留了多少呢？

从民居里出来，我又回到了那座纪念塔前。昂首望去，我忽然想到了那句话：“我从哪里来，我就要回到哪里去。”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是从一种凝结着深厚忧患情感的民族传统那里来的吗？可我们为何在今天却变得越发地贪图个人享乐了呢？随即，我想到了“背叛”两个字。

同行的人们纷纷举起相机站在塔前留念，我却无力举起自己的相机，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座象征着不易胜利的丰碑，但是我们又都为这种胜利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敢说自己拥有分享其荣耀的资格吗？

别了，会宁，一个既让我感到神圣又让我感到羞愧的地方；希望再见到你时，我能像那座会师纪念塔一样重新高高昂起自己骄傲的头颅。

返程的前一天，我们来到了位于青海西宁的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馆。这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只有沉痛。

当年在河西走廊同马步芳军阀寡不敌众的残酷较量中，有近９０００名红军被俘，其中有近１５００人惨遭杀害；剩余的沦为劳工，从事着身心难以承受的苦役，并伴随着滥杀和各种酷刑。而６００多名女红军战士遭罹的折磨更是令人发指，她们中间仅有少数人获救，绝大部分后来都流落到甘肃、青海等地，即使是在解放之后也一直过着不幸的生活，原因是她们皆被看成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追随者，因而只能长期遭受着歧视。历史进行到这里复杂得有些严峻了，我不得不放慢参观的脚步。

在我们以往的中国革命史教科书上，西路军一向被认为是张国焘为了同中央对抗而自行组建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也被定性成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阴谋的可耻破产。毛泽东在他写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这样说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破产。”这样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左右着人们对于西路军历史的评价。直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一些历史学者才本着“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大胆开始了针对历史误会的修正。在大量铁证面前，张国焘的阴影渐渐淡出，西路军的真实历史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事实表明，西路军的组建并非张国焘个人所为，而是奉中共中央军委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８日“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的电令组建的。西路军的征战尽管是失败了，然而它的历史作用却绝对不能抹煞；因为如果没有河西红军的局部牺牲，便不可能有河东红军的全局胜利，称其为“退却逃跑路线”是明显有失公正的……值得重新认识的地方还有许多许多，但我尤为牵挂的却是那些此刻还幸存于世的西路军战士们，他们过得还好吗？岁月是否已抚平他们心灵所蒙受的巨大创伤？

我再一次意识到了历史责任的重要，对于每一个为我们贡献过血汗和生命的人，我们都不能轻易将其忘记啊。

走出纪念馆，我感到了些许的压抑。环顾四周，群山似乎在低吼，松林仿佛在悲吟，慢慢诉说着一段不堪的往事。我情不自禁地深深弯下了腰，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英勇战斗过的西路军将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