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我上高二时，在抗美援朝的大潮中，我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告别家乡，踏上征途，直奔北京。我们一行几十人被送到位于通县张家湾的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机要训练队，学习政治和业务。十个月之后训练结束，我和其他七位同志被分配到空军司令部机要处。空军司令部是空军最高领导机关，她是我心目中神圣而崇高的大学，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所大学。
我们到机要处三科从事译电工作。科领导组织以老带新“一帮一”活动，老同志帮助我们熟悉业务，启发我们提高思想觉悟。政治协理员经常给我们讲政治课，讲人为什么活着，应当怎样活着；讲人民军队的宗旨，讲人民军队为人民、靠人民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我开始有了入党的想法和要求，并在工作中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首先是要努力做好本职译电工作。那时，前线空战频繁，电报如潮水般涌来，而且多为加急、特急。我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办公室埋头译报，年年数量超额，质量也不断提高，为此，上级先后给我记了两次三等功。此外，我努力做好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工作，每周定期出黑板报。就这样，我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战士，并于1953年12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永远感恩人生中这第一所大学，她让我走对走稳了人生的第一步。
1955年，正当我满怀激情要为军队服务一辈子的时候，国防部下令部分女战士转业地方，其中就有我们单位。我虽然一时无法接受，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进是党的需要，退也是党的需要，军令如山，必须坚决执行。我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离开了空军机关，离开了给过我生命中最丰富营养的“家”。
转业以后，我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后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俄语。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所大学。我渴望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一门心思只想闭门读书，不愿担任社会工作。可当时学生中党员很少，调干生中的党员是系党总支的主要力量，许多工作都压到我们身上。再加上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大会小会不断，自习时间被冲了又冲。我心中不悦，情绪不高，作为班级联合党支部的委员，内心十分矛盾。怎么办？我冷静思考，扪心自问：你入党究竟为了什么？现在正需要党员发挥作用的时候，你不挺身担当谁担当？你是从部队出来的党员，退伍不褪色，绝不能丢解放军的脸！我积极调整心态，尽可能解决工作和学习的矛盾，艰难地度过了前三个学年。第四年是毕业季了，系总支也考虑到我们这些党员骨干的实际情况，决定派总支干部下沉担任全年级的支部书记，解放了一大批原班级支部的干部，让我们能集中精力，充分利用这一年的宝贵时光，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最后冲刺，完成最终的学业，顺利毕业。
我感谢我人生中的第二所大学，她让我获得了专业知识，在政治上也使我经了风云，见了世面，得到了实际的锻炼和考验。
1959年，我毕业留校被分配到留苏预备部任教，1962年转入刚成立的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后升格为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从此我成为北语的一员，直至退休。北语是我人生中的第三所大学，也是最后一所大学。
我在北语生活工作了60多年，与北语同甘苦，共患难，北语经过数次伤筋动骨的大搬家，最后才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得到重生、复校，终于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家，落脚在现在这个校址。在这里，我们曾经用自己的双手参与修旧楼、盖新楼的劳动，建成了今天这个美丽的校园。
1974年，也就是复校后第二年，我就被调入当年的来华留学生一系党总支任职。一系对我来说，完全陌生，人员生，环境生，教学内容更生。我从没有接触过外国学生。不懂对外汉语教学，通过听课、家访，我逐步了解一系的情况。那时教师工资低，多数人月工资只有56元，生活拮据；住房挤，多数人住筒子楼，一室一家，走廊做饭；住单元房的也多是一单元住两三家。当时教师工作负担重，每周工作6天，每人周课时12节，外加分片包干的每周半天的校园卫生劳动，还有分批去农村劳动锻炼，少则一两周，多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工作，在系主任吕必松同志的带领下，白手起家，一点一滴地建设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崭新的学科，使其从小到大，逐步走上正轨，走向成熟。许多老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一切，都使我深受感动，自己也想为这一事业出些力，可又感觉力不从心，只有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尽可能地为老师们排忧解难。
1983年，我意外地被上级领导选入院领导班子。我自知难以胜任，几次推辞未成，只得服从。我心怀忐忑地走马上任，接受新的考验。院领导工作不比在中层，接触面更广，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当时正赶上平反冤假错案，调整中层领导班子等，压力很大。多亏书记经常亲自过问、指点和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配合和帮助，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在一系和院里各八年的工作，对我都是大考，结果说不上优良，只能算是及格。回顾近60年我与北语一起成长、一起发展的历程，是北语的党组织和历届领导培养了我，给了我成长的平台和发展的空间。他们都是我最好的老师。北语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三所大学，也是最后一所大学。我在这里努力过、奋斗过，这里有我耕耘的辛劳，也有收获的喜悦。我真诚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志给予我的厚爱。
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虽然难以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我会永远记住党的初心和使命，记住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支持支部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维护好自己的健康，不给组织找麻烦，少给子女添负担，健康乐观地安度晚年。我已办好身后捐献遗体的手续，希望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点贡献，以了我最后的报国心愿。
（王静，1931年生，浙江宁波人，1953年入党，曾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副书记，退休后曾担任校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
